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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子，总裁既已引退，即为平民，决不能恢复已放弃之职位；丑，仁之代理，非代理总裁个人，乃代理总统之职位；寅，依照宪法，缺位为死亡，总裁非死亡，亦非因故不能行使职权，第49条全不适用，故用代理字样；卯，代总统引退，则由行政院长代理，3个月后另选，不能由前任总统复职。乙、总裁派俞大维来美，要求动用经援余款9000万美元，甘介侯已函杜鲁门、艾奇逊，请将该款分用于海南、台湾两地，因该款明年2月不用即作废，故不反对。”
1950年2月13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致电李宗仁，明确提出：
“同人等认为总统及统帅之职权不可再虚悬，政府更不能处于危疑奠定之境，如我公能于立法院开会以前命驾返台，主持国政，实为衷心所祷。倘公届时实在不能返国，则同人等怵于时局难危，群情殷切，惟有吁请总裁依照中常会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临时会议之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李宗仁于接电后14日复电：
“余出院后，即准备返国，嗣据医嘱，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不能于此时遽作长途旅行。”
李宗仁的电报显然是推托之辞，他心里明白，他无论赴不赴台，是不能阻挡蒋介石复职的。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解释自己的此种举动：“蒋先生复职并未使我惊异，因为事实上他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我之所以要通电斥责，原因是作为代总统身份，我至少应作诛锄叛逆的表示，以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
蒋介石却不把李宗仁的“法统”之辩放在眼里。他称自己恢复“总统”职务乃是由于“国民大会代表的建议”，加上“多方面的肯切要求”，是“顺应群情”。
然而，蒋介石自己知道，在大陆选出的“国大”代表1300余人，如今有的已经成为北京新政协的代表，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则不知逃向何处，随蒋介石到台湾的，远不是法定人数。
他推出“国民大会代表的建议”作为复职的依据，并不能使他的“总统”有更多的合法性。
其实，合法不合法，又奈蒋介石如何，法就是蒋家定的，天下也是蒋家的，信手拈来，想坐就坐，坐烦了就“引退”，何况，蒋介石的三次“引退”，都是被迫不得已，实际上又引而未退，想复出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蒋介石复出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门户。
蒋介石早想好了，台湾，还是要由蒋家来“经营”，自己虽年过六旬，尚余勇可贾，但将来有一天，会把“宝座”让给亲生儿子蒋经国。
但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此时的蒋经国资历尚浅，国民党内部有一部分人不买他的账，如果眼下就把蒋经国摆在太显眼的位置，那就会弄出“蜀中无大将”的寒酸相，影响不太好。
因此，必须另外物色人选，要物色的人必须对老蒋、小蒋均忠诚不二，能够帮着老蒋支撑眼前的局面，又能保证小蒋的地位稳步上升。
谁符合这个条件呢？孔祥熙、宋子文远走高飞了，陈果夫重病在身，陈立夫又不能用，衡量来衡量去，只有陈诚最合适。蒋介石在下野前，就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当蒋介石感到下野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便突然发表此项任命，而前任“省主席”魏道明事先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人台北，并于1949年1月5日就职。
李宗仁曾就此感慨地说：“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布置的周密。”
陈诚不仅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与蒋经国、蒋夫人关系也一非同寻常。陈诚的妻子谭祥是曾当过国府主席，素有“药中甘草”之称的谭延辏У呐�
陈、谭二人结为连理，是蒋夫人亲手作媒撮合而成，谭祥并认宋美龄为干妈，从这层关系上看，陈诚也是自家人，所以，台湾的“行政院长”一职，自然非陈诚莫属了。
之后，蒋介石又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
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
吴国桢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一向推崇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套政治，有“民主先生”之称，深受美国欣赏。
孙立人也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在军中一副美国式作风，也很讨华盛顿喜欢。
蒋介石所以重用这两个人，自然不是看重了他们的才干，而是向美国人作出姿态，改变自己独裁者的形象，使外界认为自己有决心打破门第观念，不再任人为亲。
“海军总司令”由桂永清担任。
周至柔任“空军总司令”兼“参谋总长”。
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元老，则纷纷被打入冷宫。
白崇禧挂了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空名，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状态。
白崇禧和薛岳两家，都曾被蒋经国派人检查过，连地板都被挖开搜查一遍，名义说是对所有人都搜查，实际上只有白、薛两家如此。
白崇禧活得极为可怜。当“国大”罢免李宗仁“副总统”时，白崇禧也故意高举赞成罢免的票，以明心迹。每逢当局攻击李宗仁时，白崇禧毫无例外地随声附和，发表一通攻击李的言论。
何应钦当时也挂了一个空有其名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牌子。
何应钦感到大势已去，因此，处处做出一副绝意于政坛的样子，自称是除了“三打”之外，什么也不打了，一打桥牌，二打猎，三打球。
阎锡山当了“国防部长”，却有职无权，后改为“总统府资政”。
