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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叫驾驶员把车开慢些，他要好好看一看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座城市。
街上一片混乱。
一些违背带扛的老百姓熙熙攘攘，边挤边叫，一看就知道是难民。
难民们城里的往城外逃，城外的往城里逃，都在寻找安全的地方。
路上人多又乱，虽然有警车开道，后面又有装甲车护卫，蒋介石的车还是被水泄不通的难民堵在了路中间。
驾驶员伸出脑袋，大骂难民不长眼。
难民们不管它那一套，照样拥挤不堪，根本不管来了什么车，车上坐着什么人。
司机又骂一个难民，却被蒋介石拦住了。
轿车艰难地向前行进。
蒋经国明白父亲的意思，自己也在逃亡之中啊。
车无法前行，蒋介石便细心观察街道两旁兜售衣物的人们。
蒋介石发现兜售衣服的，除女人的一些时装外，大部分是军服，甚至还有一些穿着制眼的下级军官或蹲或站在太太、子女身边，陪着他们销售衣服。
此情景很狼狈，惨淡。
显然，这些下级军官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蒋介石看到街上的情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蒋介石鼻子发酸，他突然想起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一段话：“老百姓之所以穷困潦倒，流离失所，那是因为赋繁役重。
那是因为官吏贪得无厌，诱发百姓揭竿而起的缘故。”
“国君的患难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本身，如果国君身躯挺立，臣民影子就不会弯曲。”
“官吏浪费浩繁，就更加重赋税；加重赋税，老百姓就要愁苦；老百姓愁苦，国家就要危险；国家危险，国君就要灭亡。”
“国君依靠的是国家，国家依靠的是臣民、老百姓，苟剥老百姓奉养国君和官吏，就如割自身肉充饥，肚子吃饱了，身体也就完了。”
此时，蒋介石仿佛感到这些话就是针对自己说的，心里只是一阵发慌，接着便不无自责地叹道：“大家落到这个地步，悲乎，怨乎，哀乎，中正是有责任的啊！”
蒋介石的轿车驶出市区后，一路通畅，很快就到达凤凰山军用机场。
蒋介石登上由伊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正要进入舱内时，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蒋介石眼泪汪汪地望着这座古城，望着脚下这片土地。
蒋介石思绪万端，愁肠百结。
这是四川盆地最富饶的坝子。
西部粮仓，天府之国的富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她才饮誉中外，才养育了那么多子民，才成为中国西部的风水宝地。
蒋介石不忍离去。
此时此刻，蒋介石有许多话要对这片富饶的土地说，他知道，此去台湾，何时回大陆，已不敢去想，也不去想了。
他不想让这么宽阔肥沃的土地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蒋介石飞走了，成都这座古城更显得孤寂了。
实际上更感到孤寂的是他的部属和弟子们，是垂死挣扎，还是坐以待毙？
陈立夫连日来坐卧不宁，蒋介石与他的谈话时时回响在耳畔，他想了很多，想到了今后和蒋介石的关系，想到了国民党的命运，想到了已去台湾的哥哥病情是否已恢复，想到了夫人与子女们的安危，想到了自己的出路……
陈立夫想到这里，心里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
一天，他把内调局还未逃走的特务们召集在一起，装模作样地给他们打气：“只要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党国即可以复兴，蒋总裁一定会回来的。”
但他的话再也不起什么作用了。
重庆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的枪炮已在成都城郊隐约听见。特务们关心地是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性命和家眷子女的安全。
内调局里人心慌慌，大都忙自己的事，甚至连值班的人也找不见。
面对这种状况，陈立夫确实也感到为难了。他知道，特务们都是搞情报的，对眼下的局势了如指掌，光靠打气，他们是听不进去的。
陈立夫知道说大话对于特务已无济于事，就想到了这帮特务们眼下的具体问题。
运送台湾的飞机极少，国民党一些重要人物都难以安排，何况这帮小喽罗呢。
陈立夫只得把事情推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谷正纲。说成都飞台湾的飞机全部由谷正纲控制，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人也不能乘飞机。
陈立夫又把特务们召集在一起，声嘶力竭地说：“大家一定坚持住，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成都是不容易被共军占领的。”
这时，一个特务站起来顶撞他：“你让我们坚持到底，可你为什么先把家产和家眷运到台湾？”
陈立夫大声说：“我一定和大家坚守在这里，我保证，我绝对最后一个离开大陆。”
一个特务说：“蒋总裁飞了，李代总统飞了，我们在这为谁卖命！”
一个特务说：“让我们在这等着束手就擒啊。”
有人跟着喊：“共产党恨透了我们CC系的人，落到他们手里肯定掉脑袋。”
“赶快给我们安排飞机！”
“对，赶快让我们离开大陆！”
“留在成都，只有死路一条！”
会场上一片混乱。
陈立夫让大家静一下，他喊破了嗓子，却没人听他的。
还没等陈立夫讲完话，特务们便一哄而起，夺门而出，四散奔走。
特务们争着抢着登上飞台的机舱。
但是，毕竟机少人多，结果，只有少数人逃到了台湾，大多数人被遗弃在大陆。
当时由阎锡山代理“行政院院长”收拾残局，在成都组成一个战斗政府。
内调局未逃走的人员以及新八军未能成立而回来的资遣特务，也参加“战斗政府”。
“战斗政府”在警卫军中成立了一个通讯总队。
独揽西南军政大权的胡宗南，虽然身高不过1．6米，但他发誓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为国民党强撑起西南的残破河山。
