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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一无所有，韦小宝也是如此。因而，他性格上另一个重要的特点便是善于借助他人的力量，包括他人的武功，为自己创造一切。这些包括皇帝的权威（这种权威只通行于主流社会）和金钱；天地会盟主陈近南的权威（这种权威通行于秘密社会）和武功；神龙教洪教主的权威（这种权威只风行于邪教）和咒语等等。一切都可以为我所用，从而攫取游民朝思暮想的人间种种乐事，如功名富贵、娇妻美妾、放纵自恣的生活，而又不失江湖道义和朋友们的信任。
金庸先生还设计了一套只属于韦小宝的武功——“神行百变”，这是逃跑功，也是他的处世术。虽然书中说他还没有学精、学好，这可能是因为他还存在一份良知的缘故。
《鹿鼎记》的结尾有点令人扫兴，韦小宝没有爬上权力的巅峰，而是“一家人同去云南，自此隐姓埋名，在大理城过那逍遥自在的日子”。这种向往是离游民太远了，真有点士大夫气了。书中曾写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劝韦小宝抛开清统治者，自己做皇帝，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韦小宝听了黄、顾等人的劝告之后，大吃一惊说：
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只是骂人赌钱，做了将军大官，别人心里已然不服，哪里能做皇帝？这真命天子，是要大福气的。
这也许是韦小宝最初听到此议时所引起的心理震动。实际上自汉代以来，许多朝代的开国创业之君都是游民出身的。刘邦、朱元璋的出身人所共知，他们都属于带有流氓气的游民。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介绍了，自秦朝以后的在中国疆域内所建立的三十余个朝代与国家中。开国之君出身游民和社会下层的约占了一半左右。五代十国时期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作者没有以韦小宝登上皇帝宝座来作为小说的结局，也许是受到历史真实的限制，因为在清代康熙皇帝之后，很难嵌入一个“韦氏王朝”；也许这也正是韦小宝性格发展的结果。与一般不了解帝王生活而想过一下皇帝瘾的游民不同，他出入皇宫数载，又与皇帝十分接近，一度甚至不分彼此，从生活实践他感受到“皇上时时不快活。皇帝虽然威风厉害，当真做上了也没有什么好玩”。除了没做成皇帝外，韦小宝确实实现了游民的最高理想。物质上的只有皇帝才可比拟的享受（如七个老婆之类），精神上做到显性社会的最高爵位（韦小宝封“鹿鼎公”，在封爵中属于第一级），隐性社会天地会的总舵主；正教——少林寺中辈分极高的长老，邪教——神龙教中地位仅次于教主和教主夫人的白龙使（后来还把教主夫人掳为自己的老婆）。这些许多是做了皇帝也达不到的境界。当然，作者把韦小宝的成功写得太容易了一些。封建社会中的主流社会和隐性社会的内部和外部斗争是十分复杂的。现实中的康熙皇帝绝不会对韦小宝那么信任，一任他借用皇权的力量，为自己或其他势力服务；现实中的显性社会和隐性社会中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不会都那么傻头傻脑，一任韦小宝去发挥自己的“天才”。《鹿鼎记》是武侠小说，作者还要照顾读者们的阅读习惯，要把各种类型的人物具有特征性的一面写得特别突出，这样才更吸引人。然而，这种写法更抬高了韦小宝，突出了其“英雄”的一面。
韦小宝藉以克敌致胜的不是他有高深的功力，更不是靠坚持江湖英雄道义，团结了一批生死兄弟（韦小宝有用金钱收买仆从的习惯，并拉起了一股势力），形成了强大的群体势力，可以一呼而百诺；他靠的是诸如欺骗说谎、窃听盗窃、哄骗讹诈、撒泼耍赖、溜须拍马、出乎反尔等等流氓手段。这些看似下流，但是它们也如煌煌典籍一样都是专制制度的产物，是封建社会传统政治文化中最黑暗、最腐朽的一部分。当然，它们出现时还是顶着各种美名的。只要这种文化背景存在，韦小宝们还会一代代繁殖生长，而且，无往而不通；只要中国还没有全面进入现代社会，韦小宝们还会在许多领域得手，攫取到无比丰厚的利益，他们甚至成为明星式的人物，受到“追星族们”爱戴、崇拜。
说韦小宝（3）
三
有人说韦小宝是“中国人的镜子”（见《侠之大者——金庸评传》）。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和阿Q一样反映了中国人的性格的某些本质方面。如果阿Q精神是具有国民性的话，韦小宝精神也是带有国民意识的某些特点的。如缺少原则性、见风使舵及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等。如果说阿Q这个形象向读者诉说的是中国人失败的一面的话；韦小宝这个形象所宣扬的却是中国人的成功的一面，虽然这种成功缺少现代性，也不值得今人赞美。然而，也应该指出由于韦小宝在生活中的处处成功，满足了人性隐秘之处（特别是男性）许多见不得人的追求，因而，韦小宝也为很多人羡慕，甚至垂涎。
我们还应该看到金庸先生在塑造这个形象时突出了其“可爱”的一面，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这等人，给人的感受更多的可能是其“可憎”的一面。为什么作者在写这个人物时，与我们通常人的感受不同呢？这反映了作者对韦小宝的偏爱，因为他的许多“特长”和由此导致的“成功”恰恰是传统文士所缺乏的。即使在社会动乱秩序重组时，传统文士也缺少成功，要想成功常常是依附游民行动。正是这个原因，有些文士或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游民成功和他们一些品质的羡慕。
