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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点你陌生的话，我可以对你分析一下太平洋战争之后的日本经济实况。不错，你我都得承认，日本占领了南洋群岛，确保了日本巨大的物资地带，造成了日本战时经济的小康状态。米、油、砂糖等等，都可得到些满足。而世界各国的国力都在迅速消耗，相对而言，日本国力有所好转。”
高桥瞪了瞪眼珠。
中西功继续说：“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日本战时经济基础脆弱，这种小康状态，实际上比战前还是恶化了。就说南方物资吧，第一，种类不均衡，橡胶、砂糖过剩，其他则不足，米、钢铁，都不足；第二，运输距离遥远，石油开采设备被破坏，用于运输的船只不足。太平洋战争以来，日本船只损失60 万吨以上，船只少。而且在海上航运过程，又常被英美拦阻，好不容易运到日本的那点物资，可供消241 费的数目便寥寥无几了。
“铁呢？这是用于战争的重要物资，造船及各方面都要铁，日本铁矿极少，现在年产铁坯400 万吨，炼铁设备严重不足。你们要在这个艰难的战争中迅速增加产量，是不切实际的。还有煤呢？在南洋你们得不到它，这是日本炼铁不能增加的基本原因之一，。。喂！喂！你在想什么？我说的你听到了吗？”
高桥恼怒地眨眨眼：“你在对谁说话？！”
他像受了委屈，因为他真的在认真听。
经过这样的恳谈，高桥对中西功毫无希望了。于是提笔在判刑建议上写道：“被告背叛帝国，投靠中共，长期埋伏在我核心部位，窃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量情报，其利敌行为，造成帝国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尤其在大东亚圣战即将发动之际，被告潜回东京，刺探帝国进军日期，如此狂妄，其为害之大，令人战慄。被告在被捕后，仍不思悔改，在法庭上甚至在监狱里，对执法警官和狱吏，执意宣传共产主义，总以引导帝国失败为能事。。鉴于被告罪恶极大，应该依法判处极刑。。。”
写完，他忽然觉得，有一种沮丧情绪，重重地压在心头，难能摆脱。
在这种沮丧情绪下，他着手审讯从中国解来的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
第一个，先审会说日本话的汪敬远。
这个汪敬远开始就令他十分恼火。因为他熟悉外交和法律，大喊大叫地说他是中国人，日本无权审问他。高桥知道，他是在搞合法斗争，也是他顽抗的方法和手段。准备对他用刑，他冷笑道：“阁下，你听着，待日本战败后，你要十倍百倍地承受我们中国人对你的惩罚。”这使高桥不寒而慄。
他转而审讯李得森。
李得森不像汪敬远那样“骄狂”，他不大说话，不争辩，承认是中共党员。但是仅此而已。关于其它，好像都与他无关。似乎他是在不知不党中，为中共谍报团工作似的。这种手段自然瞒不过高桥兴助，便对他施行毒刑，他便叫冤枉。若不拿出人头照片为证，便得不到他一个点头。在他身上费去的时间不亚于汪敬远。
对陈一峰的审讯，没法进行。这个莫测高深的记者，不识时务，始终端着一副“无冕皇帝”的架势。他冷对刑具，威胁高桥：“我要发消息，向全世界公布你们的野蛮行径！”但是，他能忍受重刑，在这方面他是一位超凡脱俗的“皇帝”！
高桥率领他的审讯班子，轮流和他们三个交锋“恳谈”、用刑、取证。每场审讯下来，累得他筋疲力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不见成效。
“中共谍报团”案发后，上海“日本军事法庭”对郑百千、倪之骥、程维德、程鸿钧等的审讯，比高桥兴助在东京巢鸭监狱对中西功的“恳谈”尤为卖力。那些陪审的汪伪汉奸卖国贼，作梦都希望日本能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虽然日本必败的形势一天天逼近他们眼前，他们仍旧要向大日本帝国表示“亲善”。其办法就是在审讯中，尽可能表现出“仇共”面目来，给日本司法官看。这些人多半都知道，大日本皇军和蒋介石之间，不断眉来眼去，在“反共”这一点上，日蒋是相同而有默契的。因之，现在表现出一点“仇共”来，即使日本战败，他们在蒋介石座前，也将有一份表明心迹的机会，以便得到蒋家政权的信任。所以他们陪审时特别卖力。
然而这些“共党分子”，一个个，那脸色，那眼神，那答话，特别是那语气，不仅使日本司法官恼怒，更令这些汉奸们心惊胆颤。
随着大东亚战争和中国战区形势的变化，日本警视厅奉东条内阁之命，快速了结“中共谍报团”案。
东京：（巢鸭监狱）
高桥写西里龙夫“罪状”的报告书时，竟不知如何措辞为好。他想借机显示一下自己从中西和西里那里新学到的知识，又怕绕来绕去绕不明白，反而绕出个“被赤色宣传蛊惑”的罪名。没法，指令书记官逐条誊抄了西里龙夫的“言论”和“事实”共厚厚四大本。最后，他在结尾部分，按例写上：“鉴于该犯坚信共产主义，危害帝国，应处极刑。”
关于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怎么办？在难下判决的情况下，决定：长期监押。上海：（江湾日本军事法庭）日本司法官和汉奸达成共识：举凡与“中共谍报团”案有牵连者，无论有无供词，一律判刑。
