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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某乙，家贫无以度日，瞒着妻子，偷偷干起了打劫的勾当。有一天，他手持长棍，潜伏于墓地，等了半天，也不见有人经过。肚中饥馁，松风刺骨，正值不可耐之际，忽见一老翁负囊而来。某乙持棍遽出，抢得了一袋米。回到家里，骗妻子说，这米是别人还的赌债。
第二天，他又故技重演。不一会儿，也见一人持棍而来，隐于墓后。某乙暗忖，来者大概是个同行吧。于是从墓后走出来。对方惊问是干什么的。某乙说：“等你啊！”听了这话，对方哑然失笑，知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人了”。笑完后，两人相对而坐，互道饥寒之苦，就这样一直坐到玉兔中天，也不见有客人经过。
某乙准备回去了，对方拦阻道：“前村有户人家，正为女儿置办嫁妆，每天忙到半夜，我们现在去捞它一把，肯定不防备。”某乙答应随同前往，果然是毫无阻拦。于是跳入柜中往外递送财物，等到拿得差不多了，外面那个家伙猛地合上柜盖，将某乙锁在里面，独占财物而去。
过了片刻，主人家发现柜子上了锁，起了疑心，掌灯前来观察。某乙不胜惶恐，闷在柜子里装出老鼠啮物的声音。主人家怕柜子里的衣物有损，忙开锁查寻。某乙趁势窜出，落荒而逃。
徐珂把这个故事取名为“某乙先盗而后贼”。
然而，传统一向有偏颇沿袭的习惯，从对事实加以区别到用词注重准确，仍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大贼即“盗”、小盗即“偷”的说法，也时时见诸于文端。但这并不影响认识上的趋同，不仅表现在鼠窃狗偷之辈不与盗混，同时对劫徒与反民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也有了更合乎情理的体会。就联系的一面而言，古代已认识到，这其实也就是同一类行为不同程度的表现而已。如《后汉书·陈忠传》就说得比较贴切：“夫穿窬不禁，则致强盗；强盗不断，则为攻盗；攻盗成群，必成大奸。”言下之意，盗之所为是强占他人之物，如果禁除不力，小则破墙而入，中则攻掠剽劫，大则染指江山。从强抢玉帛财物到窃据神器社稷，完全可能是瞬间即成的事。当然，强盗与反民还是有区别的：
从存在的环境看，反民多生于乱世，而强盗却是无时不在的；
从存在的状态看，劫徒比较稳定，而且大多是以武力抢劫为生的职业强盗。反民则有很大的突发性和不稳定性。起时，来势汹涌；伏时，风平浪静。他们中间除了少数人来源于其他之外，大多数出自流民，具有乱世为盗、治世为民的特征。
从活动的方式看，强盗劫徒一般出没于封建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带，散则流于荒山野岭，聚则占山为王，入海为盗；他们平时残害的对象，无论贵贱，大多数都为平民百姓与商贩行旅。反民则与官府衙门作对头，锋芒所向，往往是封建统治比较集中的所在。
因此，平民百姓眼中的“盗”，主要是打家劫舍的盗匪；统治阶级眼中的“盗”，尽管有的也是凶手、劫徒、盗匪之类，但其真正视为心腹大患的，则是“犯上作乱”的所谓“反民”。
与一般意义上的窃贼不同，随着封建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窃贼便产生了，这就是窃国之贼。窃国之贼，绝非小打小闹的盗匪可以任之，这种贼必定有多种超出常人的本领。其中最主要的可以归纳为两点：
一是武力。在战争连绵不绝的社会里，“有枪便是草头王”。具有政治野心而又非皇室继承者的人，往往是依仗武力来征讨弱国，创立江山；或者是依仗武力来推翻现政权，自封为王。武力是他们得以生存的一切，是他们能够强大并且被人们公认为其强大的惟一法宝。历史上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无限浩大的皇权在无坚不摧的武力面前，总是甘拜下风，最终飘摇于风雨之中。
二是政治计谋。窃国之贼往往有着高人一筹的智慧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会忍辱负重，会俯首称臣，会不惜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自己的亲人的幸福和生命，以得到帝王的欢心。他们会结党营私，而且往往在勾心斗角的政治漩涡中稳操胜券。一旦他们认为时机成熟，便会发动政变，夺取皇权，成为执政者。
二 窃贼概念的历史演变（2）
如果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既拥有武力，又熟谙政治计谋，那他窃国的图谋十有八九能够成功。这样的例子并不多，民国时期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可居为其首。
三 窃贼的信仰（1）
如同每一个黑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信仰一样，窃贼也有自己的信仰。
关于窃贼的信仰，历史上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窃贼拜《水浒》中以善偷而著称的时迁为祖师爷。据说，清代杭州窃贼常在夜深人静之际祭祀时迁，其时口中默念以下祭词：
卅六人中惟善偷，
时迁庙食城东楼；
后世偷者奉为祖，
月黑深宵具酒脯。
但愿人家不闭门，
黄金取尽青毡存；
岁岁报祭官不捉，
天上追踪东方朔。
一说是窃贼拜柳跖为祖师爷。从创立“盗亦有道”这一学说来看，笔者还是赞成这种说法的。
盗跖是春秋末期人，姓柳，因居住于柳下屯（今山东西部），故称为柳跖。
庄子曾描写柳跖率徒众九千人横行天下，专与诸侯作对。他们破人门户，夺人财物，掳人妻女。所到之处，大国据城守卫，小国坚壁清野。由于其经年累月地骚扰民间，气焰万丈，故尔是人人畏惧的大盗。据说，孔夫子曾企图劝他改恶从善，结果被他骂作伪君子，而且将孔子驳斥得丧魂失魄，连大气也不敢出。据《史记》载，就是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盗匪，却得到了一个善终，不知老天爷是否还是那个惩恶扬善的老天爷。
