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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太平军腹背受敌，师老城下，给养渐失，即使是想突破反包围，也要扯开一个口子。湘水两岸物产丰饶，北可至常德，南可达宝庆，自可有迂回的余地。清将也深知太平军企图，湖南巡抚张亮基与江忠源等人一直忧心忡忡，但时任统帅的赛尚阿本人在衡州，无人挑头，张亮基与向荣等人关系不睦，不能统一调动各军实现战略意图。
石达开天才干将。10月17日，他率兵渡至湘水西岸，连筑数垒，并收掠了阳湖晚稻为军粮，太平军军心稍固。同时，石达开命人在战略要地回龙潭筑堡垒，在水面多置木排、炮船，搭起浮桥，把粮食源源不断地送至长沙城下的太平军大营内。
控制了湘水西岸，其实预示着太平军从“反包围”中逃出生天。即使长沙攻不下，他们自可安然而走，终将漫然不可复制。
咸丰帝闻讯震惊，连下数道谕旨，指示当地的官将必须先严剿西岸的太平军士兵。各处大员闻讯，立刻赶来会剿，连人在湘潭已被革职的“赛中堂”赛尚阿竟然也亲自出马，带领三千当地团练来直接进攻石达开。身任钦差大臣一年多，赛中堂第一次真正临敌。由于太平军已经高筑堡垒，清军各部受挫。
清将向荣急红眼，在10月31日亲自统三千精兵，直攻湘江中间的水陆洲。这个地方如果被攻克，清军等于在太平军东西两岸打入一个楔子，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如此，湘水两岸的要地回龙潭等处就等于失去了战略意义。
对此，石达开早有准备。他初渡两岸时，已经留伏兵隐藏在水陆洲洲尾，藏于树木深处。向荣军队上洲后，时有零散太平军出现诱敌。清军放枪施箭，太平军就躲入林中。向荣以为是敌人散兵，不以为意。主力清军半渡之时，满树林太平军忽然树立旗帜，大声呐喊，一齐杀出，清军惊溃，被杀近两万人，向荣和清朝的河北总兵王家栋幸亏马好，逃得性命。
很值得一提的是，用奇计杀败清朝老将向荣的石达开当时年仅21岁！
长沙城上清朝守军望见己军惨败，为之气夺。由此，清军再无人真正敢渡湘水向西岸进攻。
进攻长沙的太平军仍旧大造声势攻城，但主要是进行“地道战”。由于军中有不少人是广西、湖南矿徒出身，太平军在战斗中总爱挖地道接近城根，然后装填火药炸城。十多次“地道战”中，有四次炸坍城墙，长沙城几陷。多亏清军多层防守，终于守住长沙。
为了鼓励士气，11月初，洪秀全制造“玉玺”，像模像样正式称“万岁”。他设立四人一组的史官，“主记洪秀全每日言动”，开始修《起居注》了。同时，洪、杨二人提拔了不少“干部”，李开芳、林凤祥、黄再兴、曾水源等人均在长沙攻城战中得到升迁。
红龙狂试云雨情（6）
11月30日，趁夜黑大雨之际（太平军多次突围均是选取这种天气和时辰），太平军主力撤围，渡湘水西走，与石达开合军。
在撤围前，太平军使出疑军计，派人假装奸细，向长沙城内清军“告密”说太平军正要掘大地道，入天心阁下炸城。城内清军官将十分紧张，注意力皆集中于城内地下挖壕埋缸防地道，根本没发现城外太平军已经全军开溜，从而失去追击的大好机会。
安全渡湘水之后，杨秀清计多，派出小股部队南行湘潭，迷惑清军，而主力则直趋宁乡、益阳、岳州方向，准备攻取武昌。
转天一大早，清军见城外太平军营垒一空，怅然之间又感庆幸：坚城终得不失。于是，大家各上奏表，夸大战功，并说已经“歼毙”了贼头“翼王石大剀”。
几十天后，见向荣奏折上又出现“石达开”之名，咸丰皇帝气急败坏，朱笔写了一个问句：“何又有石达开，是否即系石大剀？”天子这么一问，很让向荣等人下不了台阶。
