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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组织的政府，根本不配做一个统治者；他和他的苦力出身的诸王，没有能力组建起一个政府，甚至无法组建一个像衰老的清政府那样带给人民同样利益的政府。
他性情暴躁，将他的暴怒重重地发泄到人民的头上，使一个男子或妇女“因为一句话便成为罪犯”，未经“法官或陪审团”审判，就下令将其立即处死。他反对商业。自从我来到南京以来，他已经处决了十余名下属，其罪名仅仅是在城内经商；每当外国人设法在该城他们中间建立合法的商业（无论是城里还是城外）时，他总是当即断然拒绝。他的宗教自由和众多的教堂变成了闹剧——不但对传播基督教毫无益处，而且比无用更坏。它充其量不过是用来推广和传播他自己的政治宗教的摆设，使他自己和耶稣基督平起平坐，耶稣基督、天父上帝、他本人和他的儿子，构成主宰一切的一体的主！
倘若任何外国传教士不相信他的这种崇高平等地位是上帝赐封的，并且拒绝相应地宣传他的政治宗教，那么，此人在叛军中的生命、仆人和财产的安全就会得不到保障。
我来到南京不久，他便对我说，假如我不信奉他，我就会死去，就像犹太人因为不信奉救世主而灭亡一样。
但是，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像几天前所经历的那样，在他的京城被他手下一个恶魔的刀剑逼到死亡的边缘。
干王，在他苦力出身的兄长（在香港实际上是一名苦力）和魔鬼的鼓动下，对无所不在的上帝毫不畏惧，竟然在本月13日（星期一）闯进我的住所，在其时其地恣意妄为，恶意毕露，当着我的面，蓄意手持大刀杀死了我的一个仆人，事先未作片刻警告，也没有说明任何正当的理由。在手刃了我那和善而又无助的可怜的仆人后，他简直就像恶魔一样在死者的头上跳跃，并用他的脚跺死者的头；尽管我从他刚开始行凶起，就极为恳切地哀求他饶恕我那可怜仆人的性命。
不仅如此，他还用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手段来侮辱我本人，企图让我在被激怒的情况下干出或说出什么，从而使他找到一个借口，像杀死亲爱的仆人（我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喜欢他）那样杀死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现在我仍然这么想。
他猛然向我扑来，以疯子般的狂暴，抽走了我所坐的凳子，将一杯茶的残渣猛泼在我的脸上，揪住我的身体拼命地推搡，用他张开的手打在我的右脸上。随后，想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于是我便遵照基督的教诲，将左脸转了过去，结果他用右手在我的左脸上打了一记更为响亮的巴掌，使我的耳朵再一次嗡嗡作响。此时，眼看不能激怒我在言语或行动上冒犯他，他似乎变得更加蛮横，像狗一样地向我猛扑过来，勒令我从他的面前滚开。
“假如他们在绿树成阴的时节尚且干出这些事情来，那么，到了枯萎时节，他们又会干出什么呢？”——如果不是天王的宠信之人，而是作为一名传教士或商人，谁又能自信会在他们中间幸存下来呢？
值此时刻，我对在他们当中取得传教的成功感到绝望，或者说对这场运动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宗教、商业或政治上）感到绝望，于是我决意离开他们，并于1862年1月20日（星期一）这么做了。
那个香港来的胖子（6）
附记：干王似乎不仅想做一名凶手，而且还想充当一个强盗。他拒绝让我取走我的物品、衣服、书籍和日记。尽管我已苦等了10天，并就此同他和其他人通信交涉过，但他仍然扣下所有的东西；我两手空空地被打发走了，以至于我连御寒保暖的足够的衣服都没有。更为恶劣的是，他拒绝行个方便，放我的两个仆人和一名助理牧师出城，随我返回他们各处的家。他还一直与城里的其他一些人酝酿各种阴谋，谋略让我返回城里，其用意无非是想把我囚禁起来，或者将我处死——他们如此处置我，但却又找不到我冒犯他们的任何正当理由；他们同样也没有助理牧师和仆人冒犯他们的任何正当理由。纵然是那些最麻木的嗜食人肉的未开化之人，也不会干出比这更为残忍和卑鄙的事情来。
（写于“狐狸”号汽船，1862年1月30日）
《极乐诱惑》第四部分
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1）
——太平军二次“西征”的失败与陈玉成之死
1862年6月4日，河南延津一片开阔地气氛肃穆。清军辟出一块行刑场，近三千兵马把场地团团围住，如临大敌。
时为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统领加兵部尚书衔的满清贵臣胜保，怀搂一个绝色女子，四仰八叉地半躺半坐在兵士们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个雕花坐床上面，满怀恶意地望着刑场上被捆缚住的受刑人。
即将受刑的男子非常年青，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长身玉立，一头黑发散披，神色勃勃不屈。这位好汉不是别人，乃太平天国鼎鼎大名的英王陈玉成！
军中师爷趋前，低声喝问：“陈逆临死之前，有何话要说？”
陈玉成微微一笑：“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
在此清朝将士以及行刑士兵，闻言均凛然为之动容。
胜保鸦片瘾上来，鼻涕眼泪齐流，呵欠连连。同时，他怀中被吓得面无人色的美人，也令他欲火中起。这位绝色女子，正是刑场上陈玉成之妻。胜保本人乃举人出身，满洲镶白旗人，曾在宫内作过侍讲、内阁学士。虽是文士底子，此人人品极差，粗蠢刁蛮，行为举止远远不如草寇出身的满清大将张国梁、冯子材等人。
