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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中日亲善？说什么中日平等？”汪精卫听了喃喃说：“暂时现象，暂时现象。”陈壁君气得脸发白，可什么话也没说。。李得森听了“哈哈”大笑。这些及时送到延安的情报，供中央得以迅速对敌人作出对策。
汪敬远的情报活动越搞越细，竟想自己搭班在汪伪政府里建立个情报部。他对李得森说，我们都可以加入进去埋伏工作。并且。他计划，这个情报部争取由汪精卫直接领导。李得森写信请示老吴，这正合老吴开拓局面之意，回信答复同意。汪敬远便行动起来；他和航空署长陈昌祖私交很深，陈昌祖是汪精卫的裙带亲信，汪敬远想利用他，但陈昌祖对他的提议经过一番活动后说：“眼前没有把握，等一等再说。”此事才算放下。
日本警视厅特高课逮捕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的消息，自然瞒不过汪敬远。说实话，他倒真不知道这两人被捕的缘由。但是，又下意识地敏感到，也许和他的事业有瓜葛，再加李得森通知他，暂停一切活动和接触。等了一个多月，不见新通知，心里嘀咕，硬着头皮去见李得森。
中西功、西里龙夫被捕在南京引起的大波动，经过一个多月的“坚持”、“等待”，渐渐沉静下来。
这时，李得森对吴纪光的指示，内心颇是钦佩了。鉴于自己曾为此和吴纪光有过脸红的不愉快，便鼓动汪敬远到上海去见一次老吴。恰巧，陈壁君要他到上海港税务局提一笔款，转帐。他到了上海，匆忙跑了税务局和银行，办完事，找到了老吴。老吴对他这个“独立旅”挺和蔼，向他阐述了对形势的分析。认为：日本这次逮捕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是日本政府的常规行动，从已经过来了的近两个月观察，无论中西功、西里龙夫，还是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都没有吐露上海情报科和供出中国同志的迹象。所以我们应该继续坚持阵地，应该相信日本同志革命的坚定性。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警惕敌情的变化。
汪敬远对老吴这番分析，心悦诚服。不失时机地传达了李得森托他带给老吴的话：“从事实发展看，者吴叫大家沉着坚持的决定是正确的。”
吴纪光笑道：“哪里是我的决定，我有那个水平和胆量吗？你回去告诉他，那是最高层的决定，‘小开’也不过是传达给我们。”
汪敬远听他如此一说，心中激荡不已：“我们上海情报科有最高层直接掌握着呢。”那份高兴使他在南京积郁的疑虑，全部消逝净光。他决定马上回南京，不意却碰上了程和生，即同程一起到南京路冠生园小吃。
程和生听罢汪敬远的叙述，沉思一阵，轻声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丧失警惕。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在紧张情况下。”
餐毕，两人起身结账，就地分手。程和生按预约的时间走进四川路倪之骥的隐蔽点，一进屋却见倪之骥在桌旁坐着愣神。倪之骥见他进来，忙挤鼻子弄眼，暗示他赶快溜走，他急转身，可为时已晚，门后突然钻出两个人，他们身上西装笔挺，头上黑发油亮，一下子把他堵在门里。一个说：“程先生，请坐。”另个便动手拉他到桌前。
虽然程和生时刻准备着出现“遭遇”，毕竟太突然。没想到他们竟在这里坐等他。他不想和他们作任何争辩，那是毫无意义的。他沉静地在一张椅上坐下。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外游动的同志们，别再有哪一个，闯到这里来。两个油头粉面的家伙，也在门后椅子上坐下，擦火柴，悠闲地吸烟。这两个不值一瞥的败类！程和生心潮翻涌，眼前只有一条路，一条共产党员此刻必须走的光荣之路。他没有什么可向同志们交代的，唯一的遗憾是不能亲眼看到同胞们欢庆抗日胜利的情景了。这份欢乐，只得留给后人了。父亲和哥哥会在欢呼的人流中骄傲地微笑。中西功会在心中记住他。直到下午四点半，进门来一个人，也穿西装，向门后的两个人点点头，马上又出门去。门后两个人站起来，向程和生和倪之骥招招手：“两位，跟我们走吧。”于是，他们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把程和生和倪之骥夹在中间，走出门去。
门外烈日很毒，刺得人睁不开眼，他们一行四个，走出巷口，一辆军用车迎面徐徐开来。到了他们面前，停下了。两个“西装”，挥手示意催他们上车后，也跟着爬上车。
汽车“嘟”地加速开动，惯性使他们晃了一下，便风驰电掣般开走了。程和生觉得风不停地刮走身上的躁热，他偷眼看坐在对面的两个“西装”，发现他们在默默地直盯着他。他抬眼扫视汉口路两边的商号和人群，商号楼房快速地由前向后闪过，行人杂乱的色彩点缀在这流动的马路两边。汉口路和四川路是他活动最多的街道之一，这里有他经常出入的商店，有些店员对他的脸孔也不陌生。他想：“如果现在他们见到我，消息会很快传播出去。老吴和所有的同志们便会及早转移。而我自己，绝不能让敌人从我口中得到任何一点有关情报科的秘密。。”