长沙之战，太平军虽不胜，却锻炼了队伍，最终成功遁走；清军虽不败，其实损失不小，失去了聚歼太平军的绝好机会。
不过，有一点值得言及的是，原贵州巡抚张亮基代替骆秉章为湖南巡抚，他随员中有个道员，即日后大名鼎鼎的胡林翼。正是这位胡林翼立即向张亮基推荐了一位人才做幕僚——左宗棠。胡、左二人，日后均成为剿灭太平军的最得力之人，长沙之战也成为他们崭露头角的绝佳舞台。
更可值得注意的是，日后剪灭太平天国最大的“功臣”曾国藩，当时也在长沙城内，他是因丁忧回籍，其时还未受帝命兴办团练。倘若长沙被太平军攻破，作为清朝侍郎京官，被抓砍头于曾国藩而言肯定难免，那样一来，就不会有日后的“中兴名臣”了。
为此，时人许瑶光就在《谈浙》一书中感慨：“咸丰二年，粤逆（太平军）扑长沙不破，天留以为恢复东南之本也！”
12月3日，太平军杀进益阳城后，又劫掠了水上数千只民船，水陆并进，出洞庭，克岳州（今岳阳），再得六七艘大船。
岳州正处于湖南湖北交界处，地理位置特别重要。也甭说，清廷的湖北巡抚常大淳在太平军进攻前，还专门来当地“考察”过，拍板施行两个措施：第一，派自己的心腹满人博勒恭武（时为湖北提督）亲自带精兵驻防；第二，雇用民夫倒腾几十天，用巨石沉船，把洞庭湖的土星港堵死，以防止太平军水军进入。两项措施已毕，常巡抚施施然而去，自以为运筹被窝，可决胜千里。
殊不料，太平军很会搞人海战术。他们行至土星港后，四处拉夫抓人，弄出大于常巡抚几倍的“工程队”，竟然一天之内，把常大淳花一个月工夫派人填塞的土星港水下的沉船大石全部搬走清净，使得太平军水军直逼岳州。
而常巡抚派在岳州当地的“煞星”博勒恭武将军，骑马技术很有八旗先人的遗传，“嗷”的一声自顾自离岗逃走。所以，太平军一枪未发，占领重镇岳州。更离奇的是，这位满大人日后再无踪影，咸丰帝本人想找他算账，国内也遍寻他不得，真不知这位逃跑的满大人有何高招，说不定逃上哪只船，自卖猪仔到美洲当掌勺大师傅去了。
常大淳用大石沉船塞土星港，没有阻止住太平军，但是，水上行船运物为生的数千只民船，却一直被滞留在当地。这下可好，太平军一到，这些人、这些船全被征为军用。此时，大多数船民心中对清政府断他们生计不给补偿抱有怨恨，索性全体参军，加入太平军，致使太平军“水军”一时间声势浩大，忽喇喇遮天蔽江，蔚然壮观。
由于岳州城内还留有昔日吴三桂军存留的大量军械和火药，太平军进攻实力大增。
占取岳州仅仅十天后，12月22日，太平军乘水顺风，连克汉阳、汉口，武昌城隔江在望。
20天后，武昌文昌门在太平军的“地雷”巨响中轰然飞迸，城墙崩塌二十余丈，头裹红巾的太平军高声喊杀，抡刀持枪冲入武昌重镇。
红龙狂试云雨情（7）
入城之后，洪秀全一边四处搜掠美女“选妃”，享受生活，一边着意正经事，两不耽误。
太平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政治、历史的标志之一：南京！
南京！南京！新耶路撒冷！（1）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
太平军在武昌呆了一个月时间，即1853年1月至2月间（准确时间是1月12日至2月9日）。此时的太平军，威势赫赫，已经有50万人的规模（包括老弱妇孺），不仅军械精全，更有数千艘船只。
眼看着清朝在江苏、安徽、江西的统治呈现土崩瓦解之态。
