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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时下诏，官吏不得“棰曳僧尼”，僧尼犯法也不能绳之以法。当时关中的良田多为寺院所有。
佛教在统治者提倡下，迅速发展起来，但同时也与封建国家存在着矛盾。大量的劳动人手出家为僧或者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寺院控制了许多土地和劳动力，寺院经济发展起来，而封建政府的纳税户却大为减少。傅奕反对佛教的理由之一就是，僧尼是游食之民，不向国家交纳租税，浪费了封建国家许多钱财，减少了税收。韩愈在反佛的文章中也从国家财用的角度，指出了佛教的弊端。代宗时，彭偃就建议：僧道不满50岁的，每年交纳四匹绢，女尼及女道士不满50岁的，交纳二匹，并和普通百姓一样应役。他认为如果这样，那幺出家为僧也就没有什幺害处了。因为存在争夺土地和劳动人手方面的矛盾，在这一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封建国家就会向佛教势力宣战。
另一方面，唐武宗灭佛也是佛教与道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追尊老子李聃为教祖。北朝以来的皇帝多信道教。唐朝建立后，因为皇帝姓李，道教尊奉的老子也姓李，统治者为了借助神权，提高皇家的地位，自认是老子的后代，所以推崇道教。高宗时，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还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叫人学习。尊老子的《道德经》为《道德真经》，庄子的著作为《南华真经》，庚桑子的著作为《洞灵真经》，列子的著作为《冲虚真经》，在科举中增设老、庄、文、列四子科。并规定道士女冠由宗正寺管理，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说明唐朝把道士和女冠当作本家看待。武则天崇佛，一是因为佛教曾为她当女皇制造理论根据，同时也是要用佛教来压道教。
由于唐代尊崇道教，有很多为皇帝所宠信的道士。这些道士，继续前代以来佛、道二教的斗争，对佛教大肆攻击。唐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在于打击佛教寺院的经济势力，但也和道士赵归真对佛教的攻击有很大的关系。
武宗前面的敬宗、文宗仍照旧例做佛事，但敬宗已酷信道教，赵归真可以出入皇宫。文宗时已有毁佛之议，曾下令禁止度僧和营建寺庙。武宗未即位时，已好道术。即位后即召道士入禁中。赵归真利用了这一点。对武宗说：佛教不是中国之教，应当彻底清除。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3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唐武宗说：使吾民穷困的是佛。于是下诏废除佛教。先拆去山野招提和兰若（私立的僧居）4万所，还俗僧人近10万人。会昌五年（845年），规定西京留4寺，每寺留僧10人，东京留2寺，其余节度观察使所治州34处可以留1寺，留僧照西京例。其它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并派御史4人巡行天下，督促实行。共废寺（朝廷赐名号的僧居）4600余所，僧尼还俗260500人，释放奴婢15万人，被寺院奴役的良人50余万。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凡被释放的奴婢，每人分给田百亩，编入国家户籍。
并将寺院铜像用来铸钱，铁像铸成农具，金银像收归国库。民间佛像限一月送交官府，如违犯则给以处罚。会昌末年，全国两税户比宪宗“元和中兴”时增加了两倍多，比穆宗时期增加了1C3，是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最盛时期。可见，这次灭佛运动是成功的。
但是，武宗死后，宣宗即位。宣宗崇信佛教，下令恢复武宗时被废的佛寺，并杀死道士赵归真等。在此之后，佛教势力又兴盛起来。对佛教的态度也是唐后期牛李党争的一个内容。李德裕反对佛教，他在浙西做官时曾拆毁寺观1400余所；在西川任节度使期间，也曾毁寺观兰若干处，把寺院土地分给农民。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就是李德裕和唐武宗协同进行的。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后又贬崔州（海南琼山县东）司马。教派斗争终于纳入了政治斗争的轨道。
会昌法难是中国佛教历史上三武一宗灭法运动中最严厉、毁灭性最大的一次，也是对中国佛教打击最全面、最惨重的一次。像北魏的灭法，不过是在北方一隅之地，而唐武宗灭法则是全国性的，而且那个时期的中国佛教正是一个宗派林立、全面蓬勃发展的时期。那时中国僧尼是30万人左右，被迫还俗的有26万人之多，毁掉的寺院有四万多所，各宗的经典、寺院几乎全部被破坏了，他们真正做到了像毁佛健将韩愈所说的“人其人”（要和尚还俗）、“庐其居”（把和尚庙变成在家人的房屋）、要“火其书”（把经书全部烧掉）。这是对佛教采取的“三光”政策。“三光”政策并不是以后的事，古已有之。佛教在这次法难中，各宗几乎全部被摧垮了。佛教从此在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地位和影响大大降低。
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43节 安史之乱
开元后期，由于安定繁荣的日子已久，唐玄宗逐渐丧失了以前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改元天宝后，他纵情享乐，宠爱杨贵妃，信任宦官高力士，把朝政全交给宰相李林甫处理。李林甫对玄宗事事逢迎，私下却利用职权，专横独断。林甫死后，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继任宰相，更是排斥异己，贪污受贿，使政治日益败坏。加上当时土地兼并剧烈，贫富悬殊严重，政治、经济、社会渐呈衰败之象。
