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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活字印刷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一大发明。据《梦溪笔谈》所载，毕升泥活字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直接在泥坯上刻字，而不必先写在纸上反贴后再进行镌刻；二是泥字厚度薄如钱唇，这与现存翟氏泥活字实物及有关文献记载的木活字在外形上有较大差别；三是将活字排放在盛有松香、蜂蜡、纸灰等物的铁范中，然后将铁范放在平火上烘烤，使松香、蜂蜡、纸灰制成的粘合剂熔化，将泥活字粘牢在铁板上。
对上述的特点分析可知：其一，就印刷技艺而言，在雕版或活字坯上刊刻出已经反贴上版的字，最为简单，是一个刻工所应具备的起码条件。若能在雕版或活字坯上直接写出反体字，则功力已非同一般。若能直接用刀在雕版或活字坯上刻出反体阳文字来，则必须谙熟书、刻两种技艺。毕升可以直接操刀在泥坯上刻出反体阳文字，当为一个印刷技巧十分谙熟的高手。其二，干燥的泥坯，性脆易崩，无论刻刀多幺锋利，一下刀则泥粉四溅，字体边缘崩损得十分厉害，这种边缘呈锯齿状的字迹经烧制后，若作为一种篆刻艺术品欣赏也许颇有特色，但若将这种边缘残缺、笔划呈锯齿状的字印刷成书，则很难被读者接受。实验证明，当泥坯湿度在30％左右时，下刀不粘不涩，十分易于刻出笔画边缘整齐的字。所以，毕升直接刊刻的是具有一定的湿度的泥字坯。其三，无论是湿泥还是干泥，在刊刻中都不能用印床等固定，否则泥坯或者变形或者破碎，只能放在桌面或平台上进行刊刻。为了使字坯保持稳定并便于刊刻，字坯外形当以扁平状为妥。文献中描述毕升泥活字＂薄如钱唇＂，是对泥坯外形十分形象的描述。＂钱唇＂是指钱币平面上内缘较厚的那一部分，宽度约在4毫米左右。如此厚度的泥坯，刻制便利、干燥迅速、烧制时受热也易均匀。其四，用松香、蜂蜡、纸灰的共熔物作为粘合剂，将泥活字固定在铁范中用于印刷，似为毕升首创。这种方法与后世王祯用界行及木销固定木活字的方法大不相同。其原因估计是，毕升泥活字呈扁平状，无法用界行、木销等挤压固定，采用粘合固定是最简便也是最实用的方法。
此后，西夏政权采用泥活字印刷佛经，并有实物流传至今；元代时有人继续用此方法印刷泥活字本，可惜没有实物留传，元时期的泥活字印刷书籍，已无从查考了；清代时，李瑶和翟金生两人分别采用毕升方法自制泥活字印书获得成功，而且已留传至今
元初，科学家王祯发明了木活字，并改进行了活字印刷术。把每行字夹住，排满后再用木屑塞紧，省去了毕升固定和取下字印之不便。为了减轻排字工人来回寻找单字的劳动，提高排字效率，王帧还匠心独运地发明了一种“转轮排字盘”。他把木活字按韵编号排列在两架木制的大转盘里，一架用来放选出的可用字，另一架放普通常用的字。排字工人只要坐着推动转盘，“左右俱可推转摘字”。
在中国古代活字印刷中，除泥活字、木活字外，还有锡、铜、铅等金属活字以及瓷活字，但大量应用的是木活字。1773年，清政府组织刻成253500余枚枣木活字，先后印行《武英殿聚珍板丛书》138种，共2300多卷，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活字印刷活动。
活字印刷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还有其它一些优点。如发现错字可随时更换，不必像雕版那样要从头开始，也不会产生雕版的虫蛀、变形及保管困难的问题。只要有了一套活字，便什幺书都可印，大大节省了写刻雕版的费用，又缩短了出书时间。这种既经济又简便的印刷方法，是毕升在世界印刷史上树立的一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丰碑。
活字印刷为印刷术之一大革命。中国之雕版印刷术在发明后不久，即传至日本，后来又在十二世纪传入埃及。欧洲大约在十四世纪才有木版印刷的图像，现行之木版水印画依然采用雕版印刷之方法。活字印刷术则在大约十四世纪传到朝鲜、日本，复由中亚传至小亚细亚与埃及，并影响于欧洲。欧洲最早用铅、锑、锡合金所制之活版印刷，乃1450年德人古腾堡（J。G。Gutenberg）所创，距毕升之发明已四百余年了。可以说，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对世界进步的一大贡献。
有了活字印刷术，整个世界的文化、教育、沟通等等都发生变化了，就中国而言，中国突然进入了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印刷的书籍比起前代成倍的增长，图书的普及带动了文化的传播，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第四部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第50节 理学的形成
两宋时期，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种以「理学」着称的学派。理学是佛教、道教思想渗透到儒家哲学以后出现的一个新儒家学派。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孔孟之道独霸学坛，由汉至唐经学都颇发达。但汉儒治经偏于考据，流于破碎；唐儒则重于注疏，过于支离。随着儒、佛、道之互相渗透，宋儒不屑拘泥于旧经，便以阐释义理为主，使之发展为新儒学，故称理学，亦名道学或宋学。
“存天理，灭人欲”
理学的初创者为北宋的周敦颐，而发扬光大者是程颢、程颐两兄弟以及南宋的朱熹。程颢字伯淳，程颐字正叔，洛阳人。二人同师于周敦颐。周敦颐提出「无极」是宇宙之根源，而二程则更进一步提出「理」是天下万物之本。但程颢注重内心修养，后为南宋陆九渊所承。程颐主张格物致知，并提出「去人欲，存天理」，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主张由南宋的朱熹所祖循，并称为「程朱之学」。
