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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体系，直到能和他们一样所思所想。同时我的格斗训练也还在继续。
“实战技术”教官多夫又露面了。他对政治课很反感：
“了解恐怖主义！这些课会误导人们将恐怖行为视为可以理解并为之辩解。”他低声发着牢骚，口气里很不赞同。“这些会毒害你的思想。”
1994年秋季：黎巴嫩南部地区
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我们终于等到了执行首次野外任务的机会。这是在不耐和焦虑中来临的新阶段。第一次出任务的那天，虽然该做的事情早就被明确，并反复强调和妥善安排，我还是提心吊胆。
演习在黎巴嫩南部地区进行。那一带全是砾石沙漠，低矮灌木被烈日白晃晃地照着，正好处于双方安全区之间。我们的全部精神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即将执行的任务和周围环境上面，既没空迟疑，也没空害怕。首先是长途拉练，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项目。所有能让我一整天不呆在营地的活动都深受本人欢迎。我从小不坐车，负重行进几公里属家常便饭，加上身体结实，又懂得怎么照顾自己的双脚，这些成了我和其他人大大拉开差距的关键。我总是跑起来不知疲倦，随着拉练距离越来越长，我变成了最受青睐的合作伙伴。
与此同时，我在射击和其他几个野外实战项目上也不断进步。都是些争斗很激烈的类别，我和身边的同伴相比表现出无可置疑的资质，占了明显优势。事实上我是最出色的！ 这段时间，利用有那么一点自由空间的旷野，我尽情享用小组范围内的所有机会，在危险中见缝插针地蹦达，就像从前在海浪里一样。
最大的危险倒不是什么狙击手，而是来自地雷。我们必须在不确定地带找到安全的路。以我的方式，我会因为个人偏好和节省时间而经常“走捷径”。为此我多次受到斥责和惩罚。可既然没办法叫我改弦易辙，加之我的办法也着实见效，上级最后只好假装不见听之任之，还忙着为我找一个能配得上本人“天分”的岗位。
一天早上，我正对着一盘薯条煎蛋胡思乱想，考虑怎么说服自己的胃将它们咽下去，一个同伴手忙脚乱地跑了过来：
“有人刚才误入了雷区。是我们自己的雷区！”
到这营地的几个月里，我们已经有六个同伴被敌方地雷炸飞。今天早上这个带队的年轻中尉算幸运，没丢命。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他躺在床上，因为疼痛和镇静剂而晕晕糊糊。右腿被炸掉了，剩下一点根茬。左腿布满碎弹片，一半炸没了。医生觉得还能救活他。
第五章 黎巴嫩和真主党（5）
“这不可能，”中尉一旦能够开口说话了，就不停地念叨。“不可能！我懂得回避危险。地图上标的雷区还很远，我离它足足有800多米。这不可能！”
为了安慰他，我们觉得撒谎比较明智：
“别担心，那不是我们自己的雷区。地雷是真主党埋的，只是我们这边不想告诉百姓在
这么近的地方有敌人地雷，免得他们惊惶失措。就是这样。”
“哦，”他放松下来，舒了口气，安心了。
调查结果出来，是我们使用的全球定位系统没有被较准，大约有600米的误差。至于地图，据小道消息说是国家反间谍部门的责任，该部门下面有很多专造假地图的小组，本来是企图欺骗敌方。对于后一种传言，军队高层一直持坚决驳斥的立场。
就在这个悲剧发生的夜晚，我第一次夜间行动。
我酷爱夜晚，喜欢在黑暗中行军；在我看来，夜色不意味着危险，相反它是我的伙伴，我的帮手。出发时我很轻松。在夜里，我从不会感到疲惫也不会气喘吁吁。关于这个有趣的现象，从来没人给过我令人信服的解释。我步履轻松地往前走着，满不在乎地，丝毫没有想到这天晚上我将经受一次战争洗礼。
突然一声枪响，就像短促而干瘪的爆裂声。我转过头，估摸着枪声的方向，但沙漠里传来的怪异回音将枪响掩盖了。接着我左方的远处传来爆炸声。我感到喘不过气来。手榴弹。又是几声枪响，随即接连不断。这回我看清了远处的火光。又一棵手榴弹。在夜幕中我努力去辨认那些烟雾，震耳欲聋的枪声……混乱之中我觉得神经都快分裂了。
“前进！”指挥官下命令。
前进……我也想前进……可是哪里才是“前面”呢？ 为了搞清该往什么地方走，我试着观察模糊不清的地平线。猛然间我惊跳起来，因为上尉突然在我旁边冒了出来。
“干吗？做梦呢？和阿米尔一起去，尽可能靠近对方的轻机枪，我们来做火力掩护。”
哦天！既然有轻机枪，对面难道是装甲车不成？
“去！”
当然，我会去的，别逼我们……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着，我的身子在自行前进。这太好了，我本来自以为已经无力指挥身体去干什么，去哪里。对这种不受自我控制的职业惯性我感到非常惊讶，就好像有另一个脑子在指挥着。同伴果然在火力掩护我们……如果换一种方式形容，就是子弹将我们包在中间，从两侧嗖嗖飞过。我觉得自己更像是靶子，而不是什么掩护对象。渐渐地，我对枪声习惯了，重新开始用脑子。这东西总算又像平时一样驾轻就熟地转起来，不再是训练产生的机械反应。我飞快地确定了最好的接近角度，快速到达目标并做好战斗准备。阿米尔开了第一枪。轻机枪被击中了，还有左边那挺。巴勒斯坦游击队员立刻收拾阵地，带着武器和伤员撤了下去。