胡宗南决定在与解放军交战之前，先把叛军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部解决，这是效仿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
胡宗南一面命令直隶兵团移防新津，十八兵团调至新津与成都之间构筑工事，抵御东进之解放军，如果成都难保，则做好向西昌突围的准备。
一方面将成都以北地区7兵团撤至德阳、三台地区，命令16兵团向广汉地区收缩，预防被分割包围，又可抗击南下之解放军。
做好上述准备之后，12月16日，胡宗南打电话给驻郸县的陈克非二十兵团，他对陈说：“请你马上准备，负责在明天拂晓前干掉邓锡侯驻彭县的一二六师。”
同时，胡宗南又命令驻郸县的罗广文率十五兵团解决邓锡侯驻灌县的二二五师。
胡宗南认为，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两个师，右侧翼有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和杨森的二十军相逼，左侧翼陈克非和罗广文的两个兵团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歼灭。
歼灭了这两个师，就扫除了内忧，免除了内应外合的隐患。
两道命令下去后，他一方面将财政部长关吉玉离开成都前为他准备的几箱银元兑换成黄金，然后安排心腹到香港市场上去抛售，为后路作准备。另一方面则忙于上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的仪式上。
虽然人马都是原西安绥署的那些，但过场还要走一下，尤其是官瘾还未过够的胡宗南，还希望借此树立起自己的威信，给残兵败将们打气。
陈克非、罗广文接到胡宗南的命令以后，却按兵不动，一方面以兵力不济，恐难取胜应付；另一方面却加紧了与刘文辉及解放军的联系。
陈、罗的思想变化，胡宗南一无所知，竟蒙在鼓里。
几天后，胡宗南不见陈克非、罗广文进攻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成都外围的部队，打电催问，陈、罗以兵力不足相推。
胡宗南也许是将钱财转移好了，也许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的招牌已经打出去了，也许是接到了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已经逼近成都的密报。总之，他对保卫成都已经失了兴趣和信心，但又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决定采取边打边退的战术，实现“保存实力，转移西康”的目的。
12月ZI日，胡宗南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20多人，个个都愁眉不展，精神沮丧，会场十分压抑。
胡宗南模仿着蒋介石平时训话的样子，照例数落了一套共产党的不是，然后振振有词地说：“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共军气焰越来越嚣张，如今已发展到几乎控制整个大陆局面的地步，而且目前又在向川西平原集结，对成都形成包围之态势，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非常严峻。”
胡宗南越讲越有情绪：“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卫士，是校长的学生，是总裁的部下，我们与共军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要遵循总裁的训示，树立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精神。
“只要我们激发天良，把死字压在头上，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能打败共军的进攻，粉碎共军的包围圈。只要我们能打出，就能安全撤到西昌。
“到了西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凭借大小凉山的复杂地形，进可攻，退可守，我们就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从而保存实力，求得发展。
“我们现在还有几个兵团，诸位长官又是身经百战的老将，我相信打开一条出路是没问题的。
“总之，我们要誓死忠于蒋总裁，誓死忠于党国，要与成都共存亡。”
陈立夫不是军人，他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听了阎锡山的传达，很是感动。
陈立夫及时把胡宗南的讲话传达给了内调局的特务们，鼓励他们坚持到底，有国军的精英们在，成都是能保住的。
陈立夫再三强调：“第三次大战总有一天会爆发，收复国土指日可待。”
而特务们却没人听进去。
胡宗南是否真的与成都共存亡呢？
上次会议之后，陈克非明知胡宗南命令他和罗广文向东开进是送死，犹豫了半天，还是奉命硬着头皮东进。
于是，决定从23日起先派小部队向东佯动，以迷惑解放军，并在出发前，将所有的笨重东西毁弃，如拆毁重炮。山炮，将不能走路的马击毙。
做好上述安排之后，陈克非便给胡宗南打电话，相告准备情况，谁知，胡宗南却在他挂电话之前带着家眷到凤凰山飞机场了。
也就是说，陈克非的顶头上司胡宗南已经乘飞机抢先逃走，而把陈克非、罗广文当作替死鬼进行安排。
陈克非大骂一声，把电话摔了。
蒋总裁如此，顾总长如此，胡长官也是如此。
这些高呼“有敌无我，有我无敌”，“要把死字顶在头上”，“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上司都他妈是政治骗子。
什么他妈“誓与成都共存亡”？都是骗人的鬼话！
陈克非得知宋希淙长官在大渡河畔被解放军活捉的消息，彻底绝望了。
他给罗广文挂电话：“现在情况很紧急，胡宗南要我们向敌后挺进，就是想让我们用牺牲的代价，换得他们西逃的安全。老实说，我现在已经没有东进的力量了，也不想做他们的管死鬼，我们该自作主张了。”
言外之意，是举行起义。
12月 24日，第二十兵团与第十五兵团在郸县通电起义。
接着十八兵团也起义了。
至此，国民党溃逃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