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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院长：“是的，我们要的是特殊人才，不是那么好找，但也不是绝对找不到。总部从有关单位临时给我们调派了30个人，头一批人今晚就到，明天还有一批。”
安在天：“我建议成立一个招人小组，专门负责四方奔走，招贤纳才。”
铁院长：“可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伯乐，去相马，为701相来千里马！”“招人小组”当天就成立了，由铁院长亲自挂帅，安在天是副组长，下面有7个成员、14部电话，另外加上两本比天都大的“特别通行证”。
铁院长再三重申“特别通行证”：“凡是我们看中的人，不管是谁，在什么部门工作，想来还是不想来，凭着这个，你们就能一路通行，谁也挡不住，不想来也得来。”
在“特别通行证”的协助下，“招人小组”很快从有关部队、院校、邮电、公安等部门，抽调到28名“靠耳朵吃饭”的专家能人，汇同总部派来的30名同志，一起组成了“特别行动小组”，每天在茫茫的无线电海洋里苦苦寻觅失踪的敌台。
双倍的努力，收获并不喜人，甚至令人担忧。“特别行动小组”，加上701原有的侦听队伍，浩浩几百人，每天24小时忙碌，一个星期下来，却仅仅只在45个频率上听到了敌台的声音，而且都是转瞬即逝。
安在天正在“招人小组”办公室接电话，铁院长破门而入，冲到安在天的面前，抢过话筒，狠狠地扣掉。
铁院长：“我半个小时前就开始给你打电话，一直占线。说，你在打什么电话，如果不是工作电话，我撤你的职。”
安在天：“是工作电话，长途，要的是贵州803情报所。”
“……整天在家打电话管屁用！”
“我下午3点45分刚从湖南归来，带回两个人。”
办公桌旁边放有安在天的旅行袋，铁院长自知理亏，缓和了语气，转移话题，道：“马上告诉我，找到全部电台的话，大概有多少套频率？”
安在天回答：“按静默前情况，有将近2000套。”
“这么多？”
“有108部电台嘛。军用电台不像民用广播电台，使用的频率固定不变。军用电台为了保密，频率必须常变，一个最低密度的军用电台，一天至少要用三套频率，上午、下午、夜间各一套，然后三天为一个周期。这就是说，至少有9套频率。这是最低密度的，而一般的军用电台通常有15或者21套频率，也就是5天为一个周期，或者7天。还有个别军用电台，变频的周期有可能长达一个月，一年，甚至没有周期，永远都不会重复使用频率。少的9套，多的20几套，平均一下，一部军用电台大概有18套频率，100部就是1800套，108部还不接近2000套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仅仅找到了45套频率，只有要求的2。5％。以此类推，我们少说需要25个星期，将近半年的时间，才能建立起正常的侦听秩序，别忘了，总部给我们的期限只有三个月。我最害怕和最担心的，我们不是在和时间赛跑，而是在和百姓的生命、战士的鲜血赛跑。特务每天都在制造流血事件，爆炸，暗杀……”
“所以我从湖南回来就想去找你，我对目前的招贤纳才工作提出质疑和批判。我们老在圈子内挑来选去，这些同志尽管优秀，工作敬业，每天十几个小时找电台，陈科长一个星期都没迈出过机房一步。但是行家是行家，能干也能干，可就是少了那种神奇。701现在更需要的，是在听觉方面有过人之处的怪才偏才，甚至天才。”安在天说着，拉起铁院长就往外走。
铁院长问：“去哪儿？”
“去找丁机要员，她当班。”
“我不想见她，她又不是特务电台！”
安在天显然是有备而来，丁姨告诉铁院长说：“你记不记得那个康巴人，扎西达达，我们长征时候的炊事员？”
铁院长白了她一眼：“我怎么会记得，你参加长征的时候，老子受伤在南方大山里跟国民党兜圈子呢！”
“他整天背一口大锅，像个乌龟，我们都喊他‘抓起乌龟’。我们都是重装的人，他背锅扛粮，我们背机器，总是走在一起。每到一个地方，他埋锅烧饭，我们开机工作。后来熟了，他没事时就凑到机器旁看热闹。有一天，跟的国民党电台跑了，我们都聚在机器周围满头大汗地找，他也跟着急。电台一部接一部转出来，我们一个一个信号地听，后来出来了一个信号，不到半分钟，我们还在分辨，他就叫了起来‘就是它，就是它’，还真就是它了！”
安在天：“他其实并不懂这个？”
丁姨：“他连汉语都不大会说，他就是耳朵好，可惜后来牺牲了。”
铁院长问：“他有孩子吗？”
“死的时候刚二十，婚都没结，哪来孩子！”
铁院长又问：“他有什么亲人？”
“不知道。就是知道，有，也找不到。他是康巴人，四海为家的。”
铁院长发火了，说：“那你叨叨半天干吗？”
安在天：“丁机要员是用这个故事提醒你，我们现在需要这种天生有三只耳朵的神人。在找人时不妨打开思路，走出圈子，到社会上、到民间去找像扎西达达这样的奇人。世间什么奇人都有，扎西达达也不会只有一个。”
铁院长：“这种人可遇不可求，找，去哪里找？找这样的人，比找失踪的电台还困难！找电台是大海捞针，找人有可能海里本来就没有针。”
丁姨突然冒出一句：“我想起一个人来……”
安在天问：“谁？”
