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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晚，日军指挥官横山中将恼羞成怒，下令放火烧城。
第二天拂晓，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潮水般涌进城来。
57师每一个活着的官兵拿起武器与敌人逐街、逐屋地肉搏，争夺每一寸土地。
那是怎样惨烈的战斗：寸土寸血，人在城在！在毒气和火攻面前，中国守军死守不退，多少中华好男儿节节与日军同归于尽！
疯狂的日军，夺过一屋便放火焚烧一屋。很快，常德城一片火海。多少中国伤兵葬身火海之中！
常德城内的巷战仍在进行。
12月1日下午，余程万将军接到最高统帅部蒋介石电文：
“此次保卫常德与苏联丹林格勒之保卫战价值相等，实为国家民族之光荣。各有关援军即到，务必苦撑到胜利为盼。”
12月2日下午，中国守军只剩下最后5个据点，每个据点仅有一个班的兵力。全师8000多将士，只有300余人还活着。中央银行地下室里的57师指挥所与外界的无线电联络全部中断。
下午4时，日军向57师师部发起进攻。一场惨烈的肉搏战后，打死日军100多人。晚8时，57师只剩250多人，仅存文庙与中央银行两个据点以及南城一段城垣和街巷。
3日凌晨2时，余程万将军率残部250余人从笔架城渡沅江突围。
凌晨4时，留守城内的57师第169团团长柴意新在向日军冲杀时，于府庙街春申墓前中炮殉国！
3日8时，常德全城沦陷。
从11月18日到12月3日，在数万日军的疯狂进攻下，中国8000守军浴血奋战，除200余人突围外，其余将士全部壮烈牺牲！
八千壮士血染古城（4）
八千壮士的鲜血，真正地染红了滔滔沅江！
6天后，余程万将军率残部，会合城外中国援军从东门、小西门和北门杀进城内，一举收复常德城。
此时，蒋介石正在德黑里参加中、美、英、苏四巨头国际会议。清晨，他拿起侍卫官昨晚送来的一份《纽约时报》的中译稿，一行文字立即映入他的眼帘：
“《纽约时报》特约记者12月21日电：一只乌鸦站在一间被轰毁的货仓的一条焦梁上，带着严肃而满意的神情，望着这已经从地面上毁灭了去的常德！
这里举目尽是烧焦的围墙，残破的砖瓦与灰堆而已，然而在这些劫后余堆上面，城东门的中国旗又在一枝新的竹竿上面胜利地随风飘扬，两个武装中国士兵很神气地站上了新的岗位。
城外两间西班牙修道院在中立的西班牙国旗掩护下幸而保存了，除此之外，要想在这个曾经有过16万人口、6万家的城里寻一些未经摧残的东西，实在是难乎其难。
虽然华军曾经在城内做过一番清理工作，而街道和墙壁上却还存在曾经有过惨烈战斗的战痕——血痕、血衣、小爆炸弹、枪弹以及破碎的纸片等，有些地雷却未曾爆炸。
坟地掘得太浅了。过道行人都得要把桔皮捂在鼻尖上以避死尸的腐臭。
……”
蒋介石突然闭上了眼睛。他不忍再读下去了。他能想象到这场战役的惨烈程度。他立起身来，向屋外的花园步去。
异域的清晨是那样的和平、宁静。几只小鸟在一株老树上朝着他“喳喳”地叫。蒋介石没有停住脚步，依然缓缓地向林间的一条小径上走去……
八千壮士和无数中国平民的血迹渐渐干涸了。
人们又陆续返回常德城。
1944年1月6日，谭学华率员工回到广德医院。
劫后余生的常德居民，在断墙残亘的故土上又开始重建自己的家园。
这年2月，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再派防疫人员至常德，调查战后的常德鼠疫疫情。常德城里的鼠类也没能逃脱这场毁城的战火。横山中将焚城的命令，不仅烧毁了一座中国古城，也烧灭了恶魔石井四郎密切关注的常德鼠疫。防疫人员在常德城里未再发现鼠疫。
从此，历时两年多的常德鼠疫未再流行。
可是，它夺走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的生命？它造成了多少中国人从此心灵上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痕？
千古沅江仍在静静地北去。
无数的冤魂仍在八百里洞庭的上空呻吟。
滔滔的沅江永载人间的不尽血泪，流进洞庭、流进长江、流进大海、流进人类的记忆的汪洋……
并非尾声：东京的控诉（1）
这是一本死亡名单，是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常德实施鼠疫细菌武器所杀的冤魂。他们曾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曾维系一个个欢乐的家庭。可恨日本强盗害得他们无辜惨死，夺走了他们家庭几代的欢颜，令多少乡村处于凄惶恐怖之中，使常德人民及其生存环境一时期处在鼠疫细菌的严重侵害之下。
他们在地下冤屈了五十多年。他们曾无数次呐喊。在我们祖国日益强大的今天，他们终于有了伸冤之日。我们常德市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组织志愿者对已发现的细菌战疫点进行了清理，初步查明仅在鼎城区石公桥、周家店、许家桥、草坪、黄土店、韩公渡、牛牯陂、德山石门桥、武陵区东郊乡三闾村、河伏镇、芦山伍家坪、汉寿县聂家桥、桃源县马鬃岭等疫点（疫点以自然村计在五十处以上）受细菌战致死者4115人，幸存28人。（注：此处疫死者人数，系常德调查者最初清点的数据。至2002年，最终确定的首批疫死者名单共7643人，并为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但实际疫死者还远非这个数字。——作者）
