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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请伊藤为中国首相。另一派主张不承认和约。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不妨分作数份，
赠予沙俄和其他国家作为报酬，只要他们向日本交兵。虽说李鸿章没有采取后说，
他已受这说法影响。他于1896年与俄国外务大臣签定密约，西方称为李与罗拔诺甫
条约（Li…Lobanov Treaty），所给帝俄的让步，包括修筑中东铁路贯穿满洲北部。
谣传俄方曾以丰厚贿赂酬答李鸿章签定比约。
这战败给中国当前最大的困难仍在赔款。只有向外借款能解决问题。愿意向中
国放贷的大有人在。可是他们每一个代表一个外国政府，他们的目的，在以中国海
关关税和内地工矿的权利作为贷款的保障。中日战争之前中国所负外债不多。兹后
中国行政完全被外国银行团把持。凡出口进口之关税，盐税之收入，以及内地之转
口，同为外债之抵押品。此后因修筑铁路也涉及外债，才激起了1911年的革命。以
上情形在中国进人民国时代后基本上未有更变。也因为对关税收入的处理，孙中山
与西方各国争执，才决定与苏联联合。
回头再叙19世纪。1898年为诸事纷至沓来之际。英法德俄日五国都于此时在中
国构成势力圈。如果中国任何行省划入某一国家之势力范围，中国必须申明此省永
远不割与其他国家。当中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若是租借给享有势力范国的国家，租
用期间为99年。中国不得在内外设防，也不得派兵进入附近地区，通常以15英里为
度。此外，列强也在省内独享铁路工矿和敷设电讯的权利。要是中国本身在省内营
建此类工程，则不得由第三国投资，也不得雇用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当中此类的条
件有由外强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限48小时内承允的例子。这情形使孙中山称中国为
次殖民地，亦即低于一般的殖民地，他们与中国不同，只服侍一个主子。当世纪之
交中国受着列强压迫，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于1899年及1900年两次提出
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很少实际裨益。
百日维新
1898年夏天，北京的官僚圈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情形。从6月11日到9月21日，
一共103天，御前颁发了200多件诏令与批示，宣称政府之组织必须改造，预算将要
编制，海陆军将要现代化，所有教育制度和文官组织也要改组，所有农工商业一并
都要提高以符合世界标准。如果这套工作可能因皇帝龙椅前之公告而完成，则中国
应当立即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可是这西化之决心以与西方习惯相反的姿势提出。
“百日维新”如传统以意志力事，并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则。这种办法相信
一项工作由皇帝诏令宣布，即等于工作已实际完成。
维新人士并不是全不了解此中的毛病，他们还是做了。103天之后，全部运动突
然终止，皇帝被软禁，终身再未重享自由。6位维新人士被处死刑，两个最显著的领
导人亡命海外，又有约40个官员被革职。
光绪皇帝（本名戴湉，1875—1908在位）乃慈禧太后之妹与老醇亲王的儿子。
醇亲王奕譞乃是道光的儿子。堂兄同治皇帝于1874年无嗣而终的时候，光绪才3岁。
被意志坚强而好卖弄权力之慈禧指定为皇嗣而继位。可是迄至他在1908年去世，慈
禧未曾放弃她为事实上的国君之地位。她即使不垂帘听政，也仍在幕后揽握大权。
利用亲信大学士和宦官与廷臣联系。在这朝代进入暮期之际，凡是满清的总督等重
臣及海陆军高级将领要不与这后门发生关系，则官位难保。
光绪帝颇为明智，也容易动感情，他看到一本说得剀切的奏呈，就会流泪。以
这位有志改造一个庞大国家命运的君主而言，他在宫廷里幽居的生活与自孩提之日
未曾有机会执行本身决策，都可算作严重缺陷。他维新的赞助人为康有为和梁启超，
同为广东省人。康是古典学者，擅于使用古籍里利于改革的文字推陈出新，翻作今
朝之标榜。梁比较趋向实用主义，他的文字流畅而有普及性，所叙也不只古典。在
1898年之前，他们至少已提倡改革3年。他们以普及新式教育为论坛，曾组织会议，
到处演讲，发行期刊，捐募款项以贯彻这宗旨。也有西方传教士赞助，使这运动传
播甚广。如果自强运动可称为造船制炮的改革，则百日维新不妨称为编预算写宪法
的改革，虽说康梁等人胸中另有城府，他们的志向超过目前之规划。
慈禧深切注意侄儿所作的一套，只是在短期间之内没有直接干预。一个使她采
取行动之近因似与人事有关。当皇帝一贯的排挤反对维新的人物而提拔亲信的时候，
新旧两派之冲突终不可免。也因此触发了满汉大臣的互相嫉妒。据说皇帝将接见伊
藤博文，可能被劝说游览日本，成了一时的警报。最后导至政变之原因为皇帝召见
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密商，不通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后者为满洲人，也是大
后亲信。
在这里我们要相信袁世凯数年后给《伦敦泰晤士报》的谈话，他在这里提出：
他出卖各人的原因乃是改革者唆使他谋杀太后，事实上她也是皇帝之养母。或者我
们应当相信《上海字林西报》和《申报》的报道，内中提及光绪密令袁世凯向御躬
保驾。事实之发展则是袁世凯成了告密人，他出卖了皇帝和维新人士而站在慈禧太
后和荣禄一边。慈禧突然由颐和园回到北京宫内时，维新人士的计谋为之挫折。他
们被整肃，有关国事的政令全部作废而恢复百日维新前的情形，光绪皇帝和他的亲
信要付出前后行动和秘密交往之代价。