“一个像扎西达达一样有三只耳朵的人。”
丁姨当时就给华主任打去电话，华主任一下子就想起来了，说：“小丁，你说的是罗三耳？”
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叫，火车开走了，一切重新清寂下来。
独眼老头假装还在拾垃圾，看着远去的火车……
在列车上的软卧包厢里，安在天摆弄一台收音机，里面放着一首闽南歌曲：
啥格花开节节高，芝麻花开节节高；啥格花开像腰刀，蚕豆花开像腰刀；啥格花开青草里，荠蕃花开青草里；啥格花开南河梢，萝卜花开南河梢……
在当时的人听来，这完全是一个妖里妖气的声音。金鲁生推门进来，听着那嗲嗲的女声，皱起眉头。
安在天：“听不惯？”
金鲁生：“像香脂的味道。”
安在天笑了：“我不是在听靡靡之音，这是‘美蒋特务广播电台’，台湾经常通过这种方式，对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发号施令，频率是公开的，普通收音机都能收得到，但上面说的暗语，一般人听不懂。当然，特务、还有我听得懂。”
金鲁生像没听安在天说话，手上不离那个黑皮包，从怀里掏出酒壶。安在天想泡茶，发现热水瓶是空的，他拉开门，准备出去打水。金鲁生站了起来，又拉上了门。
安在天晃了晃手中的热水瓶说：“我去打开水。”
金鲁生接过热水瓶，放下：“这不是你干的事。”
安在天没有领会对方的意思，以为是对他客气，也客气地说：“这点活儿，累不着。”说着又要去拿热水瓶。
金鲁生拦住他，严肃地：“安副处长，请记住，我负责你的安全，一路上你要听我的。”
安在天反应过来，尴尬地说：“好好，我听你的。”
“听我的，就坐下来。”
安在天坐下来，看着对方，笑了。
金鲁生戴一顶毡帽，穿着西服，打扮得像个生意人。
金鲁生：“看我不像是不是？我是工农干部，可这一路上，我就是你的老板，你叫我金老板，是负责接待我的政府工作人员，我叫你安同志……”
安在天为证明他记住了，叫了一声：“是，金老板。”
金鲁生也坐下来，继续说：“你要记住，你是701核心部门的领导，美蒋特务的名单上，还有对方JOG电台的广播里都有你的明码标价。这趟火车上肯定有特务，哪趟火车都有。县城火车站上，那个独眼老头就很可疑。”
安在天附和道：“据说老蒋现在经常派飞机往这边空投特务。”
“空投，偷渡，还有像我这样，打着华侨身份来报效祖国的，什么名堂都有。加上以前一直潜伏的，都冒出来了。”
安在天看着那个黑皮包，问：“里面装着枪吧？”
金鲁生不理他，手却从包里摸出一把手枪来。安在天一眼看出那是一把德国造的勃朗宁。
金鲁生：“你打过枪？”
安在天：“还在苏联的时候。”
“你去过苏联？”
“我在苏联长大的，36年去，46年回来，整整十年。”
金鲁生指了指耳朵，问：“就学这个？”
安在天卖着关子：“也不全是。要不怎么打过枪呢！”
乘务员来送开水，金鲁生迅速地取下毡帽，把手里的枪遮住，枪口始终对准来人。安在天配合地接过开水，又把空的热水瓶递给乘务员，道谢，同时也表现出对金鲁生尊敬的样子。乘务员走了，金鲁生收起枪来。
安在天泡了茶，问：“你的茶杯呢？”
金鲁生指了指桌上的酒壶：“我喝这个。”
“是美国货？”
“解放重庆时缴获的，搭了我两根肋骨。”
“酒量呢？”
“我的酒量比你的耳朵还好，天生的。武松喝十八大碗过景阳岗，说到底还是醉了，我就没醉过。”
“大家都叫你‘铁嘴’，就是指这个？”
金鲁生不好意思地笑了。
安在天：“回去我送你一瓶好酒，伏尔加，过去的同学从苏联带给我的。”
“但愿这次我能把你，还有要接的人顺利地带回701，这样就可以喝你的好酒了。”
安在天又看了一眼黑皮包，打趣道：“身上的枪就是口袋里的钱，随时都会被主人用了。一旦你这把枪被使用，就说明我们遇上了麻烦，枪会把麻烦消灭掉，像水扑火。但也许不会，因为水有时候也灭不了火。”
“你什么意思？”
安在天哈哈大笑：“寡不敌众的时候，只剩下一颗子弹，你会毫不犹豫地打死我。”
金鲁生白了他一眼。
安在天：“没什么，这是你的纪律，也是701的规矩。”
火车钻进了隧洞，轰隆隆的……
金鲁生像是安在天的保镖，他带着一把枪，尽管他出门带枪就像安在天出门带一只钢笔、一本书一样。他是保护安在天的人，也是有可能消灭安在天的人。安在天就这样踏上了去上海接罗三耳的征程。
吉普车在蜿蜒的山路急驶，李秘书坐在前面，后面是铁院长和华主任，大家表情都很严肃。铁院长刚把华主任从军用机场接出来。
华主任问：“接罗三耳的人走了吗？”
铁院长回答：“走了。”
“可靠吗？派谁去了？”
“侦听处的副处长，也是‘招人小组’的副组长安在天。”
吉普车进701大门时，那个卖泡菜的小贩又闪身出来了，蔡大爷不觉皱紧了眉头。
一进铁院长办公室，铁院长就问华主任：“罗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华主任介绍道：“罗山是他解放后才改的名字。他曾经是国民党中央乐团的调音师，给宋美龄调过钢琴。宋十分赏识他，亲笔赠他三个字：罗三耳。那时候，罗三耳的名字在南京，总是和蒋夫人连在一起。他有才，人又风流，有一次勾引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