见刽子手开始动手凌迟陈玉成，胜保狞笑，睁大眼睛仔细看。看了片刻，由于抵抗不了鸦片烟瘾，他摇晃起身，拎小鸡一样把身边美人掖起，临行时搁下一句话：
“慢慢割这个逆贼，让他多受些苦！”
言毕，胜保离去。
行刑两位士兵见胜大帅走远，又见监刑官朝他们使眼色，心领神会地互相点点头，低声对身上已被割数十刀血流遍体的陈玉成说了声：“英王好走！”
然后，刽子手一刀直捅其心，给了这位英雄一个痛快死。
自古英雄出少年
陈玉成，广西藤县人，父母早亡，出身贫苦。“金田起义”时，他年仅14岁，就与叔父陈承瑢参加了太平军，绝对的“童子兵”。
12年中，他从普通士兵成长为力撑太平天国半壁江山的“英王”，真可谓是一部传奇故事。
从军后，陈玉成只是随营移动而已。最初的两年，他并未参加过真正的战斗。太平军定都天京后，他在左四军当“正典圣粮”，也就是高级司务长。真正加入行军打仗行列，始于1854年的太平军第一次西征。当时，陈玉成在韦昌辉之弟韦志俊手下做事。
武昌围攻战中，十六七岁的小将陈玉成率五百多太平军攀城而上，奋勇先登，第一个杀上武昌城头，首建头功，一下子就被升为“殿右三十检点”。而后，九江战役中，他引军趋至九江，配合林启容苦守九江，牵制了湘军很大的军力，终于使得石达开在鄱阳湖全歼曾国藩水师。
1856年，清军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向南京紧紧施压，时为冬官正丞相的陈玉成受秦日纲统领，与李秀成一起赴援镇江。陈玉成置自己安危于不顾，乘飞舟在江上冒死扬帆飞驶，冒着枪林弹雨，抵至镇江城中，把进攻计划尽告守将吴如孝。结果，太平军最终内外夹击，成功解掉清军对镇江的包围。
而后，他与李秀成等人联手，在攻破江北大营后，力克扬州，把清军大将吉尔杭阿打得溃不成军，迫使这位清将不得不拔枪抵胸自杀。
再接再厉之下，江南大营也被太平军攻占，陈玉成率军猛追清帅向荣，并把他包围于丹阳城内。几年来一直和太平军苦斗的向荣受不住如此打击和羞辱，上吊自杀。
天京事变后，名王良将死掉好几个，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的征杀重任忽然落到陈玉成身上。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陈玉成乃天京事变中北王韦昌辉杀东王杨秀清时最得力的助手陈承瑢的亲侄子。洪教主凡事都阴坏，唯独不怎么搞诛杀九族那一套。无论秦日纲的几个兄弟，还是韦昌辉之弟韦志俊，在天京事变后并未被逮诛，这是太平天国与“封建王朝”唯一的最大的区别。当然，这并非说明洪教主本人多么宽厚容人。当时形势紧逼，用人要紧，洪秀全不可能再杀自己人，而被诛诸人的亲属深知自己与清廷不共戴天，也只好硬着头皮硬挺下去。这些人，搞好变成陈玉成，搞不好只能当韦志俊（最后向清军投降并充当急先锋）。
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2）
他不负重望，与李秀成一起，在1858年秋天二破江北大营，打通了浦口与南京之间的交通线，攻克清军一直坚守的重镇六合。
紧接着，陈玉成与捻军联手，于1858年年底取得三河大捷，一举消灭了湘军悍勇的李续宾及其部下六千多人，名扬海内。
1859年2月，陈玉成破庐州，生俘清朝巡抚级大员李孟群。
劳苦功高之下，他受封为“英王”。这位英王果然英勇不凡，在李秀成协同下，陈玉成率领太平军二破清军的江南大营，逼得清朝在江南的统帅和春服鸦片自杀。
数年之间，陈玉成之所以能一步一步登上“英王”之位，绝对是积功而至。而他的连连克捷，也绝非是“好运气”使然，乃是他治军有方、行军有道。他在战略战术上，有其特别独特的避实就虚、迂回包围、灵敏快速、声东击西以及“回马枪”等等不同凡响的大手段。为此，曾国藩等人对陈玉成深为畏惧，直言“（陈玉成）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之悍者”。
畏之惧之，清军总想擒杀陈玉成才安枕。
二次西征的苦涩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始于1860年秋（有学者认为根本就没有二次西征）。
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众将众王在天京会议，决定兵分两路直取武昌。陈玉成率北路军，连下霍山、英山，挺入湖北，占领蕲水、黄州（今黄冈）。黄州落入太平军之手，此地离汉口仅仅一百多里。太平军南京的一支由侍王李世贤和辅王杨辅清率领，在安徽宁国府、徽州、休宁一带进展顺利。
李秀成一支部伍由于天气原因出发较晚，1860年10月下旬才自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出发，于年底攻占羊城栈领，特别接近在祈门扎大营的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是险过剃头。由于太平军仅离营地80里远，手下兵少，又无险阻恃凭，曾爷只能故伎重施，立刻写下“遗嘱”做自杀准备。可巧的是，曾爷的“遗嘱”，几乎等于每次都成为“救命符”。李秀成鬼使神差一样绕祈门不攻，直接去了江西，曾大人又从地狱门口返转回来。
李秀成之所以不攻祈门，乃从军事常识出发，他认定曾国藩这么大的清朝官员，在祁门大营那里肯定有重兵防守，根本没料到祁门那么空虚。曾国藩手下湘军主力皆四处抵战，大营里其实没有多少人马。无论是李鸿章（时为曾国藩幕僚）还是左宗棠，私下都认为曾国藩的皖南祁门大本营是“绝地”。倘若太平军倾力进攻，即使不能俘杀曾国藩，仅仅把这个湘军总司令围困于这个万山丛中的“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