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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在北大，任教“近三百年学术史”一年。翌年，改开中国政治制度史。系主任陈受颐弗允。受颐人素谦和，主讲西洋史。闻其于西洋中古史颇有深入，实际并不任系务，乃由孟真幕后主持。大意谓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政治制度可勿再究。余谓，言实际政治以前制度可不再问。今治历史，以前究属如何专制，亦当略知，乌可尽置不问。屡争，终不允。余言，余来任课，上古史秦汉史由学校规定，余一课任余自由开讲，不论选课人多少，余意欲开此课，学校似不宜坚拒。遂终允之。北大选课，学生可先自由听讲，一月后始定选。到时乃无人选余此课。当时法学院院长周炳霖告其同事，学生来校只知西洋政治，不知中国政治，今文学院开此课，当令学生前往听讲。遂有政治系全班学生来选听此课。稍后，人益多，乃历史系学生前来旁听。因北大校规松，选定之课可任意缺席，未选之课可随时旁听。故学校自开学后，讲堂必随时改换。旁听多，换大课堂；缺席多，换小课堂。某教师或自小课堂屡换大课堂，某教师或自大课堂屡换小课堂。学生以此为教师作评价，教师亦无如之何。清华燕大殊无此现象。惟余第三年仍开近三百年学术史，俾完成余之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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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北京大学杂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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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每次上堂必写此一堂之讲授大纲及参考材料。惜余此课所讲迄今未编撰成书，惟散见其要旨于余此后之《国史大纲》中。即余初来台北，有《历代政治得失》一讲演，已付印出版，亦可谓余在北大讲授此课一简编。则已距当年开讲近二十年之久矣。
时颉刚在燕大办一《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一《食货》，两杂志皆风行一时。诸生来余舍，请余办一《通典》，谓当与《禹贡》《食货》鼎足而三。余拒之。诸生曰，师仅挂一名，其他一切尽由吾侪负责，请勿忧。余曰，今年开此政治制度一课，乃为诸生于此方面常识特缺，非为余于此特所重视。余爱通典制度，亦爱食货经济，又爱禹贡地理沿革。诸生当扩开兴趣，博学多通，乃能于史识渐有进。待他年学问基础既立，庶可择性近专精一门。此乃成学后事，非初学时事。倘诸生今即专骛一途，适以自限，非以自广。恐于诸生学业前途，有损无益。余为诸生着想，非自为计也。诸生唯唯而退。
时国民政府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大虽亦尊令办理，但谓通史非急速可讲，须各家治断代史专门史稍有成绩，乃可会合成通史。故北大中国通史一课，乃分聘当时北平史学界，不专限北大一校，治史有专精者，分门别类，于各时代中各别讲授。历史系主任及助教两人，则随班听讲，学期学年考试出题阅卷，由彼两人任之。余亦分占讲席，在讲堂上明告诸生，我们的通史一课实大不通。我今天在此讲，不知前一堂何人在此讲些什么，又不知下一堂又来何人在此讲些什么。不论所讲谁是谁非，但彼此实无一条线通贯而下。诸位听此一年课，将感头绪纷繁，摸不到要领。故通史一课，实增诸位之不通，恐无其他可得。乃有人谓，通史一课固不当分别由多人担任，但求一人独任，事亦非易。或由钱某任其前半部，陈寅恪任其后半部，由彼两人合任，乃庶有当。余谓，余自问一人可独任其全部，不待与别人分任。一九三三年秋，北大乃聘余一人独任中国通史一课。于是余在北大之课程，遂改为上古史秦汉史及通史之三门。学校又特为余专置一助教，余乃聘常来北大旁听之学生贺次君任之。
自余任北大中国通史课，最先一年，余之全部精力几尽耗于此。幸而近三百年学术史讲义已编写完成，随时可付印。秦汉史讲义写至新莽时代，下面东汉三国之部遂未续写。余之最先决意，通史一课必于一学年之规定时间内讲授完毕，决不有首无尾，中途停止，有失讲通史一课之精神。其时余寓南池子汤锡予家，距太庙最近。庙侧有参天古柏两百株，散布一大草坪上，景色幽茜。北部隔一御沟，即面对故宫之围墙。草坪上设有茶座，而游客甚稀。茶座侍者与余相稔，为余择一佳处，一藤椅，一小茶几，泡茶一壶。余去，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余于午后去，必薄暮始归。先于开学前在此四五天，反复思索，通史全部课程纲要始获写定。
此课每周四小时，共上两堂，每堂两小时。余于开学后上课前，必于先一日下午去太庙，预备翌日下午上堂内容。主要在定其讲述之取舍，及其分配之均匀。如余讲上古史，于先秦部分本极详备，但讲通史则不多及。又如余讲近三百年学术史，牵涉甚广，但讲通史则只略略提到。必求一本全部史实，彼此相关，上下相顾，一从客观，不骋空论。制度经济，文治武功，莫不择取历代之精要，阐其演变之相承。而尤要者，在凭各代当时人之意见，陈述有关各项之得失。治乱兴亡，孰当详而增，孰宜略而简，每于半日中斟酌决定明日两小时之讲述内容。除遇风雨外，一年之内，几于全在太庙古柏荫下，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定其取舍。终能于一年内成其初志。上自太古，下及清末，兼罗并包，成一大体。
下及第二年，余遂可不复至太庙古柏下，然亦随时随地不殚精思，于每一讲之内容屡有改动。又增写参考材料，就《二十四史》《三通》诸书，凡余所讲有须深入讨论者，缮其原文，发之听者，俾可自加研寻。然此工作迄唐五代而止。因史料既多，学生自加研寻亦不易，此下遂未再续。所发姑以示例而止。
