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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
李海仓
●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
●富豪遇害
李海仓47岁，和柳传志等是同事，官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在200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李以1。95亿美元列第27位。
2003年1月22日上午，在山西省闻喜县东镇海鑫集团李海仓办公室，冯引亮用土枪将李海仓杀害，接着“连位置都没移动”，开枪自杀身亡，前后两分钟，共开两枪。据事后调查，冯引亮是闻喜县私企人士，也是李海仓的童年伙伴，凶杀的直接原因是冯多次要把自己企业的地皮出售给海鑫公司，遭拒绝。
李海仓在闻喜县，在山西赫赫有名。闻喜县县委书记董鹏翔曾在干部会议上说：“你们每天的3个馒头，有两个就是李海仓给的。”
2001年海鑫集团拥有总资产30亿元，年销售收入29亿元，实现利税4亿元，员工7000余人。2002年8月24日，李海仓在闻喜县学习浙江经验加速民企发展动员大会上报告了海鑫集团15年的发展，其中提到：2001年海鑫集团给国家交税1。5亿元（包括口岸税），山西全省非公有制企业交税的82亿元中，海鑫占18％（原文如此）。在山西，除了太钢，海鑫是第二大钢铁企业，且已涉足焦化、水泥、炼铁、炼钢、金融、保险、地产等。
据称，李海仓是闻喜县东镇川口村农民，看其事业的发展轨迹，确系依托于良好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政府、银行、铁路等。1986年李出道时，就是从信用社贷了5万元钱开了个小卖部。这第一个项目是亏损的。据报道，1989年，李海仓同三门峡铁路部门签约成立三铁焦化厂，由闻喜县批地40亩。由于有污染，建厂时遭到当地居民反对，100多人签名给中央写信上告。当时李在南方办事，急速赶回，从银行贷款10余万，半月后，建厂的合法土地批文就办下来了。
李海仓良好的社会关系还可以从闻喜县县委书记董鹏翔处得到印证。李遇害后，《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问董：“2月18日海鑫在北京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听说您也参加了，您是列席还是股东？”董大笑，说：“我不是股东，政府干部不能入股的。但我得去，而且不是去旁听，我去是要左右这个会，我要统一股东单位的思想，海鑫是我在闻喜这10年期间发展起来的，县里对海鑫很支持，有关职能部门在海鑫的现场办公会就不少于100次。我是海鑫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副书记、常委、人大主任、政协主席都是副总指挥，李海仓是排在最后的副总指挥。”
也许是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李海仓可以借到许多钱。《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接到一份举报材料，称李欠银行和国企共25亿元，欠其他款项也达10多亿。这些数据未得到海鑫集团证实。
李海仓确实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但没有处理好与冯引亮的关系。有些企业与政府搞关系显然不如海鑫，但也走得不错，比如万科的王石。靠关系还是靠规则，李海仓与王石走了两条道。
对民营企业办钢铁，有政府部门提出质疑，主要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受资金技术限制污染环境严重。在全国钢、铁、钢材产量中，民营企业占了10％到19％。
李海仓有兄弟6人，但海鑫集团董事长最后由李的小儿子李兆会接任。一把手的交替，不论在政界还是商界，不论在国企还是民企，都发生着许多故事，存在着难以预料的变局。李兆会是在澳洲读书时接到李海仓的死讯的。接着，22岁的李兆会成了中国最年轻的富翁。2003年10月公布的胡润百富榜上，李兆会以24亿元人民币列第19位。
2003年死于刑事案件的富豪还有：2月12日，浙江乐清富豪周祖豹在家门口被剌14刀身亡。周在北京办有4个市场，据称拥有亿万，春节回家过年且给两个儿子办喜事，办喜事第二天便遇害。8月17日，甘肃长青置业老总刘恩谦被枪杀，刘25岁的儿子刘乃畅继承父业。9月6日，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董事长乔金岭猝死，被猜测的死因之一是受债务纠纷拖累而在自家后院的树上自缢身亡，乔素有河南首富之称，生前担任河南省工商联副会长和长葛市人大副主任。另外，泰国亿万富豪陈世贤4月18日在澳门葡京豪赌时遇刺身亡，700万现金及筹码被劫，凶手也是中国内地人。
富豪死亡当然是天大的事，富豪的一颦一笑也闹哄哄被炒作，甚至自命清高的文人也对企业家竞折腰。9月14日，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等单位发起的首届“中国时代十大新闻人物”评选结果出来了，10位中有6位都是企业老总，还不是特有名的。让文人高看一眼，不易。
但过去不是这样。早年间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中方总经理方先生跳楼自尽，媒体只是一带而过，完全没有今日这般重视。从这一点上来说，企业家，特别是更具财富明确指向的民营企业家，今日确实受到媒体和公众的空前关照——虽然在关照时不忘了戴上红帽子，标题要这样写：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遇害。而不是某企业家李海仓。
第一章王选
2003年2月
王选
●旅日中国公民
●为中国受害者索赔
王选不像马立诚在日本只呆了一个月，到2003年，王选在日本已经16年。王不一定同意马立诚的观点。也许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相比就是不合适的。