周敦颐素来被看作是理学的开山祖师。所谓宋明理学的主题即“心性义理”的提出主要还是周敦颐的贡献。
所谓〃心性义理〃主要是指性命道德问题，它既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整个儒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孟子和乃师子思，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证。此后的一些儒者如苟子、董仲舒、扬雄、韩愈等，虽不同程度地提出各种说法，但由于主要停留在儒学淑世淑人的教化目的上，因而只能触及人性的善恶层面，而不可能具有本体的意义。只是到了佛教传入中土后，一些佛教徒为了解决佛性问题，才开始借用儒学的心性术语，从而使心性义理问题具有本体的意义。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周敦颐重提心性义理之学且得到宋儒的赞赏与支持，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源于佛教的启示，是数百年来儒佛冲突的真正化解。
说起宋明理学，最著名的道学家当推朱熹，而最具代表性的道学观念是他的“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朱熹，字符晦，别称紫阳，是继孔子和董仲舒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古代思想家。他祖籍徽州，但因长居于福建建阳，故其学又称「闽学」。朱熹认为世间万事万物有万理，这个「理」就是「太极」、「天理」。它在政治、伦理上的表现，就是「君臣、父子、夫妻」及「仁、义、礼、智、信」等「三纲五常」。其思想、理论最为后世统治者所提倡。不过，南宋的陆九渊另创「心学」，提出「心即是理」，「宇宙即是吾心」的主张，不同意朱熹的观点。他的思想体系，后来经明代王守仁的发挥，成为「陆王学派」。
一贯道貌岸然的朱熹，有次指斥他的政敌、太守唐仲友与妓女严蕊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为搞臭唐仲友，便逮捕严蕊，施以酷刑，迫她承认。然而严蕊虽为风尘女子，却不肯妄扳他人，宁死不认，尔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件公案在历史上闹得沸沸扬扬，大凡读过几本史书的人都晓得，但后面发生的事，却不为人所清楚了。原来，朱熹的这套桃色攻击法，又被他人借去“以彼之道，还施其身”了。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上疏，指责朱熹言行不一，引诱两个尼姑为小妾。皇帝要降旨贬他的官，吓得他上表谢罪，认罪，还骂自己“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
真真令人意外，看来，道学家中“道行”最深的朱熹，原来也是那种专灭别人的“人欲”，而不灭自己的“人欲”的假道学呵，更遑论一般道学先生们了。
由此想到宋明道学家们“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特色，其一，便是上文所述的“律人不律己。”而其二，便是下文要讲的“律下不律上”。
按说，封建社会中，最纵欲的当数皇帝了，哪一个不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宋代以前，晋代武帝，拥有后宫佳丽一万多人，弄得他都不知如何应付了，只好坐上羊拉的小车，随便儿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安歇。宋代以后，那明代正德皇帝游龙戏凤，清代干隆皇帝几下江南处处猎艳，满天摘星，这些且不说，就说宋朝，宋徽宗与妓女李师师有染（《水浒》上亦有记载），宋理宗与妓女唐安安有染，以至于清代诗人史梦兰都作打油诗讽刺道“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好了，如此巨大的“人欲”，怎不见道学家们置一词，批一字呢？
看来，“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家们既不会律己，也不敢律上，那幺，就只有律一律小民百姓了。
清代著名哲学家戴震，对宋明理学剖析的极透彻。参考他的见解，笔者分析：理学把人的饮食男女、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等本性欲望，都归入要“革尽”的“人欲”之中，以“旷世之高节”——也即超越现实、抹煞人性的禁欲主义来苛求于人民，于是乎，规律性地出现了如下后果：
一是，由于事实上无法达到“灭人欲”标准而在理论上又已成立（宋明理学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想意识主流），便造成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格局，许多人以说一套做一套来适应此种社会环境，社会便弥漫开了普遍性虚伪（这才是最大的道德沦丧）。
二是，由于许多人主观认定应该并可以“灭人欲”，于是习惯了以此标准去苛求他人，评价他人。而事实上他人又做不到“灭人欲”，于是便倾向于不满意他人，这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人际环境的残酷。
三是由于上述二点导出的最根本的归宿：由于封建社会是等级压迫社会，权势阶层便在以上两点（“虚伪遮己”，“严苛待人”）上占尽上风，盖因权势愈大，便愈有条件在隐蔽地满足自己“人欲”的同时，去指责和剥夺他人的“人欲”，去迫使他人（主要是治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