在这次清理工作中志愿者黄岳峰、王杰远、鲁光跃、向道仁、向道同、龚文耀、熊善初、曾小白、方恒山、戴慧福、李建华、丁保成、高明顺、徐万智、曾昭辉、谢炳宏、李光府、李光孝、李安谷、朱明星、易孝信、高向东、梁在全、许文斌、丁德望等不辞辛劳，走村串户调查登记，清点含冤死去的同胞，表现了高尚的正义感和高度的责任心，他们的共同愿望就是要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让冤死的灵魂安息。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调查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情况，清点含冤去世的同胞，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我们将这本死亡名单呈给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让这4115个冤魂和我们一起参加细菌战诉讼……
——常德市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
《侵华日军731部队鼠疫细菌战常德疫死者名单（部分）前言》
1998年12月26日
《常德日报》女记者刘雅玲是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此刻，她坐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3号小法庭自己的席位上。
这一天是1998年7月13日。下午3时30分，法庭正式开庭。一场跨国诉讼在这里拉开了帷幕。
刘雅玲是以记者的身份随常德市731部队细菌战受害人国家赔偿诉讼团来日本的。这位年轻的中国母亲是在沅水边长大的，从小就听父辈们讲述过当年鼠疫流行的可怕情景。大学毕业后，她到《常德日报》任记者，职业的原因使她更多地了解到那场50年前的惨祸给常德人民带来的刻骨铭心的痛苦。多年来，她以志愿者的身份，利用节假日参与常德市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在石公桥、黄土店、韩公渡、鸡鹅巷……她采访了许多当年鼠疫的幸存者和目击者。她凭吊过荒滩上遇难者的坟茔。几十年的岁月过去，那些埋葬着自己同胞的冤魂的坟地上长满了小树和杂草，一些没有了后人的坟墓更是仅剩一座小小的土堆。成群的乌鸦在荒凉的坟场的古树枝上呱叫。她仿佛听见地下的冤魂在呻吟，在哭诉，在呐喊。她洒泪坟场，发誓要替冤死的同胞报仇、伸冤、雪恨。今天，她东渡扶桑，来到东京的法庭上。她面对的是日本国的法官，但她觉得自己的身前身后有着无数双冤死的同胞的流泪的眼睛。
她端坐在自己的席位上。
她的身旁不远，是由212名有良知的日本律师组成的辩护团。原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德高望重的土屋公献是辩护团团长。他们志愿为中国的原告担任辩护律师。
正义的法律之剑，悬挂在法庭的上空。
这是一次迟到的审判。应该说，这场审判早在50年前就该进行。
1945的，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
四年后的1949年12月，部分原侵华日军731部队官兵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受审，使731部队的暴行公之于众。随后，苏联政府照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细菌战犯进行审判。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人民日报》陆续刊登出有关常德、浙江等地日军细菌战的报道。已回奥地利故乡的肯德医生也曾撰文在《人民日报》上披露他当年在常德参加扑灭鼠疫的亲身经历。陈文贵、谭学华、秦泰等也在《新湖南报》撰文揭露日寇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平民的滔天罪行。消息传到常德，饱受细菌战苦难的常德人民更是悲愤难抑。据1950年2月11日《新湖南报》一版《被细菌武器侵袭时的常德》一文中记载：
“……当伟大的苏联友邦提议严惩日本天皇等细菌战犯的消息传到常德后，常德人民表示由衷的拥护。该市各人民团体立即联名发表通电称：‘这一血债，必须清偿，我们决不容许这次罪行的主持者——日本天皇等逍遥法外。我们人民除搜集受害具体资料外，并向美帝国主义包庇日本侵华战犯，准备新的战争罪恶行为提出严重抗议。我们愿作苏联这一正义行动的后盾。’”
也在这一年2月14日的《新湖南报》一版，刊登了署名重伦、桂圆的《前日寇制造细菌工厂平房地区视察记》：
“记者视察了平房车站附近日本战犯的大规模细菌制造厂的旧址，完全证实了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滨海军事法庭审判审讯的结果，在这个审讯中，日本战犯承认他们曾在平房车站设立大规模的细菌制造厂。
并非尾声：东京的控诉（2）
从哈尔滨南行20公里即可到达平房车站，从车站往西北去，有一片被破坏了的建筑物。无数红色墙壁和烟囱，峭然屹立着。高大的□□□□在地上。这就是罪恶性循环滔天的日本法西斯昔日制造杀人细菌的工厂了。
……整个工厂地区（南北两厂在内），方圆共45公里。在这块禁地范围内，过去是被日寇极端严密的封锁着的。
……附近的居民说：从修建这个厂子的第一天起，日本法西斯就从远处把整批的劳工和整车厢的驴马、骆驼以及牛羊送到这里面，却从来没有看见被运出或放出去的。它好似一个可怕的庞大怪物，日日夜夜吞食着无数生命。
……”
恶魔石井四郎就是在这里制造着细菌武器。
夺走无数善良的常德居民生命的鼠疫，就是从这里用飞机运送到常德的上空，并于1941年11月4日的那个清晨撒到古城的土地上。
可是，恶魔石井却因为某些国际势力的庇护，逃脱了正义的审判！
岁月在不知不觉间一年年过去。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侵华日军当年的罪恶。
正如以色列第一任首相本？古里安所说：“饶恕，但是永远不会忘记！”
1993年8月16日，一条出现在《湖南日报》的新华社东京消息，再一次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