于是，宣判前的最后审讯，匆匆地“按程序”进行了。每次3 至5 人，或者5 至7 人，点到名字，叫出监房，押进灯光阴暗的“刑庭”，宣判完毕，装上汽车，分别直送江苏无锡、苏州等监狱。这几天，监房通道里，不断响着点名的呼喊声。监房铁门里，挤满了人们各种表情的脸。
“郑百千！”“郑百千！”“郑百千！”
郑百千被难友们从稻草铺上扶起，全身疼痛，站立不稳。当狱警搀着他走出监房时，他一步也挪不了，那狱警只得背上他。被捕以来，日本“特高”警察、汉奸特务越是打得狠，他心里越觉得要坚持下去，越不能放弃“不承认主义”。一旦放弃，便是功亏一篑。而且，他被打得耳鸣，日本话问些什么，听不清，反正不过是皮肉之苦呗。可怜一介书生，也真难为他了。有一天，东京来了个“特高”对着他耳朵吼道：“你的同党，张明达、邱麟祥的，地址的？”这是个老提问了，他仍依葫芦画瓢，照样来个摇摇头。
“他们统统，抓来的，你不说，杀啦杀啦的！”他仰头眯眼：“拿来，我看。”心想，你们也真蠢，抓到了还拷问我！结果没有个张明达或者邱麟祥照面对证。好一阵后，又听到疯狂地吼声：“大日本，大大的，你的，不满？！”他揣摩，这半不拉的日本中国话，什么意思？“大日本”对我大大的不满？可不是吗。我对“大日本”大大的不满？可不是嘛。他笑了。但是脸已浮肿而且发青，谁也看不出他笑。“你的，承认！？”他点了点头。当狱警把他背进“刑庭”，扶他倚墙站定时，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眼前只有一片模糊的灯光。他凭感觉知道，在他左右，也站着几个等待宣判的人。“郑百千！”他用力仰了仰头。“你的，大日本，大大的，不满？”他点头。“郑百千的，服刑的，一年！”他又仰起头。什么？只为对日本大大的不满，就判一年刑？每个中国人对日本都大大的不满，在敌占区，这几乎是公开的，你们日本也承认的！就凭这判一年刑？见鬼！当他与另一个小老头似的青年难友一同押往江苏无锡监狱时，便轻声对这位“小老头”发牢骚，叫屈：“哼，凭什么判我一年！”
“什么，一年？！”
“小老头”有点结巴地向他皱着眉头说：“你听错了，七年！你和我一样判七年。你一点日语都不懂？”
“我的天，这是什么法律？关七年。七年，我就大大的满意了？”郑百千像在自语。
“难道你相信，他们还能在中国呆七年？”
这句话说得很轻，却充满乐观和自信，重若干斤地落入郑百千的心中。他抬头向对方投以敬服的一瞥，这是他被捕以来继那个“神秘女史”和那个“神秘青年”之后又一个“神秘老头”。相比之下，自叹弗如。看来英雄梦难圆，“百以当千”又谈何容易？！
后来他和这个“神秘老头”在一个牢房里达半年之久，朝夕相处，得以互相沟通思想，取得信任。他才知道，这个“神秘老头”原来是上海情报科的倪之骥，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大哥大姐都是老党员，他和程和生既是朋友又是同志和同事，所以被牵连上了。
为了要弄清张明达和邱麟祥是否被捕，郑百千写了一封只有邱麟祥能看懂的信，买通狱卒带出去发了。他不寄任何希望，只是试探一下而已。孰料不几天，邱麟祥竟来探监了，说他安然无恙，仍旧坚守岗位。又告诉他，听说张明达已经到根据地去了，没有消息。
他听后，笑了。这是他被捕后第二次笑，一次发自内心的笑。他的“不承认主义”，使他的战友——另一个共产党员保存在原岗位上，而且来探望他。这真是一出好戏。
汪敬远被押解去日本，他的母亲，一位孤寡女人，悲喜交集。喜的是她的独生儿子终于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为“强国”作努力；悲的是敬远被押解日本，自然非吉祥之兆。邻居好心人劝解说，哭有什么用，还是想想办法才好。“哎，我怎么办呢？”她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没有办法”的办法。她凭借日籍华人的身份，又是“汪主席手下特任官”的母亲，壮着胆子给汪精卫写了一封日文长信，措词柔中带刚。大意是说：她二十年前嫁到汪家，既是汪家妇，自然已是中国人；再说汪敬远，是中国人的遗孤血脉，难道不是中国人吗？又说，她儿子说过，他“要一心辅佐汪主席。”可是日本并无提携中国之真心。随意捕捉主席的随从秘书特任官，又押解东京，把中246 国放在什么地位？即使敬远有罪，要判要杀，自有中国政府自治，日本有什么资格审判中国人？这席话，说得汪精卫落眉沉思，颇有“动情”之状。终于在1943 年3 月携团访日临行前，交代代理“外交部长”周隆库：此去你要和日方交涉，坚持把汪敬远等中国人引渡回国。周隆库照办了，也办成了。于是汪敬远、李得森、陈一峰乘汪精卫访问团回国的同一条船，离开东京，回到上海，这是国际间从未有过的名副其实的“引渡”。
在他们的苦难中也有可品味的场景。
汪敬远等三人在巢鸭监狱牢房里正盘腿面壁“反省”，一声声传唤，把他们先后传唤到了“接见室”。高桥坐在小桌后，每走进一人，他便客气地点一下头，并伸手示意，让他们在他对面坐下。
这是他们被捕后第一次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