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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替他换上皮鞋，结好鞋带。她已经好久没有这样侍候丈夫了，一股生离死别之情突然袭上心头，不禁颤抖了一下，中西功察觉到了这一点，忙把方子扶起来，替她擦去挂在眼角上一颗晶莹的泪珠，同时用轻得连自己都听不清的声音说了声：“坚强些！”
方子笑了，便和惠子一起挽着丈夫走出书房。这时中西功的心情自己都觉得平静得出奇，他像平时一样向妻子和妹妹告别后，随即向两个“特高”点点头，便默默地跟着他们离开了这一低矮的日本式住宅区——留青小筑。他没有低头，没有一点沮丧表情，和平日上班一样昂首阔步地向前走。
在街口，路旁突然冒出一辆军用小汽车，两个“特高”向他伸手示意，他便上了中间坐，两个“特高”一左一右夹着他，这是部老爷车，车头上插着一面小太阳旗，发动了好几次，这才启动，缓缓开上大街。
车子开得很慢。
从虹口施高塔路坐车到四川路桥北挽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或外白渡桥傍的日本领事馆，要经过较长的路段，小汽车开得再快也得半个多小时，这正是中西功冷静下来考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大好时机。
在他脑海里闪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被捕了，这已毫无疑问，但是原因呢？是谁出了事连累了他？
在上海和他有党组织关系的只有程和生，可他现在杭州，正在眼巴巴地等他回去呢！
是老吴被捕了？不可能，除了程和生和我，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和地址。即使他被捕也绝不会牵连到我。
是的，我和南京的西里龙夫是同学又是同志。但，我坚信，即使他被捕了，也绝对不会把我供出来。还有个陈一峰。陈一峰在外面活动多，消息灵通，别看他文人气息浓厚，这方面却特别警觉，像只麻雀，敌人休想轻易抓住他。有个风吹草动，他便会迅速向组织发出警报。
他也想到了北平的尾崎庄太郎，白井行车。北平站的筹备情况，架子还未搭起来。为给联络员钱志行安排个掩护职业，半年多也没落实下来，也不会出问题。
再说，只要有一个人得到警报，整个组织就会安全转移。问题在于是否有人已经被捕而来不及发警报？
问题更在于“特高”是否已经全盘掌握了整个上海情报科的情况？
他想着，想着。。
“不可能，绝不可能！”他像突然开了窍似的全盘否定了以上设想，差点没喊出声来。
原来，他发现在乱成一团麻的思绪中，竟忽略了一个至关紧要而又最简单不过的细节。那就是两个“特高”在向他亮出衣领上那枚银灰色徽章，随口说明他们是“东京警视厅”的身份时，恰好证明他们是从东京专程为他而来的。以及在此之前，他们为了骗取他的信任，不得不指使惠子，在电话中对他说出“他们知道你去过东京，找过他们”这样的话来。这就足以证明：事情是出于他的东京之行，是他在活动过程中，什么事情有失检点，譬如住店，打电话，到军报道部等等，被警视厅抓住了把柄，才惹出麻烦来的。这就好，这只是我个人问题，只要与上海组织无牵连，我个人的事，他们什么也不会得到的！想到这里，他顿觉如释重负，一身轻松。接着他需要考虑的是：这两个东京警视厅派来的‘特高，到底是什么货色？找他到底为的是哪桩？
他紧闭双眼，又沉思起来。。
小汽车开到了四川路桥北堍，没有驶进宪兵队，而是七转八拐地向外白渡桥方向驶去，忽然在一座楼房前停下了。一个“特高”先下了车，站在车旁，“扶”他下了车，他抬头看，认出这里是日本领事馆海军武官府的大院，他多次到这里来过。他被引进院东南角平房里。房间很小，有股潮湿的霉气味，有张桌子和新铺设的床位，有两把新油漆过的椅子。整个布置不伦不类。“请在这休息一下。”两个“特高”警察说罢，便匆匆地走了。中西功站在门口外望。院里很安静，没人活动。过了片刻，两个“特高”警察又回来了。其中一个在床边坐下，另一个拉把椅子送到中西功面前，客气他说：“请坐，”然后他在另把椅子上坐下。中西功在他对面坐下。“中西功先生，”一个“特高”警察向他点头说：“咱们先认识一下吧，我们是东京警视厅来的，我叫野村，他叫松本。我想，您已经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中西功微笑道：“恰恰相反，我正要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野村和坐在床上的松本交换了一下限色，两人沉默了一阵，坐在床上的松本道：“中西功先生，您和一般国民不同，就是现在，我们对您也很尊敬，希望您不要给任何人制造麻烦。包括我们，包括您自己。您当然明白，我们不会无缘无故从东京跑到这里来见您。”
“我和你们两位素不相识，”中西功刚说出一句，松本便笑着打断他的话：“啊，先生，这些虚伪的过程，让我们免去吧，我们很累。”
“你们要我干什么？”中西功不解地问。松本惋惜地叹口气：“先生，我想您比我们更明白。”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中西功十分坦然地说。“好吧，我们还有事，下一次再谈吧。”松本遗憾地叹了口气，又和野村交流了一下眼色，随即和野村一起走出门，经过院子到主楼里去了。
中西功有点暗自高兴，看来，这两个“特高”警察，是差来逮捕他的。从他们这简单的行动和急切的谈话分析，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捕到了他一个人。
