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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在天：“这是哪一年的事？”
“1953年。”
“然后就到了这里？”
“没有。她先去了一所大学，之后又到莫斯科呆过半年，去年才回来，回来后不知为什么没回原来的大学，而是来了我们这儿。听说她在苏联有个绰号，叫‘伏尔加的鱼’，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伏尔加的鱼？”
孙书记绕开他的问题：“……她来我们这儿时间短，所里没空房子，只好先安排她住在招待所里过渡一下。她来了之后影响可不大好，同志们对她议论很多，所以这次我没叫她来，我觉得她不适合。”
“主要是什么问题？”
孙书记叹了一口气说：“怎么说呢？她的问题不是专业上的，而是专业外的。我认为她属于那种典型的大脑发达、小脑不发达的人，智商高，但自控能力差，管不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平时说话做事太任性，太无拘无束，太放任自由，太个性突出，身上还留着不少小资产阶级的余孽。”
“是吗？怪不得她穿着打扮都和别人不一样……”
“不过，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呢？人总是有缺点的。她在美国生活多年，受西方思想影响很深，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改造她，另一方面也要理解她。我是理解她的，经常劝她入乡随俗。她的问题，说到底就一句话：没有入乡随俗，或者说还没有很好地入乡随俗，但我相信她慢慢会的。总有一天，她会进步地和同志们一模一样，并肩进步。至于现在，我个人认为她不适合去你们单位工作，政治条件不成熟。”
食堂灶房里，厨师、买菜的小伙子、食堂领导三个人，他们紧张又贪婪地看着这一大块肉，大气都不敢出一口，目光中有冲动又有畏惧。
厨师手上捏着一把尖刀，示意两人出去忙。适时，厨师像早已计谋好的一样，不假思索地割下一小块肉，用油菜裹了，藏了起来。
食堂领导过来，对厨师：“记住，什么都不能扔，瘦肉炒菜，肥肉练油，油渣也不能糟践，可以炒菜，跟肉一样！”
一大锅红烧肉煮得沸沸腾腾、喷香喷香的。灶间所有的人都停下了干活，眼巴巴地盯住锅里。厨师用筷子夹了一块肉，尝生熟。
大家的眼睛都直了，想流口水。
厨师用大锅盖把肉盖上，嚷嚷着说：“看什么看，没熟呢！”说完，他喉咙一动，早已将那块肉吞进了肚子里。
时间到了，监考者逐个房间地收卷子。监考者说：“交卷了……”
安在天站在楼梯口，与参考者一一握手，道：“辛苦了。”
孙书记叫住大家：“别着急走，等一下我们在餐厅一块儿吃饭。”
一个参考者说：“刚才就闻见肉味儿了，影响我正常发挥，题都做不下去了。”
一个女同志不好意思地说：“孙书记，我交的是白卷，不好意思留下来吃饭，先走一步了。”
安在天：“那怎么行呢？考试嘛，就有考好的和考坏的，不能说没考好就不吃饭了，饭还是要吃的。”
孙书记说：“杨同志所言极是，今天的饭可不是一般的饭，撩人的肉香啊，你要不吃，保你后悔半年。”
正说着，食堂领导急冲冲地跑上来，见了孙书记，诉苦道：“啊哟，孙书记，不好了，你可给我惹麻烦了，大家伙都闹起来了！”
孙书记问：“怎么回事？”
“大家都嚷嚷着要吃你们的肉！”
孙书记一指安在天：“这又不是我们的肉，是人家的肉……”
安在天说：“你还是下去看看吧。”
餐厅里闹哄哄的，大部分人，包括老外，都簇拥在打饭的窗口前吵着、闹着，有的敲打着碗筷，有的怪叫着，有的骂着，只有个别人安静地坐着、看着，也是等着，当中就有童副处长。
大家七嘴八舌：
“难道在这里吃饭，人也分三六九等……”
“哼，想吃独食？”
“共产主义，要有福同享……”
“凭什么，我们又不是国民党特务，比别人少胳膊缺腿了……”
“我们又不是要吃白食，花钱买还不行嘛……”
“把肉端出来，否则没完……”
“我们要平等！我们要吃肉。”
厨房里，红通通、油汪汪的一大锅红烧肉。孙书记咽了一下口水，他心虚地看了一眼外头，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分一半出来给大家吧。”
等孙书记回来时，二楼上参考和监考的人都下来了，准备去用餐。孙书记张开双臂，像赶鸭子一样赶他们回去说：“行了行了，我们等等再去，那些人简直不是吃肉……等他们吃完了，走了，我们再去，现在他们都在气头上，正找不到人出气呢，我们这会儿去，弄不好就成他们的出气筒了。”
有人问：“怎么了？”
孙书记说：“能怎么，就是想吃你们的肉！”
那人：“我们又不是唐僧，肉有什么好吃的？”
孙书记突然发现安在天没在，问：“杨同志呢？”
监考者说：“他回房间放试卷去了。”
安在天打开房门，一眼就看见地上的东西——是黄依依的答卷，上面还附有一张纸条。安在天拾起来，一边走一边看纸条。纸条上画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安在天的漫画头像，以此来代替称呼。