自春秋时期封建解体，士无恒产，没有了立身的根本，自然就有软弱的一面。此时无论从政还是做人，都有不太硬气的时候，这在先秦的士人身上就有表现。一些在政治上想有所作为的学派都在激励士人要有勇敢的献身精神，墨家坚韧不拔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儒家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精神，都要落实在“勇”字上。儒墨等学派的大师把它作为士人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作为贯彻其政治主张时的精神支柱。当时的“士”也是才兼文武的，他们的“勇”可以表现得很具体。可是，儒者，柔也。士人还是一天一天地“柔”了下去，特别是宋代以后统治者的“重武轻文”政策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这种双管齐下的做法更使得士人弱化。此时从宗法网络中游离出的游民已经作为一个阶层走上了历史舞台，并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宋代的士人已经不“武”，而“武”的风气下移，移到了民间，不断增多的游民则更需要有“武”，他们要藉助武功闯荡江湖，保护自己，求得生存；有的人也藉助武功武力去谋生（其中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游民的成功不仅震惊了社会上其他阶层，也使得一些文士羡慕。自宋代以来的许多文艺作品表达了文士这种羡慕之情。特别是通俗文学作品，因为它们多是不得志的、下层文士的产物。他们的生活地位和情绪更与游民接近，《水浒传》可以说是典范。这些充斥着游民意识，并在不同程度上表达文士对游民艳羡的通俗文艺作品，传播面很广，影响极大，甚至可以说是超过了主流社会的“五经四书”和释道两教。不仅平民百姓受其熏陶，就是文人士大夫也概莫能外。
近代中国人口激增，宗法制度逐渐解体，西方资本主义传入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游民聚集在大小城市，对各个阶层都有影响。统治阶级有些怕他们，但是又看到游民的唯利是图，有容易利用的一面；接近游民的城市下层民众直接受到他们的欺侮，但是，当看到他们敢于对抗更强大的有组织力量——政府时，又不免有些赞叹；文士（包括新形成的知识分子）虽然鄙视游民的粗俗，但更多的还是看到他们勇敢和成功的一面，而且认为这是中国其他阶层的人们和自己所缺少的，因此，除了少数特别有见识的分子以外，对游民是赞赏多于批评的。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新知识分子也许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实际上他们——特别是热心社会变革的人们——内心深处对于游民确实是存在几分欣羡，甚至要加以依靠的。所以知识阶层也有一个游民化的问题，特别是生活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知识分子。
在对待游民的问题上，也许只有鲁迅是清醒的。他一生不断地与游民和游民意识作斗争（他往往称之为“流氓”）。他写了《阿Q正传》，揭示了游民的“革命”本质，他们只热衷三大目标——抢东西、抢人（即封建统治者所争夺的“玉帛子女”）、报仇。因此，作者也不指望阿Q们“革命”的成功，而且，毫不惋惜地把他送上断头台。《阿Q正传》和阿Q这个典型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有些尚未被人们认识。有些学者分析韦小宝典型意义时，把他与阿Q相提并论，这种说法忽略了作者对于两个成功的文学形象的不同的态度。鲁迅还为我们描写了许多带有游民习气的新旧知识分子类型，揭示了他们的特征，有些还成为典型，为人们所熟知。例如他笔下“洋场恶少”、“才子加流氓”、“奴隶总管”和故意装出凶恶面孔的“左派”批评家等等形象，不仅可笑，而且深刻。这些绰号多是赠予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的，这使许多人感到不解，以为鲁迅偏激。其实鲁迅是从维护革命的纯洁性出发的。他感到越是主张变革、主张革命的人们，越要不断清除游民文化的影响。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中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但他的雅号也许却叫作‘突变’。”
我们从韦小宝的成功，可以看出，即使像金庸这样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现代知识分子，其心灵深处也有对游民艳羡的一面。当然，这种局限不是金庸先生一个人的，辛亥革命前后产生的新型知识分子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因此知识分子的疲软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传统的文人士大夫深深感受到所属群体的懦弱性，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感受较之尤深。从而看到游民对于主流社会的叛逆乃至于反抗，由钦佩到羡慕，甚至有鼓励其他人群起而仿效之意。金庸只从韦小宝对于正统和非正统专制权威的亵渎中汲取快感（其中有些是不该亵渎的），作者对于一切神圣的否定，也反映游民对盲目破坏的热衷，实际上这种亵渎是缺少正面意义的，它给人民带来不了任何利益，也无助于历史的进步。而且，韦小宝亵渎神圣和攫取个人利益的手段是从其个性中引申出来，可以说积历史腐败和黑暗之大成。金庸似乎不太介意游民破坏社会权威和争取个人利益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殊不知手段的进步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说“大哥”（1）
说“大哥”
把大哥作一个评说的话题，可能会令人感到有些意外，以为哥们兄弟是五伦之一，司空见惯有什么好说的？可是我觉得越是常见的事，人们越是不易于作深入的了解，越是常见的事越容易被大家忽视。“大哥”也是这样。例如你知道“大哥”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吗？是不是“大哥”这个称呼只有被弟弟或者年龄类似弟弟的人称呼呢？“大哥”这个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