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往往观察的视角不同，所得的结论也就不尽一致。尽管《史记》对柳跖如此作恶竟得善终备感疑惑，但《庄子》却写出了他的另一方面，这就是：机智和善辩。愤世嫉俗的庄子认为，如果与那些奸臣恶宦比起来，说不定柳跖这样的盗还有些可爱之处呢。因而《庄子·石兼箧》不无调侃地说，盗跖之所以得以横行，一方面是所谓的“圣人”给其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是他主张“盗亦有道”。
据载：有一次，柳跖的喽罗们问他：“做强盗也有自己的道义和原则吗？”柳跖回答说：“那当然，道义原则到什么地方都有！对于我们强盗来说，事先摸清楚对方府库中财物的数量和贮存情况，精确地估计是否一定能够得手，这叫做圣明；开抢时不怕顽强的抵抗，戮力同心，奋勇争先，这叫做勇敢；抢完后主动断后，掩护同伙，甘于冒险，这叫做义气；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反对蛮干，务求必胜，这叫做明智；分赃时要平均分配，轻财重义，取少让多，这叫做仁义。上面这五条，就是我们强盗的道义和原则。”
这就是“盗亦有道”的来历，它被后代的盗贼们奉为圣经，盗跖也被他们尊为祖师爷，正所谓：“土匪趁机肆攘夺，白手攫取人莫知，盗亦有道跖是师。”
像柳跖这样的大盗，能创立“盗亦有道”的理论，也确实值得众盗崇拜。从历史上来看，虽然不同的时代，盗贼们的窃盗宗旨有变异，但柳跖的这种理论基本上被众盗所继承，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如果说柳跖因创立“盗亦有道”而成为窃贼的祖师爷的话，那么他的门徒所进行的骚扰正常秩序的偷盗之行，却为普通老百姓所不耻。因而，尽管庄子对柳跖有所褒扬，但对其盗窃行为却仍不免嗤之以鼻。如《庄子·山木》中说：“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与庄子相比，老子的认识似乎更为成熟些，《老子·五十七章》中曾这样说过：“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其意是，不管怎么禁止、杀戮，也挡不住盗贼的孳生。像《韩非子·外储说上》说的郑国贤相子产为政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则无疑是千载难逢的事情。
“盗亦有道”的信仰，在大部分盗贼的行为中虽未能充分表现出来，但也不乏遵从之贼。据载，民国时期的海盗范巧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长江口外的横沙岛曾是盗贼出没的地方。长江口外因江面突然宽广，水流缓慢，从上游带下来的大量泥沙在此处沉积下来，逐步形成一个当潮水下降时露出水面的小岛，成岛时间距今仅百年左右，这就是横沙岛。由苏北的启东、海门一带逃荒逃难的贫苦人，在无处安身的情况下，便来到这个岛上开荒种地，有的以打鱼为生。为防止潮汛高涨时海水淹没小岛，岛上居民修筑堤圩（当地称为海塘），为建设小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后来，岛上逐渐产生了地主恶霸，他们勾结官府，强行霸占农民自行开垦的土地，并强行控制渔船，压迫剥削之手段甚为惨重，迫使部分农民、渔夫不得不以海上打劫为生，并由此而沦为海盗。
民国年间，岛上有几支大的海盗团伙，其中有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名叫范巧林（又名范巧临）。此人原出身贫苦，少年时即体格健壮，身材高大，成年后练就武术，后干起海盗勾当。据岛上农民、渔民传说，这位江洋大盗奉行盗跖所创立的“盗亦有道”的宗旨，坚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一般不在岛上行劫，也不在江口、海面打劫小渔民或小客船，而是专对大商轮尤其是外国轮船行劫。
外轮上大都有武装警卫、保镖，外轮都有数千吨之巨，而他的海盗船仅只30吨，他以海盗船打劫巨大的外国巨轮颇有难度。他采取的方法，大都是他与团伙中几位闯荡过上海滩、见过世面的哥们儿，乔妆打扮成富商，凭船票上船，待轮船开出长江口进入大海后，他们即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控制轮船上的驾驶室、通讯设备等各个关键岗位，并与事先约定好的同伙相呼应。在被劫轮船抛锚后，他们便大肆抢劫巨额赃款和大量赃物，然后有计划地装进盗船，呼啸而去。
三 窃贼的信仰（2）
对于范巧林这股海盗团伙，官府曾多次派兵剿捕，但都从未如愿。然而，由于后来横沙岛上的几支海盗交相争霸，互相惨杀。在争霸中，范巧林多次被对手捉拿，多次在临死前死里逃生，最后一次被另一伙海盗以绳勒毙。范巧林最后还是死于同行之手。他所留下的一处在当时全岛最讲究的房舍，于解放后作为一所小学的校舍（参见郭绪印编著：《旧上海黑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273页）。
“盗亦有道”这一信仰的延续和扩展，使得盗窃集团都多多少少立有自己的规矩。盗窃集团虽是以巧取豪夺为谋生手段的，但集团中的弟兄之间一般都重交情、讲义气，而不注重金钱财物。“黑心铜钿大家用”，此为贼帮中的口号之一，也就是将偷盗所得之物按额分配。如上海的“扒窃党”规定：下手人独得十分之四，余款按规定分配。这样的分配虽有等级、有高低的差别，帮中从却不争论多少。假如果然有人因分得份额的多少而提出异议，那么他就会为众贼所不耻。
为了使众贼的行动有章可循，贼帮中还定有不少的规矩，其目的是用来约束和节制窃贼的行为，或是用来笼络窃贼。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