提到目下历史之题材，作者别无他法，在叙述时不得不循照以前历史家之铺陈，
可是他要再三提醒今日读者，在解释以上情事时，前人之论点大体已失去用场。因
为他们批判以上事迹时，缺乏今人眼见之纵深，是以强调当事人物之人身关系，而
低估组织与结构上的原因。百日维新使全部武职人员震惊，他们的官衔职位由八旗
绿营的背景而取得，也使全体文官失色，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
发迹。这点，以前的历史家也重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讲出：他们不仅保持了既得
利益，事实上他们也代表着这帝国和中国社会组织的逻辑。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种
世袭的武职人员，他们在技术上的教养不深，也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
他们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磐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进
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如果将
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则全国的组织也将立即垮台。可是另一方面的难处是，若不
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换，就无庸谈及改革。
百日维新失败，光绪被批评为犹疑胆怯。可是没有历史上的证据可以解说他有
别路可走。他因为皇帝，就以人身为表率，代表着传统的道德。这种德行从村舍里
甲一路上来，透过整个社会，而以“孝”为先。稍一决断，他就会损坏了他在臣下
心目中的观感和皇帝这一职位。他或者可如康有为在9月上旬的建议，出走上海。可
是那样一来他既背叛了社会习惯，也逃避了自己的朝代。如果改革者愿意做到那样
彻底，那他们又何必一定要依附着光绪皇帝和清朝，两者已不过是改革的累赘？他
们难道不能直截地树立民国，问题简化？以后事实之演进也表示历史终于肯定的容
纳了这条路线。
只是以问题之大，使其程序无从简化。革命前途之任重道远，已由谭嗣同看出。
他是慈禧大后一怒之下被判死刑的6人之一。他决心为烈士，也不愿逃避。他在遗书
中提及除非新旧两党流血遍地，中国永远无指望：“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
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公元1898年9月28日他实践了他的预言当日被派往监刑的刚毅，不久即成为支持
义和团的清朝大员之一。
经过9月21日的政变，慈禧企图褫夺光绪皇位，另以一小童皇帝替代。可是她遇
到几位南方总督和一群社会上文教领袖反对，后者以上海为中心，有西方各国的支
持。百日维新首要人物康有为逃至香港，有英国人援助，梁启超则由日本使馆的保
护离开北京出国。各国使节犹且一再询问光绪帝下落，也带着质问的态度。太后的
企图无法实现，她反外的心理激热化，以后影响到她对义和团的判断。
义和团
义和团照字面上的解释是仗义又拥护和平的集团。它不过是华北人民秘密结社
中之一种，会员练习武术，主持神秘的集会仪式，所以也被称为“拳民”城“拳匪”。
当中有些自称练气功可以阻挡子弹。在世纪末年，山东居民和德国侨民暨华人基督
教徒发生冲突，义和团参杂其间，乘机生事扩展。不久之后，他们见外人即攻击，
对一切由外洋输人之器物均行破坏。在1899年，山东巡抚本人也是一个仇外者．称
义和团员为“义民”，收容他们入团练。次年，义和团蔓延至直隶省。慈禧亲信中
只有荣禄称义和团不可用。
此时太后之心境值得臆度。她之把持不定，有时显然是由恐惧及迟疑而生，井
非一贯的坚决透彻。期间所发诏书有时称义和团为“游勇会”及“乱民”、“拳匪”，
可是有时称其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义民”。直隶提督聂士成既剿拳
匪，又拒洋兵，最后战死于天津近郊。好像外人愈逼清廷剿匪，太后愈决心抵抗外
来压力。此间详情充分暴露中国皇权的内在危机。这时候世界情势之复杂，要求政
府机构极端警觉以应变，北京的朝廷尚且完全从人身关系的角度对付问题，以至外
行的气象可以一眼看出。这样，慈禧太后在历史上有用之处即在于她帮助揭露了组
织上的缺陷，使对中国2000多年帝制的消算得以加速。
1900年6月21日她公布了她的宣战令。作战对象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条列的某
些国家．而是“远人”和“彼等”，事实上就是与中国接触的所有外国。此时义和
团在北京攻击使馆火焚教堂，已生事10日。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遇害。6月
16日各国联军要求天津外围的大沽炮台于次日晨2时以前交出，天津总兵不应命，联
军于晨6时开火而攻取之。至此总理衙门于6月19日照会各国公使于24小时内离京。
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Baron Klemens Von Ketteler）仍想交涉，在往总理衙门途
中遇害。
宣战之前，朝廷反外集团交付慈禧文件一纸，据称系各国勒令她归政之照会。
及至此时，她仍召集御前会议，廷臣百余人跪在殿前，太后询问各人意见，可是内
中2人反对敌对行动，终由她下令处死。
各国使馆被围56日。当中停战3次。7月下旬，中国政府送往使馆面粉西瓜果蔬
数车（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富善先生Dr。L。 Carrington Goodrich时年6岁，随父母
被围于北堂教堂，亲告本书作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