安在天小声儿地念道：“……我用了37分钟走出了你的第一个迷宫，相信一定是满分。我也看了你的第二个迷宫，如果有时间，我照样走得出去。但我现在没时间，我10点钟有课。顺便告诉你，以我对那7个人的认识，能按时把两道题都破掉的，只有谢兴国一个人，张欣和吴谷平可能会破掉第一道，其余的人估计只能交白卷了。嘿嘿，认识你很高兴。”
安在天阅罢，迅速坐在沙发上，看黄依依的答卷，喜上眉梢，因为果然是对的。然后他又翻看那7人的答卷，一份一份翻过来，果然如黄依依说的——只有谢兴国做完了两道题，张欣和吴谷平各做了第一题（其中张欣第二题做了一半，上面专门留言道：再给半个小时我即可做完），其余人都是白卷，要不就是做了又画掉了……
简直是不可思议！七个人的答卷都被黄依依不幸言中。安在天相信，此时此刻，他的瞳孔一定是被无限地放大了。她料事如神，难道安在天就这样容易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
安在天兴奋难平，在房间里踱步，踱到窗前，往外面一看，恰好看见黄依依夹个讲义夹，像个骄傲的公主一样，挺着胸脯从路上走来。突然，黄依依像有感觉似的，也抬头往这边看。两人的目光不期而遇。黄依依显得很意外又很高兴，她潇洒地举起手，对安在天做了一个飞吻。安在天猛一转身，额头撞着了窗框。
神说，年轻人额头破了是开天窗的好事，就像喜鹊叫，说明有喜事降临。
黄依依往301房间的方向看了一眼，回头去了自己房间。黄依依里是一个单间，布置得颇有情调，墙上、窗台上、床头柜上到处都放着一些可爱或精巧的小玩艺儿，都是泊来品。书厨的搁板台上，有一对男女亲嘴的非洲木雕，案台上有一个精致的对开镜框，一边是黄依依的“博士照”，一边是一对欢爱的男女，像是亚当和夏娃。在那个时代，这样一幅照片，一般人藏在箱底都要心悸，但黄依依却不以为然。
黄依依进了房间，她放下讲义夹，第一件事是把手伸进衣服，摘下胸罩，扔在床上。这件事她做得非常自然，几乎是下意识的。然后，她走到一副下了一半的围棋前，这副棋摆在一只用纸箱子做的茶几上，上面铺着一块篮印花布，布上压着一块玻璃，玻璃下压着棋谱。
电话响了。这电话来得正巧，给人感觉好像是监视她的人打来的。不过，她没有马上去接电话，而是略为思考了一下，下了一个子后，才接起了电话。
安在天额头上有隐隐的红印，他正正经经地对着电话，说：“你好，黄研究员，我是杨小纲……“
黄依依故意地惊叫起来：“啊，你好，杨先生，看到我的答卷了吗？”
“看到了，所以我想跟你谈一谈，可以吗？ ”
黄依依拿腔拿调地说：“本小姐是要睡午觉的。”
“一个午觉不睡死不了人，何况还可以补睡。你马上过来，我在房间等你。”
“你在命令我？”
“我在请求你。”
“有这样请求人的吗？”
“我喊一、二、三，你不想被请求就算了。”
黄依依一脸嘻笑地说：“我也在房间，你为什么不可以过来？”
安在天“啪”地把电话挂了。
黄依依笑出了声，也挂了电话，她看了一眼扔在床上的胸罩，做了个鬼脸，重新戴好，然后对着镜子简单梳了一下头发，出门。
人未到，门已开，安在天早早在走廊里迎接她了。
安在天现在对黄依依的态度和心情完全变了，热情、友好，见了她，主动上前握手。而黄依依似乎还是那个样子，随随便便，大大咧咧，不矜持，不正经，见面就是一句冒冒失失的话，故作小声地说：“哟，你额头怎么了？”
“撞的。”
“男人撞破额头，可是有喜事降临。告诉我，你的喜事不会是因为认识了我吧？你那么主动地约会我，是出于公干，还是私情？”
其实，她说话的口气和表情明显是开玩笑的，但安在天不习惯，他冷冷地退后一步说：“当然是公干。”
黄依依见了，像占了什么便宜，得意地笑起来：“看你，一句玩笑话就把你吓成这样。我知道，你是公干，可是公干难道就只能这样板着脸开始吗？”说着，她不等安在天回答，径直进屋，并且在给自己准备的靠门的沙发上正襟危坐着说：“说吧，什么事？”
安在天把门虚掩了。
黄依依看见，又来劲了，说：“公干就应该把门打开。”
“我们要说的事不便让外人听到。”
“那就把门锁上，干吗虚掩？”
安在天回身，碰上了门。
黄依依：“哎哟，这下我紧张了。”
安在天在靠窗的沙发上也坐了，说：“你会紧张吗？”
“你放松了，我就不会紧张了。”
“难道我没有放松吗？”
“难道你放松了？”
“行了，别开玩笑了，你这样没个正经，就不怕给我留下坏印象，影响我录用你？”
“难道你要录用我？”
“就看你下一步的表现了。”
“你要我怎么表现？”
安在天找出一份试题，放在她面前说：“给你一个半小时，把第二题也做了。你不是说只要给你时间，你就能做吗？一个半小时应该够了吧。”
黄依依不屑地：“我还用得着吗？”
“当然。”
“还当然呢，难道你还怀疑我做不了？”
“怀疑也好，相信也好，都必须做。既然你自告奋勇来应试，就要按我的要求，完成所有考试内容。”
黄依依迟疑了一会儿说：“那我希望你告诉我，你要人去是干什么？”
“这你不必问，你要是被录取了，自然会知道，否则永远知道不了。”
黄依依叫了起来：“这不公平，我去干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能清楚我愿不愿意去呢？”
“这没有办法。事实上，这也是测试的内容之一，就是你必须有一种把国家利益看得至高无上、不管去干什么都心甘情愿的革命精神。”
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