“这是自己为党所能作的最后一点事情了。。”他没有多么复杂的思想活动，心里只有一句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牺牲的时刻就在眼前，没有其它选择的余地！”于是，他猛地大喝一声，奋身一跃而起，跳出车外，刹那间也没忘记故意使自己侧起身，头向下，用力撞去。除了眼前火光一闪，再没有别的。。。。 汪敬远回到南京汪公馆，陈壁君在化妆台前端坐，侍女给她梳头，她要到日本使馆去参加招待宴会。听汪敬远说罢上海港税务局转账经过，她满意地点头，然后说：“你的事，主席答应了。”汪敬远连忙道谢，极力作出感激的样子说：“我的前程，全靠夫人栽培。”陈壁君没有再说话，他便告退。原来，上个月，外交次长周隆痒想调汪敬远到“国际俱乐部”去主持工作。国际俱乐部是周隆庠提议设立的，在那里，每个月可有几万元经费过手，周隆庠就可多一只捞钱的手。汪精卫已经许可了。汪敬远闻讯，立即向李得森报告，认为到“国际俱乐部”，不及在汪公馆情报来得快而重要。李得森请示老吴，组织上同意汪敬远的意见。但是汪精卫成命难收，汪敬远便求助于“第一夫人”。陈壁君问汪精卫：“周次长要我，你也给他？”汪精卫只好改变主意，通知周隆庠：“汪敬远另有任用。”任用作什么？想来想去，立了个官衔叫“国民政府特任官”，相当于有些国家的不管部部长。当然，这个特任官，只在汪公馆和国民政府之间行走。消息传出去，公馆内外军警宪特，每见汪敬远，必恭称“特任官”。而汪敬远对他们却一如既往，谦逊有加，照常和他们喝酒打牌，只说“没有的事”。直至今天，陈壁君才正式告诉他，那么只待下委任状了。
汪敬远回到他的办公室。电话铃“叮吟吟”地响，又是大门对面宪兵岗楼摇过来的，声音带着笑：“特任官，有空吗？”听声音就知道，不是叫去打牌，就是喝酒。
“我要洗个澡。”汪敬远确实有点累。
“好的，给你留着。”
“什么东西？”
“园林管理局朱鼎送来一筐鲥鱼，天太热，留不住。今晚把它消磨了。”
“噢，我过会去。”
汪敬远见过朱鼎其人。他原来是个山东济宁一家皮货商的学徒。矮个，宽额头，嘴唇薄而宽。因嗜赌成性，被掌柜辞退。临走头天晚上，偷了钱柜，潜逃上海，当了伪军，混上个排长，从此敲诈勒索百姓，被弟兄们半夜把他蒙头捆起来狠打了一顿。他没想到汉奸伪军里还有这等人，却不敢声张，因为弟兄们说了：“漏一点风出去，马上宰了你。”他见呆不下去了，跑到南京，当上了治安便衣，凭着手里有金条，结识一帮地痞流氓，混进了园林管理局，今年春天起，常和公馆门外的警士们厮混。
汪敬远洗过澡，换了衣，见陈壁君已经出门坐车走了，抬脚过马路，进了警士团，警士们没有不认识他的。他大摇大摆上了二楼，果然一个个正在又吃又喝，便也嘻嘻哈哈上了桌。
酒醉饭抱后，照例又是一局赌，照例又是他赢。到晚11 点，估计陈壁君该回公馆了，便起身告退，几个陪赌的，却盛情挽留。他说不敢久呆，万一夫人有事，担不起罪。他们说没关系，他执意要走，其中一个惋借他说：“特任官，今晚你只好在这里委曲一会了。”
他惊问：“这话什么意思？”
那人看看墙上挂钟说：“到12 点，他们来接你。”
“谁来接我？”
“我们也不清楚。”
汪敬远火起来，高声叫：“看你们哪个敢拦我？”一拍桌子往外走，朱鼎突然从门外闪出，用短枪抵住他的当胸，瞪眼低声道：“我就敢！”
“你敢造反？”汪敬远高叫一声，随手打去一记耳光。朱鼎没敢“造反”，只端着枪发愣。
这时，屋里陪赌的，看赌的慌作一团。上校团副走上前，对汪敬远说：“特任官，不是他的事，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给我们安排的，有什么话，你到那里说去吧。我们都是朋友，实在没有办法。”
汪敬远气急呼呼地指着朱鼎骂：“好，你小子，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上海，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她突出的位置。这片土地，20 世纪初起，被世界列强大块大块地分割吞并，名曰“租界”。这里有封建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他们张牙舞爪，无所不为地盘剥中国人。
同时，这里也有中国优秀的产业工人群和孜孜进取的知识分子群。这两股力量，在革命运动中形成血缘关系，孕育出许多他们的优秀儿女。自1921 年6月起，到1949 年10 月止，28 年间，上海工人、市民、知识分子，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是不能用数字来说明和统计的。上海人精巧，用同样的原料，可以做出比别处物美价廉的产品，这是被压迫下磨炼出来的本领。上海人具有革命共性，同样的压迫现象，他们会作出更深刻的分析和灵敏有力的反抗，这是亲身感受着压迫的痛苦的本能反映。他们见不得以强凌弱，更忍不得异族侵略。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人空前团结的感情基础。他们对汉奸，虽不当面拳脚相加，但他们总要扭转头骂一声“贱骨头！”他们用行动帮助抗日的人，譬如，故意挤凑上前，阻滞一下敌军宪特追捕一个散传单的人，随后不声不响地竖一下大拇指，笑一笑，转身而去。中国共产党早在上海人民中深深扎下了根，除了外围组织，还有数不清的同情者。他们都以有机会帮助一下共产党而感到无限欣慰。
“在汉口路四川路附近日本汽车上跳下一个人，跌得头破血流。日本人急忙下车，慌手慌脚把他抬上车，拉到宪兵司令部去了。”这一消息，像五级风速般传遍大半个上海。
人们互相传说，纷纷猜测：
“是个什么人？”
“还用问吗？”
“可是那辆车一路上没有拉警报啊？”
“抓的是重要人物，他敢拉？”
“有人看见是从‘满铁，开出来的。”
“是他们自己的人吧？”
“他们自己人会跳车吗？用得着吗？”
“当然是我们中国人。”
“从‘满铁’出来的？”
“我敢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