唐朝初年，为巩固中央集权，保卫边疆，实行府兵制。府兵一般征自“高赀多丁”之家，分给其土地，定期卫戍京师或守御边疆。在内地或边境重镇设置大都督，统兵驻守。后来，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农民失掉土地逃亡，兵源发生了问题；加上征战频繁，府兵不能按时轮换，长期服孔，家中不能免去征徭，因此大批逃亡。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统治者被迫改为“募兵制”，召募兵士宿卫，在边将统率下从事屯垦。在边境统兵的将官称为“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因统兵作战的需要，兼管地方行政和财政。节度使权力无限扩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成为大军阀。唐玄宗时期，节度使已有10个，他们各掌握一州或几州的军、政、财权，使中央政府越来越无力控制。以唐玄宗为首的贵族官僚，营私舞弊，不问政事，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把朝廷外事推给权相李林甫、杨国忠去应付，内事交付宦官高力士。李林甫专权自恣，排斥异己。杨国忠到处搜刮，广受贿赂。统治集团的腐败，给安史叛乱造成可乘之机。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755年至763年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叛。因叛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安史之乱”。
身兼范阳（今北京西南）、河东（今山西太原）、平卢（今辽宁锦州西）三镇的节度使安禄山，是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市附近）人，他为人狡诈，善逢迎，因请求做杨贵妃养子，很得玄宗的欢心，并取得信任，官运亨通，是势力最大的军阀。他看到唐玄宗荒淫昏乱，内地防卫力量薄弱，“取而代之”的野心膨胀起来。在表面上，他经常到首都长安，装得对朝廷极其恭顺，骗得唐玄宗的宠信，而在背后却暗自在河北老巢积蓄力量。在范阳城北建筑雄武城，广招兵马；又利用民族矛盾，大搞分裂活动。经过10年左右的准备，于755年11月，安禄山串通部将史思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15万兵南下反唐。“安史之乱”爆发。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以讨伐权相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反唐。安禄山叛兵由范阳南下，一路攻陷藁城、陈留（河南开封市）、荥阳，直逼洛阳。唐朝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讨伐叛军。叛军田承嗣、安守忠进攻洛阳，守将封常清军队被叛军骑兵冲杀，大败溃逃，叛军攻占洛阳，封常清逃走。叛军追击高仙芝军队，唐军大乱，人马践踏，死者不可胜数。后唐军退守潼关，才阻住叛兵西进。在河北，平原（今山东德州市）太守颜真卿、常山（今河北正定县）太守颜杲卿兄弟相约阻击叛军。史思明率兵攻打常山，颜杲卿昼夜拒战，终因粮尽无援，常山失守，颜杲卿及一家30余人被害。常山之战虽然失败，但却牵制了叛军攻打潼关的兵力，减轻了关中的压力。
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准备西进夺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唐玄宗任命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扼守潼关。哥舒翰采用以逸待劳战术阻击叛军，等待决战时机成熟。但玄宗屡次催促他出战，哥舒翰不得已出关与叛军决战，结果唐军大败，哥舒翰力战被俘，投降了安禄山。潼关既破，长安已无险可守，玄宗仓皇逃往四川。安禄山兵进长安，纵兵劫掠，搜捕百官、宫女、宦官押赴洛阳。
当叛兵攻下长安时，玄宗之子李亨逃到灵武，即位称帝，是为肃宗。肃宗整军经武，准备收复两京，中兴唐朝。唐将郭子仪率兵5万赴灵武，李光弼赴太原抗敌，肃宗政权始能立足。然而李亨任用志大才疏的房绾谋划军国大事，命他率兵收复两京。房绾于是分兵3路，向长安进发。他迂腐地效用古代车战之法，用2000辆牛车，两翼由步兵和骑兵掩护，与叛军安守忠在咸阳附近作战，敌军乘风纵火，拉车的老牛吓得四处乱窜，唐军死伤4万余人，部将杨希文、刘贵哲投降叛军，房绾只带数千人逃归灵武。
在抗击安史叛军的战斗中，影响最大的是太原之战和睢阳之战。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
这年，史思明、蔡希德率兵10万两路围攻太原，准备攻下太原，长驱朔方（今宁夏灵武县西南），消灭肃宗政权。唐将李光弼率领军民于城外掘濠沟，在城内修堡垒，凭险固守太原。史思明率骁骑兵攻城，命令军队攻东城西城接应，攻南城北城接应，百般设计，又造云梯、土山攻城，双方相持月余。李光弼募人挖地道通到城外，把叛军攻城的人马云梯陷入地道中，又制造大炮，毙伤叛兵2万余人，史思明才率军稍稍后退。李光弼派偏将诈降，亲自率军挖好地洞，严阵以待，史思明正在准备受降，突然一声天崩地裂，叛兵千余人陷入地洞，顿时大乱，唐军乘势出去，杀伤1万余人。史思明留下蔡希德攻城，自己逃回范阳。李光弼选敢死士出攻，杀敌7万，蔡希德败逃，唐军取得了太原保卫战的胜利。
与此同时，安庆绪命尹子奇率兵13万攻打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唐守将许远向守卫雍丘（今河南杞县）、宁陵的张巡求援，张巡自宁陵率兵进入睢阳城，与许远共同坚守。二人齐心协力，张巡指挥战斗，许远调集军粮，修造战具，唐军只有6000余人，但却士气百倍，昼夜苦战，有时一天作战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