作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跨国诉讼案的原告团团长，王选被国内众多媒体评选为“2002年年度人物”。2003年春节后，王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同公众已不陌生。王选1952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义乌市崇山村。1987年赴日留学并取得硕士学位，几年前在日本就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
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军飞机低低飞过崇山村的上空。十几天后，村子里暴发了可怕的瘟疫，400多名村民在痛苦中死去，这其中也包括王选的8位亲人。村里人当时并不知道这场灾难的原因。不久之后，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了崇山村，但是他们并没有给染病的村民看病，却把农民拖到别人看不见的野地里活体解剖，农民也看到日本军把刚死的人从棺材里把内脏取出来，或者是把臂、腿割了，把淋巴的部分割了，砍了拿走。
王选说，我是1995年偶然看到一则报道，在我们家订的英文报纸《THE JAPAN TIMES》上有一条新闻，提到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黑龙江哈尔滨召开，有两个日本人报告了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我一看那个报道就很激动。我父亲就是从崇山村走出来的，然后到上海去读书工作，后来参加革命。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说过日军侵略中国时的暴行，在崇山村发生的鼠疫……我父亲心情非常沉重，好像是非常痛苦、恐怖的记忆。
二战结束后，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和其他细菌战战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日本政府也没有对中国受害者作出任何赔偿和道歉。半个世纪之后，一群富有良知的日本民间人士展开了对这段历史的深入调查，并帮助中国受害者准备起诉日本政府。看到报上的消息后，王选和这群日本老兵的后代取得了联系，加入调查。
王选说，这对我来说是无从选择的一件事情，必须要去做的，不管挣得到钱，挣不到钱。一个人有些事情是不能说不的，你是有义务的。因为我是崇山人的后代，我是惟一在日本受过教育的人，了解日本这国家，这个事情当然应该我来做。
从1996年开始，王选正式参加了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她又一次回到了故乡崇山村。因为她既精通日语又会说当地的方言，调查团里只有她能和当地村民没有障碍地交流。农民很害怕，农民惟一的联想就是日本鬼子，他怕说错了连累整个村子里的人。他们跟日本方面提出来，说要王选作为全权代表进行诉讼。
1997年8月11日，王选代表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后原告增加到180位）第一次走进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将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案作出判决，首次判定日军曾在中国实施过细菌战，并承认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但驳回了中国原告关于谢罪并赔偿的诉讼请求，中国原告团提出上诉。
王选还透露了许多诉讼之外的细节。
王选说，在这些年27次出庭中，一半的时间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其它都是日本人。我感到孤独，我觉得太冷清了。我当然希望中国人能够把这个法庭都坐满了，这要中国人自觉来。留学生一个一个都挺忙的，个性很强。年轻人说，他们不感兴趣，我真听他们说过，我很吃惊。
王选说，从我收到的一些电子邮件来看，中国年轻人里有两种比较典型的：一种人说我们年龄很小，年轻人就该是风花雪月，他们说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历史，觉得我讲的东西跟他们很远。当然这个人还算给我写了电子邮件，还有很多风花雪月的人不会给我写电子邮件。还有一种人仇日，对日本人有种族性的仇恨心理，跟日本右翼一样。我觉得很多中国人仇恨日本人，不是平白无故的，是有历史原因的。人的情感应该得到尊重，不能简单化说这些人都是狂热分子。另外，任何一个民族不能用种族作为标准判断这个民族是好是坏，中国在战争中也有很多汉奸。
王选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1999年的时候，支持了一个议案，要日本政府向在日本企业中受害的美国人谢罪，对受害者进行经济赔偿。我认为，美国可以在本国起诉日本企业，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但现在没有细菌战受害者的起诉被中国法院受理过。这里可能涉及到中国没有对日本政府的管辖权。但我认为，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不应该属于主权范围之内。如果在中国可以起诉，有成千上万的案子在中国起诉，对日本政府就是一个很大压力，那日本政府就会感到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
王选目前在一家日本企业做中国商务方面的研究，收集有关资料，还要跟中国对口单位搞交流。这是她主要的生活来源。王选的老板对她很客气，王给他看诉状，看在法庭上的发言。“我想让这些日本人都知道我在干什么，这样他们实际上也就是我的支持者。”
虽然王选的努力暂时还没有结果，但另一个中国受害者告日本政府案终于取得胜诉。
日本当地时间2003年9月29日13时30分，日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面支持李臣等13名中国原告。判决书判决，被告日本政府需要向原告孙景霞、刘振起、李臣、邢世俊、仲江、司明贵及孙文斗各支付2000万日元（约合154万人民币），向原告张淑云、齐正刚、齐广春各支付1000万日元（约合77万人民币），向原告祁淑芳、刘敏、刘波各支付666万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