他们急切地想要中西功与他们“合作”。很好，所有同志们都可以趁此时间转移。问题在怎样把消息报告他们，如果现在见到一个熟人，他就会巧妙的利用他。他又起身向门外望。来了一个陆战队的兵，给他送来咖啡和点心，不声不响，放在桌上便退出门去了。“好的。”中西功心里自言自语：“在这里和他们打持久战，等待机会。”中西功在日本上海领事馆海军武官府同松本和野村整整“恳谈”了三天。
他揣摩这两个“特高”，定是奉有对他要敬之以礼，动之以情的命令。否则，他们不会对他表现得如此谦卑。有时，中西功几乎是用语言游戏取笑他们，而他们也忍气吞声地和他继续“恳谈”。
“中西功先生，白白耽误时间，对你没有好处，其实，你的那些同志，早和我们合作了。”
“是吗？我没有这样的同志。”
“那就是说，你有不与我们合作的同志？”
“也没有，你们想想看，我一个日本人，来到中国，和你们一样是侵略者，在这里除了‘满铁’的人，谁肯把我当同志？”
“那么，在‘满铁’以内，有你的同志了？”
“你们应该知道‘满铁’是什么机关吧？我再说一遍，你们回去吧，我可以托‘满铁，办事处最高负责人向你们担保，我任何时候都不离开‘满铁’，一旦你们调查清楚，大家冰释言欢，我都不会责怪你们。你们两位也是奉命差遣，这次我们互相认识了，以后见面是朋友。”
松本和野村气得脸色煞白透青。一个说：“中西功先生，你太欺人了。”另一个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走了。当天夜里，他们把中西功送到领事馆的拘留所。走过灯光昏暗的过道，两个警官把他送进一个拘禁室里，“哐啷”一声锁上了铁门。
拘禁室黑黝黝的，看守在门外走走停停，四周没有一点声音。中西功看他的监房里，地板上睡着四个人，他在南角空地上坐下去。由于被摘去了眼镜，看不清那四个人的面孔。躺在他脚边的那个人，好像体格相当粗壮，大概不到50 岁，头发很长，胡须至少有两个月没有修剪了，那个人睁着眼在看中西功，嘴上有微笑的深深皱纹，向他表示友好。
“躺下！”看守在铁门外吼了一声。中西功依墙偎偎身躺下了。他旁边的那个人挪了挪身子，给他宽一点地方，现在看来，那人的胡子、头发更长了。看守走去后，那个人轻声问他：“什么罪？”
“我没有罪。”中西功颇自傲。
“没有罪怎么关到这里来？”那人怀疑地侧起身。
“我不知道，你是中国人？”
“是。为什么捕你？你是中国人吗？”
“不，我是日本人。”“
日本人？没有重罪不会捕你。”
“也许，因为我不赞成侵华战争。”
“有违犯法令的行动？”
中西功犹豫了一下：“没有，也许我不知不觉中帮助了你们。”
“偷卖武器？”
“不。”
“卖军事秘密？”
“不。”
“那么，你怎样帮助我们？”
“研究日本。”那人莫名其妙：“日本人研究日本，不是和中国人研究中国一样吗？和帮助我们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闹不清为什么捕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任得山，台湾人，你呢？”
“我叫中西功。日本三重县人，你是台湾人，会讲日语吗？”
“会的，我还会说朝鲜话，你的中国话讲得不错。”
“你为什么被捕？”
“我是重庆方面的。”
“担任什么职务？”
“在香港，侦察日军的动向。”
“噢，你在台湾住在哪里？”
“我家在重庆，有两个孩子。”
“你从事上层活动？”
“也可以这么定罪，是广州领事馆逮捕的我。其实我没向重庆发什么重要消息。不过我的身份，日本方面已经知道了。”
“你打算怎么办？”
“我妻子正在活动。大概可以离开这里，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知道。”
“你没审判就送这里来，一定有重罪，不跟他们合作，恐怕不会活着出去了。”
“死活我无所谓。”
“不必逞好汉，不会轻易把日本人送到这里来，你不说，我也猜出你和哪方面有关系了。没意思，我出去以后，还卖我的自来水笔去。”
“。。你回重庆吗？”
“不会被允许的，大概可以在上海租界住。”
“在租界？”
“我妻子正在和他们谈判。”
“我可以托你一件事吗？”
“什么事？”刹那间，他的思想像快速滚动的车轮撞到了巨石前，突然停止了，如果向这个台湾人任得山和盘托出拜托他去办的事情的全部内容，必须先确认他的可靠性。他是重庆方面的人。有关重庆方面和日本的秘密往来，几年来，他听到过一些。没听说有任得山这么个人，那么，充其量，他不过是个潜伏于香港的中下层人物，发送一点香港日军动态的消息，或者兼顾一点经济动态之类的情报，再联络几个英国方面的人物——这一点，又好像不大可能。这样一个中国人，如果从抵抗日本侵略这个基本点考虑，应该能从他身上找到感情的共同点。也就是说，他是可以争取的，在国共合作虽危机四伏、经常闹磨擦，但还没彻底决裂的今天，这种中下层人物，民族大义多有尚未混灭者，在万分紧要关头，求其一助，也未尝不可。然而，重庆方面的人，又常是些面目不清，令人捉摸不定的人物。如果把全部内容都告诉他，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他所要拜托于他的正是日本方面求之不得的情报啊。
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放过这个意外的机会。他决定，从最基础的谈话入手，争取这个重庆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