被第一次胜利所鼓舞，加上缺乏经验却没有自知之明，我追了过去，迂回着试图包围他们。突然，四周变得一片死寂。我不敢动，因为每走一步，都会在重新变得静悄悄的夜里发出可怕的响声。枪又响起来了，这回是在我身后挺远的地方。我能辨出自己部队的枪声，但他们怎么离得这么远了呢？ 他们走错方向了吗？ 我正处在巨大的危险中，与其没完没了地兜圈子，我宁愿选择在这荆棘丛里睡上一觉。枪声又远了些，敌方的回击也没有反应，我因此更加肯定，我的位置现在一定更靠近敌方。过了几分钟。蓦地，十米开外过来一队人马。他们是什么人已经毫无疑问，何况头上没钢盔。怎么办？ 我一个人，不可能截住他们。原地不动？ 可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就完了。考虑的太久，我没的选择，他们已经到眼前了。我紧紧趴在地上，像块石头似的一动不动，心里不断祷告。
他们没发现我，从上面走了过去。敌方以对角线方向前进是想阻止我们的队伍回撤，从后面发起攻击。等他们走到正常射击距离，我就位，开火。打了很多枪。太多了。没子弹了。我曾经被教育过千万不能犯这种错误。得马上上弹药。我一边跑，一边咒骂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靶子，因为对方立刻就回击了。我们的人也听到了枪声，回过头来救我。非常准确地，他们密集扫射了这一片，同时也再一次把我淹没在子弹堆里。我觉得夜色中有个什么东西。看看四周，什么也没有。也许是我的神经已经疲乏不堪。我装好子弹。突然有两个人大叫着跳到我跟前，向我开枪。我一个测滚，在几米开外停住，开枪。那两人就几米远，可我的子弹却没打中。就在这当口，同伴赶到我身边，完成了我的活儿。
第五章 黎巴嫩和真主党（6）
敌方被结果了四个，受伤的不多。我从此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在窄道里打中一头母牛，就得更冷酷。
回到营地，因为疲倦和死亡的气息我们已经困顿不堪。大家一言不发地洗完澡，回宿舍。我洗了一遍又一遍，想去掉身上的恶臭。我看看匆忙间丢在地上的那堆衣服。作战服上沾了血迹，还有些说不出名的淡黄色的粘东西。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四处漫开。我想吐。我想
摆脱这一切。我把这些东西扔到走廊里，撞上门，因为除此我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事情解决了。你确定吗？ 我下意识地自言自语。洗个淋浴，扔掉衣服，这足以抹掉包围着你的死亡吗？ 脑子里还做着恶梦，我筋疲力尽的身体已经呼呼睡过去。
第二天一早，或许晚些，多夫过来叫醒我，确定我一切都正常。至于丢在走廊里的衣服，他一个字也没提。还是那么圆滑又那么不容置疑，他给我几分钟梳洗，然后去见他。
“待会把你的衣服拿到洗衣房去。现在去训练一会儿。”
训练，发泄。一次次驱除生理的疲惫。用新的动力来驱除心理的低落。调整身体每一块肌肉。不要思考，内疚，不要怀疑。只让最原始的坚定的反应保留下来，不发问，不迟疑。这就是军人。
1995念1月22日：两颗炸弹致死19人。伊斯兰圣战声称对攻击负责。
1994－1995年冬：领土。
我被指挥官召见。
“你将出发去执行第一次渗透任务，”他向走进办公室的我宣布。“明天你飞到苏黎世去，从那搭乘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你会有一份巴勒斯坦人的简历，在约旦出生，随全家逃难到叙利亚，之后搬到黎巴嫩，最后定居瑞士。因为一个瑞士家庭和巴勒斯坦家庭的交流项目，你回到故土。这样你将可以在X城（西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定居点）呆一个月。”
这个消息让我有点小小的兴奋。不是因为工作本身有难度。我是说法语的人，而且一直这样生活，所以不存在语言问题。显然我得利用这个语言优势训练自己像阿拉伯人一样交谈，而且基本上不可能露马脚。作为一个在法国左派思潮笼罩下长大的孩子——他们中同情巴勒斯坦的人占据多数——我进入角色将毫无困难。离开基地和宿舍，这对我来说似乎也是个好机会。
只剩下一个关键问题：“鼹鼠”这种工作性质令我厌恶。我更喜欢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溜达。我决定不勉强自己。既然我无法抗拒这次任务，那就执行好了，但没人能强迫我表现得过于热心。这样的话我能找到自己的尊严，某种意义上显得公平点。如此我只不过是个演员，并没把自己搭进去。美好的幻想。
负责接待我的家庭舒适干净。一家人都努力给人留下好印象。我因此倍受宠爱，有幸享受了女主人和她四个女儿美味的烹调。头几天就在美好的气氛中这么过去了。
安排有祷告时间和政治辩论的周末到来了。气氛为之一变。演说者宣泄出来的仇恨令我不寒而栗。他们注意到我有些不自在，于是交换了一下意见，回过头给我上了一堂经过“修正”的历史课，而怒火也再次燃烧起来：
“你回到祖国来做的对，你的位置在这片土地上。”
至少在这个观点上双方非常一致，我嘟囔着想。
“我们需要所有人回来和犹太分子战斗，把他们从巴勒斯坦赶出去，”这家的主人还在演说。“我们将摧毁敌人直到最后一个，因为我们随时准备为此牺牲，虽然有那么一些人不愿为这片土地去牺牲。当每一个以色列家庭都有孩子在攻击或者交战中送死，他们就会因沮丧而滚蛋，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无心再笑。我严肃起来。眼下这种情形丝毫不是装样子，也并非单纯的隔阂。这是发自肺腑的仇恨，它足以驱使这些人不顾一切。我意识到我的假期已经结束了，我无忧无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