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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主动向你求教一些问题，在求教过程中，不带一点虚假的恭维。他应该是个有为的青年。中西功向他流露过友谊之情，他极为珍视。可惜没敢和他深入交谈有关共产主义的话题。更没敢向他流露一丝有关他的隐蔽工作。
不过，中西功又想，即使已经把津金发展成中共党员，一旦我向西去了，他能否保持下这个情报点，也是件未可预料的事。如果程和生等“特别调查班”里的同志们都撤退了，他得另建一套搭配班子。建一个班子谈何容易！他建立这个“特别调查班”，曾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
他深深叹口气。无论如何要想出个“万全之策”来，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也要把“满铁”
情报点坚持下去，全部症结在于怎样做才能坚持下去。“怎样做？！”他紧锁眉头在沙发上苦苦思索。“先生！”耳边响起一声轻柔的呼唤，他睁眼一看，见惠子手按沙发扶手，弯腰凑在他耳边，调皮的笑着：“请君幸膳！”他往饭厅看，方子在厅门里探出半个身向他微笑。他勉强起身，走进饭厅。依惯例在他的位子上坐下。佐酒是经过精心准备的。鱼青虾红，都是新鲜的。一盘嫩茭白丝，像还没下过锅。方子为他斟酒满杯，他握着酒杯还没缓过神来。“你为什么这样？”惠子的眼光在他和方子之间看来看去。“公事上的小困难。”他应付地随口说。“你这愁苦的神色很像爸爸没钱还债时那样。”惠子笑了。“是吗？”他苦笑一下，开始“幸膳”。然而仍旧“心不在焉”的两眼发呆。“有时候，爸爸会找人临时借一大笔钱，打发几个债户，消息一传开，别的债户便不急着登门催讨了。”惠子一边吃饭，一边开心地笑着。“是吗？”他又应付。一杯酒喝下，方子再为他斟酒间，他像受到惠子说话的某种启迪似的，双手合拢，拍了一下，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好像是向方子道谢。这一来，饭桌上的空气顿时变得和谐了。然而他却起身到书房去了。他拿起电话听筒，拨通了南京陶谷新村“同盟社”首席记者西里龙夫私宅。“西里君，我有事需要见你。”“我也想会见，如果你有时间，我立即到府上造访。”西里龙夫说。“不不，谢谢，我到你府上拜访，立即动身去南京。”他抬眼看看壁上挂钟，又重复一声：“立即动身。”挂上话筒，他抓起件外套，转头向饭厅招呼一声：“我走了。”便出门而去。待惠子追到门口，他已经转过楼房的墙角不见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之间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微妙关系。说来他俩都是中共党员，都属上海情报科领导，似乎颇为简单。但是他俩又都被一种特别的感情所煎熬，所驱使，这就是为自己的祖国日本的命运而焦虑。共产党员讲国际主义，但是连自己本国的命运都不能掌握，这国际主义从何谈起？日本军阀侵华给日本人民造成的苦难虽然被御用工具严密封锁，但他们却了若指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亲眼目睹，真可谓“罄竹难书”啊！处于这个战争漩涡中的日籍中共党员，国际主义的责任是最直接的了。关于这个问题，他们都心里自明。由于痛苦的压迫，才使他们都不夸夸其谈，而只埋头隐蔽地艰辛工作。
西里龙夫不仅比中西功年长，若从“东亚同文书院”这个学校的班级顺序论起来，还是他的学长，或者说是他的前辈。西里龙夫的学问道德，在与他交往的人中被广泛称赞。中西功对他敬佩有余。若从这方面而论，他内心把西里当师尊。
西里龙夫在分析战争局势方面常有独到见解。近卫文魔施政期间，他就对中西功预言过：“如果近卫的‘大政组合’只维持一个形式，而不能从政治观点上彻底统一，那么它将徒有虚名，无所作为，最终必然被军国主义分子所压垮。”现在，不论近卫倒台出自什么原因，事实的发展，证实了西里的预言。
关于白川次郎发来的电报，不仅是对中西功报警，也是对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人的报警。需要大家研究，采取统一对策。他对“满铁”情报点的“万全之策”，已经有个朦胧的设想，需要和西里龙夫商量，听听他的评论。中西功从登上火车到踏进西里龙夫宿舍门，一直都在为他的“万全之策”作各种方案的设计和修补。两人见面，没有一句客套，开门见山，首先的共同话题都是“近卫倒台、东条组阁”的内幕可能是什么。
两人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事情来得这么突然，他们都没见过这方面的有关资料。但是他们都感觉到：近卫的私人秘书尾崎秀实，很大可能随着近卫的倒台而受到某种牵连。
“尾崎秀实凶多吉少。”西里龙夫口气断然。“我怀疑‘白川次郎’的警报是他发的。”“是吗？如果是那样，事情也许不至于太糟糕，因为他毕竟可以给你发报，说明他还有自由。”“那也说明在近卫的档案库里有关于我们的报告材料。”“是啊！不过，情况不明，任何判断都是盲目的。”“所以，我想回东京去一趟，实地侦察一下。”
西里龙夫隔着眼镜片向他投来的眼光充满惊愕，脸也渐渐伸长了。好一阵，两人就这样四目相对着，谁也不说话。
“那，”西里龙夫问：“目的何在？”