顾祝同、汤恩伯，这些在大陆的“天之骄子”，追随蒋介石到台湾以后，统统靠边站。
风雨飘摇的局势初步稳定以后，政治的焦点开始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方面。
1950年7月26日，蒋介石宣布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案，开始了旨在重新分配上层统治权力，重建国民党组织的“改造运动”。
蒋介石在一次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上，对2000多名中高级干部，发表了演讲。
演讲要点是：
一、虚心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
二、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国民党；
三、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
在蒋介石演讲时，在座的国民党干部，还有不少人真动了感情，有的甚至落下泪来。
20多年来，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大独裁者，什么时候说过如此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话？堂堂的蒋先生，什么时候承认过自己曾有错，并为之痛定思痛？
“西安事变”张杨兵谏，不曾使蒋承认有错；三次“下野”，多次政治风波，不曾使蒋承认有错。现在，蒋介石一股脑地把失去大陆的责任推给李宗仁，归根为“李氏贪权误国”，但也不得不婉转地承认，他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蒋介石强调，改造中国国民党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途径，国民党必须从痛苦的经验中寻找教训，以沉重的心情赎罪。
在消极方面，要检讨自己的错误，反省自己的缺点：
一、要把失败主义毒素彻底肃清。
二、要把派系倾轧的恶习痛切悔改；
三、要把官僚主义的作风彻底铲除。
在积极方面，首先要确定国民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向。
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于1950年8月5日正式宣布成立。
9月1日宣布《本党改造纲要》作为推行改造的根本方针。《纲要》首先宣称，改造的目标，是要确定中国国民党是“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以民主集权制为党的组织原则”的“革命民主政党”。
改造运动“以实现主义、尊重组织、坚持政策、深人民众、讲求效率、精诚团结”为整顿作风的准则，“以原则领导、一元领导、民主领导”作为推动工作，发展组织，执行政策的方针。
在这个总目标的基础上，又相继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针和‘’中国国民党现阶段政治主张”。
8月，蒋介石发表《本党今后努力的方针》，指出：
国民党今后努力的目标，是建设新“国家”，要从每一个党员内心改革起，做到军事、政治、经济与社会都在三民主义最高指导原则之下。逐步改革，以建立“主权独立，人民自由，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国家。
而努力的大原则，则是改正旧缺点，“以思想结合同志，排除派系观念，以政策指导行动，铲除官僚作风；以工作考核党员，打倒地域观念；以原则解决一切问题，抛弃人情。派系、地域一切牵挂。”
9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宣布“现阶段政治主张”，提出“四大主张”。
一、坚持“反共抗俄”战争，恢复“中华民国”领土主权完整。
二、实行民生主义的社会经济措施，主张配合国家建设计划，使一般民众不受垄断投机的操纵，各行各业都有均衡合理发展的机会，国营企业应加整顿，民营企业应加扶植，以求生产的加速增进，对外贸易的尽量发展；更主张厉行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以平均社会的财富。
三、完成三民主义的民主政制，主张本着“宪政”的精神，贯彻以民主政治而奋斗的决心；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推行地方自治，为民主政治树立坚实基础。
四、积极准备“反攻大陆”。
改造纲要，努力方针及现阶段的政治主张确定之后，国民党改造运动便正式开始。
1950年9月29日，《党员归队实施办法》通过之后，《党员整肃办法》也同时通过施行。凡有下列情形者之一，均为整肃的对象：
一、有叛国通敌之行为者；
二、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
三、有毁纪反党之行为者；
四、有贪赃读职之行为者；
五、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
六、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
七、信仰动摇，工作弛废者；
八、做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
1952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纲领”。这场运动的主旨是“联合党、政、军三方面力量，发挥‘全国’人力、物力，建设台湾基地，早日光复大陆，争取反共抗俄战争的胜利”。
国民党“改造”运动，从1950年7月26日起至1952年10月“双十”节，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开幕宣告结束，历时两年又三个月。
蒋介石认为“改造”取得了辉煌成果。
对于蒋介石来说，国民党改造运动的主要成果，却是削弱了国民党内几大老派别的政治力量，而代之以较为年轻一辈的心腹嫡系，加强了对国民党的直接控制。
就拿“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来说，它由16名委员组成，这16名委员是：
陈诚、谷正纲、张道藩、沈昌焕、郑彦泰、萧自诚、蒋经国、陈雪屏、张其购、谷凤翔、袁守谦、曾虚白、连震东、崔书琴、胡健中、郭澄。
这16名委员基本上都是蒋介石自己的心腹和嫡系。
陈诚、袁守谦是黄埔系统，代表军方及政治力量。
谷正纲等系党团出身，代表党务系统。
胡健中、曾虚白、崔书琴是代表党的文宣系统。
蒋经国作为“太子”自然不必说，还有一些新面孔则是蒋介石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