中国通史乃文学院新生之必修课，亦有文学院高年级生及其他学院诸生，复有北平其他诸校生，前来旁听。每一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满。有一张姓学生，自高中三年级即来听课，余在北大续授此课，前后凡四年，张生每年必至。余又在西南联大续任此课两年，张生亦先后必至。余知前后续听此课历六年之久者，惟张生一人。彼告余，余之每年任课所讲内容不断有增损，而大宗旨则历年不变。彼谓于余历年所讲变动中，细寻其大意不变之所在，故觉每年有新得，屡听而不厌。如张生亦可谓善用其心矣。
二十年前，余曾去美国哈佛大学，杨联升教授告余，彼其时肄业清华大学，亦前来旁听。计亦已二十五年上下矣。检其书架上两书相赠，一为余之《国史大纲》抗战期间在重庆之国难第一版，一为余之通史课上所发之参考材料。余受其国难新版，为余手边无有者。其参考材料，则嘱联升教授仍留架上，或有足供参考处，余未之受。后此项材料由余英时交台北某书肆印行。
余在北大任此课时，又常有日本学生四五人前来旁听。课后或发问，始知此辈在中国已多历年数。有一人，在西安邮局服务已逾十年，并往来北平西安，遍历山西河南各地。乃知此辈皆日本刻意侵华前之先遣分子。并常至琉璃厂、隆福寺，各大旧书肆，访问北平各大学教授购书情形，熟悉诸教授治学所偏好，以备一旦不时之需。其处心积虑之深细无不至，可惊，亦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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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北京大学杂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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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余任北大及兼清华课外，越两年，又兼燕大课，于是每周得两次出城，各半日。此乃无法辞卸者。某年秋，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某君忽来访，邀余去兼秦汉史课一门。某君忘其名，乃北平史学前辈，其所编讲义亦正流传东安市场各书肆。其来言辞恳切，有坚求必允之意。余告以北大校规，校外兼课只许四小时，余已兼清华燕大两校课，适足四小时之限。逾越校规，非余所愿，亦非所能。且开学已久，清华燕大两校课亦无法中途言辞。如是往复半日而去。一日，某君又来，谓已商得北大当局同意，先生去师大兼课，北大决不过问。余无奈，勉允之。
余住马大人胡同，近东四牌楼，师大校址近西四牌楼，穿城而去，路甚遥远。余坐人力车，在车中闭目静坐，听一路不绝车声。又街上各店肆放留声机京戏唱片，此店机声渐远，彼店机声续起，乃同一戏，连续不断，甚足怡心。及登堂，听众特多，系主任亦在窗外徘徊。第二周课毕，系主任邀余赴其办公室。告余，真大佳事。此课本请某君担任，上堂后，学生问，中国封建社会系秦前结束，抑秦后开始，又或秦前秦后一体直下无变。某君所答，听者不满，争论不已，终至哄堂而散。某君遂决不再来。别请某君，复如是，仍哄堂而散。某君遂亦决不来。恐直言相告，先生决不愿来。今幸两堂过，学生竟不发此问。并闻对先生深致满意。真大佳事。此亦当年北方学风。甚至同学校同一班级，两课堂所讲如同水火。师大此事虽所少有，然闻者亦终不以为怪。
六
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手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手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尊师之感。
孟森心史与余同年到北大任课。一日，在休息室相晤。心史问余何年级，余答惭愧，亦在此教书。因诸生亦得来休息室问难，故心史有此误会耳。又一日，余送《燕京学报》新刊余所著《周官著作年代考》一文赠心史。心史展视，谓此乃经学上一专门问题，君亦兼治经学耶，当携归，细读之。自是余遂与心史常在休息室中闲谈。又一日，心史特来寓址，自是往返益密。
某一年暑假，余回苏州省亲。及返北平，特访心史。心史书斋西向。余谓今年酷暑，不知先生作何消遣。心史言，此暑期乃成一大工作。商务新出版《永乐大典》中之《水经注》，今暑专为此书作了许多考订。遂引余视其桌上积稿，并历述清代各家治《水经》之得失，娓娓忘时。余告心史，已向商务预约此书。方期不日去取书，作一番考订工夫，为戴校《水经注》一案作一定论。不谓先生已先我为之。心史说，此书实无新资料可供考订。君不如向商务另购他书，俟余此番考订络续出版，君可就此作商榷，不烦另花一番工夫也。余谓，与先生相识有年，初不知先生亦对此有兴趣。然心史所考订，送北大《国学》季刊，主其事者，因适之方远在国外，心史所考，与适之意见有异，非俟适之归，不敢轻为发布。而心史此项存稿遂亦迟未整理，所发表者殊有限。及翌年，抗战军兴，日本军队进北平，闻心史曾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一旧地图，于中俄两国蒙古边疆问题有新证据之发现。遂派人特访心史，于其宅前并曾摄一像而去。而心史不久以病进医院。双十节后，北大同人络续离北平南下。余赴医院与心史话别，不谓心史竟以不起。余自抗战胜利后，即未去北平，每念心史有关《水经注》考订一稿，其整理成篇，及其未及整理者，究在何处。及其有关蒙古新地图一事，仍有人留意及之否。人尽知心史在北大任教明清史，其对清初入关前史有著述。对此两事，人或不知，追忆及此，岂胜惘然。
心史是一好好先生，心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