清廷震怒之下，把时任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的徐广缙逮治入狱；以湖南巡抚张亮基署理湖广总督；提升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责两湖军务；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率军入防江苏、安徽；以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守湖北、河南；以云贵总督罗绕典专守荆襄之地。可见，三个“钦差大臣”来防太平军，不可谓不重视。火上房的关键时刻，这些举措其实效用不大。何者？从前合力拒守尚抵抗不住，如今分兵四出，结果自不待言。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城内的满人、汉军旗人以及官吏、士人阖家自杀的不少。在“镇压反革命”方面，太平军毫不留情，特别是对抓到的河南、山西、安徽、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来援的官军，基本全部杀掉。投降的也杀。只有对在武昌迎降的守将，太平军才稍显仁慈，留下几个当“参谋”。根据“敌人拥护的我们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拥护”心态，太平军对于武昌城内各处监狱犯人无问情由，尽数放出。不少当地地痞流氓趁机与犯人们一起，红帕裹首，冒充太平军，日夜四出，恣意搜抢民财。他们连穷巷陋室也不放过，皆抢个空净，丝毫没有朴素的“阶级情感”。由于当地居民害怕太平军，见面就下跪呼为“王爷”，对这些老乡贼人，就背地叫他们“本地王爷”。武汉人的穷幽默，可见一斑。
文化宣传工作自不可少。太平军在武昌城大规模刻印宣传品，号召居民入拜上帝会，每25人为一馆，青壮年（包括妇女）均着短衣，持“圣兵”牌号，入城外军营参加训练。同时，严命民间向上交纳一切财物，除金银珠宝外，钱米、鸡鸭、茶叶，甚至连咸菜也要上缴，称为“进贡”。得物后，太平军发给缴纳者一张“凭证”，上书“进贡”二字，下钤一印。如果有人匿物不交，被查出后就会被按住打屁股，一般会打数十下，鲜血淋漓，以示警告。由于逼索严苛，民众逃亡不少。
纪律方面，太平军对强奸处罚最严，只要被查出有奸淫妇女行为者，会立刻遭到斩首。数天内，血淋淋人头数百悬于汉阳门外，大多为犯奸污妇女罪的兵士。
武昌居民对“贼”的印象，一是这些人皆长发，红帕包头；二是太平军所有人均“短装”，即使穿紫貂海龙外套，也中间一剪断之；三是发觉广西的客家“女贼”皆“大脚高髻”，气力非凡，不少人能背二百斤货物。她们身穿绫罗绸缎，背扛粗包兵仗，很让人印象深刻。至太平军从武昌撤走时，这些“贼妇”开始强抢当地妇女首饰，见有鲜亮衣衫，也夺之而去。武昌妇女当然打不过这些大脚“花木兰”，忍气吞声任其抢走自己身上心爱之物。
在武昌的阅马场，太平军天天派人在那里“讲道理”，场面宏大，每次均敲锣呼唤地方居民以及新入会的人员临听，宣讲“天父”的“功德”、“天王”的“勤苦”、“东王”的“操劳”，让大家一心一意跟随“天王”打江山。
据身临其事的文人陈徽言《武昌纪事》上讲，太平军在阅马厂建一高台，每日临讲的是一个“戴红毡大帽贼，年四十许，面瘦削，系玻璃眼镜，手持白蓵，俨然踞上座。另一童子，执乃传贼，挥蓵招人近台下，若相亲状。所言荒渺无稽，皆煽惑愚民之语”。这位宣讲“大师”应该不属于“广西老贼”，他能用“官话”宣讲，可能是湖广一带入拜上帝会的儒师或乡间冬烘塾师。此人也不可能是太平天国高层，因为除洪秀全、黄文金、曾天养外，大多数人都很年轻，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少。
“讲道理”大会期间，也有不和谐之音。陈徽言本人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