中西功沉思了片刻：“东条的广播讲话，虽然承袭了近卫关于战争国策的调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武夫，比近卫更急于发动战争，‘南进’好像要开始了。我要掌握这个战争之神的脉搏。”中西功边说边观察西里龙夫的脸色，见他仍旧那么惊愕地直视着他，显然对他的回答，觉得文不对题。便进一步阐说，他拟东京之行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希望侦得东条发动南进战争的具体计划和准确的时间，然后再决定是否“向西去”。他希望力求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坚持使“满铁”这个情报点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他有点激动地说：
“我的作用是别人难以代替的。
我向西去了，对上海情报科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我不作无谓牺牲，但我绝不怕牺牲。”
西里龙夫的眼帘隔着眼镜片渐渐垂了下来。
在日清码头送中西功上了轮船，程和生慢步倘徉在马路上。前天晚上，他把老吴的意见传达给了中西功，他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难堪的局面。本来，他是要劝说老吴催中西功离开上海“向西去”的，结果碰了钉子，而且老吴一再坚持要中西功“向东去”。既然是组织决定，当然要一字不改的传达。在他想来，中西功定会表现为难，而且可能婉言推辞。如果他推辞，是在情理之中。如果他推辞，自己便可以返回去再和老吴细细商量，把中西功送到根据地去。孰料，中西功听后，竟肯定地点点头，说和他想的基本一致，满口答应了。虽说程和生只是个负责他们两人之间传递意见的联络员，可是作为党员，他对老吴这位上级作出如此的决定，心里不能接受。他觉得老吴只知道任务，不为中西功着想。所以在向中西功传达的时候，便带着一种情绪。中西功倒反过来劝说他，热情勃勃地解释，说老吴的决定是如何如何正确，任务是如何如何重要，更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草率撤退。至于到东京以后，不必为他担心。他有很可靠的朋友，可以保护他。比他在上海方便得多，安全得多。中西一席话，说得那么轻松，那么乐观，那么无私无畏，程和生不但未能说服他，反而被他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事情既然如此明白、壮丽，使他一时间连同对老吴的不满也一古脑儿烟消云散了。
但是，当时的心情变化是当时的情绪。码头方向传来低沉的汽笛声。中西功走了，他程和生那深藏着的不安的心情却没被带走。眼前所见，活动在街面上熙熙攘攘的市民们，好像都没有什么不安和愁肠。日军占领上海4 年多了，人们好像已经习惯这种被异族统治的生活了。他想，这些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健忘，父母兄弟被野兽枪杀，大街上的血迹被洗涮之后，他们脑海里的仇恨也随着被洗涮去了。
忽然，传来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活动在街上的人们都往两边躲避，上海人都熟悉这种声音了。果然，眨眼间，三辆敌伪警车嚎叫着，由北而南开来；程和生被一个急忙躲避的老太太撞了个趔趄，老太太口念“阿弥陀佛”，低声骂了一句“‘赤佬’又来抓人了！”
程和生赶忙扶住老太太，站定街边，目送军车驰去，心里暗暗生出一丝喜悦：中国人并不健忘，他们的武器是沉默中的实际行动。只要有人站出来组织领导，每个上海人都会是点火就着的干柴。
恰在这时，倪之骥不知从哪里钻出来，挤到他身旁，低声说“76 号抓了蓝衣社，他们的头头陈恭谢，也被抓了。”
“噢。”程和生推了倪之骥一把，两人便分头走开了。
陈恭澍是“蓝衣社”潜伏在上海的头头。“蓝衣社”的活动，上海情报科是很不赞成的。但是没法子，管不得他们，既要和他们打交道，又得躲着他们，既要渗入他们内部，完成我党的推、拉他们抗日的任务，又不能让他们有丝毫察觉，这真大艰难了。这个陈恭澍，前年3 月在越南河内跟踪行刺汪精卫，结果，打死了个曾仲鸣，打伤了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汪精卫连点皮也没蹭破。汪精卫派人和陈立夫交涉了一阵子，双方没达成协议。去年6月，“蓝衣社”要给汪精卫点颜色看看，打死了《国民新闻社》的社长穆时英。汪精卫急了，发表声明：“要坚决消灭在上海的蓝衣社”。现在果然动手了。蓝衣社在上海有多少人，他们的活动计划，汪精卫是不掌握的，但是他们在上海的存在，汪精卫是明明白白的。蒋汪之间的矛盾已经激烈化，表面化，这必然使日汪特务的破坏活动强化，对在上海的各种抗日力量也是个威胁。
这帮子“蓝衣社”！
话说回来，他们也只会这些办法、相信这些手段。
第三章谁是重大情报的获取者
随着轮机声缓慢、沉重地停止，轮船停靠在码头前。东京到了。
中西功向船窗外望去，只见白茫茫一片海水。舱室外通道上，已经有人提箱背包准备下船了。他不着急，决心走在最后。
两昼夜的海上航行，他没到甲版上去走过一趟，也没到餐厅去吃一餐饭，只沉沉地大睡。醒来，喝杯水，吃点饼干，躺在铺上大睁双眼思索到达东京后怎样进行活动。
第一件事，先寻找发电报的“白川次郎”。是谁呢？他搜遍枯肠地想来想去，十有八九是尾崎秀实。只有他才有机会得到有关他的安危方面的情报。也许，近卫下台，尾崎秀实在整理文件时，看到了警视厅给内阁的报告之类的东西，其中有涉及到他的材料。于是尾崎发了警报。
如果不是尾崎秀实，还可能是谁呢？
水野成？浜津良胜？他们现在都在东京。他们几位知道我用过“白川次郎”这个笔名。可是，他们从什么地方得到关于我安危的消息呢？他们都不在可以得到这种机密消息的机关。
这几位朋友，都是日本革命志士，1938 年，日本取缔共产党和革命者，他们辗转分散到了满洲。这时中西功前后在“满铁”大连分公司和天津事务所当调查员。他把他们、还有现在在北平的白井行幸和尾崎庄太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