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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贪赃枉法，巧取豪夺，被称为“中国的头号富翁”，宋蔼龄被称为“中国的钱袋”。
在重庆，人们流行这样四句话：“孔祥熙不祥，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子良不良。”在上海，《大美晚报》登载了1939年8月6日香港电：“上周平淮会停止援助法币前，渝某重要部长夫人电沪等外籍经纪人，嘱购入英金4万镑之巨额外汇。”这里所说的“某重要部长夫人”就是宋蔼龄。
1947年秋天，孔祥熙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由，匆匆忙忙离开上海，飞往美国。
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其助手们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中国个人的银行户头。”时隔不久，杜鲁门的助手就告诉他，这个估计太保守了，美国银行界人士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
美国联邦调查局首先仔细观察了关于宋家的战时档案，他们发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的财产比较有限，到1943年1月，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宋子文在纽约大通国民银行或花旗银行拥有7000万美元，宋蔼龄在其中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这两家银行或其中一家银行存了1．5亿美元。
美国《镜报》编辑布朗发表一篇文章，说孔祥熙与宋子文两人在美国的私人财产达8．5亿美元之巨。
孔祥熙、宋子文是名符其实的金融巨子，靠发国难财成了中国的亿万富翁。而二陈虽在抗战以后也插手经济，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他们却是个人囊中羞涩。
二陈掌握的金融、企业、事业虽规模宏大，但和孔祥熙、宋子文不同的是，这些机构中，他们的个人股份非常之少。
陈果夫担任职务虽然多，但其收入主要是薪金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
陈果夫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只收出席费，出任农行董事长，主动将薪金由后来的1200元降为1000元，兼任交通银行董事也只拿出席费。兼任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和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合作金库只拿出席费，不支薪水，财委会则一文不取。
按照当时的规矩，兼职兼薪，有多少个职位，领多少工资，人人如此，不以为怪，陈果夫不仅不多拿，反而少拿。
陈果夫虽然颇能自制，但他手下的那帮喽罗们，却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阔了，一时佳肴美酒，一掷千金，豪华淫奢，极尽排场，以至引起蒋介石的反感。
陈果夫注重抓实权，但一直自视清高，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他自称：“我看历史，又看到亲友中的人，只有做事业的，其事业永远留存，其它遗钱给孩子，或个人贪污的很多的钱，颇多不久消失。而且人总是会死，一朝消逝，存钱无意义，可惜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当我在交易所的时候，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三年中没有一个人真实赚得钱的，做生意亏本当然不好，有盈余者亦无好结果，因为他们不懂得用钱，赚钱亦无目的，就做什么用的目的，当然难得有好结果了。”
“我管过许多的钱，又常看到有了钱，其人常常为钱所用，为了安置这些钱，也是很麻烦的事，故不如无钱的好。所以，在民国21年以后，我决意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事业上，31年以后，我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写作上，有事业，有写作，那么，我的一生，无论对国家、对人类、对祖宗，以及自己的良心，可以无愧。”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说：“一般人的落伍观念，以为做官的人一定有钱的，不贪污也贪污，民国19年，余任国府委员、中央组织部长时，就提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该年国民革命军在前线打了胜仗时，我因为到杭州开会，在”两湖饭店开上房间，刚刚住下，即有杭州妇女会热心劝捐慰劳金的同志来找我。他们要我捐50元至100元钱，当时我带的钱国沿路捐款，剩下不过30元。当时我在中央任组织部长，每月薪水300元，除去所得捐等不过260余元，要顾家用。到杭州开会是自己贴钱的，所以，向他们直说，而他们竟不相信我的话，并且说某部长拿出100元，某某出了50元，他们弄不清楚我是什么部长。
“后来弄得我发起火来，他们才捐得10元而去，但是在外面还说了许多闲话。
“第二天我在浙江省党部纪念周中谈了一番，就是要杜绝贪污，要先改变社会观念，如果不问其钱之来历，而认为捐钱多者为善人，那么，就无人可做好人，又无异鼓励贪污了，这事在我脑海中深植印象。”
陈果夫一生经千公款不计其数，但自诩清清白白，对于他的下属发现有贪污或其他不轨行为，只要让他发现，便抓住不放。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还讲道：“中财会自33年开始开展工作，至36年夏，即有很多事业。外间知者甚多，才引起共党之注意。说我为官僚资本家之一，其后又有经济通讯刊物，亦认为我有官僚资本，大致说我掌握若干金融及若干事业机构等等，这很容易引起若干谋职不到的人心理不平衡，更会引起搞政治而不规规矩矩的人眼红，就有许多政治上的暗攻。
“因此我们财会的工作，改变为整理原有事业，不再创造新事业的方针，其时各种事业大都已具规模，也无须多创新的。我很想为党树立经济基础，但在是非难分的环境中，恐怕做不到。我想来不是自己要舒服的，又不是自己要沾便宜，更不想发财与做官，只是要做事业，所以有些人说要搞些政治资本以及为将来生活资本，我从不去想。
“就是目前要借政治和经济力量，图一时之利，亦竭力避免。因为照我这样一个人，有如此生活，在个人觉得也算满意，假使我们的政治、经济都使个个人都能达到我这样的生活水准，也可以说是好到极点。”
陈果夫的收入，除了工薪外，最主要的就是稿费了。
陈果夫的稿费是颇高的。
由正中书局出版的《卫生之窗》、《儿童卫生歌》稿费16298．12元；《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67200元；《医生漫谈》3000元。
陈果夫一般不接受别人的赠金，“1948年，陈在上海治病，因费用过高，转经医疗费相对低些的台湾治疗。
临行时，一些CC分子去看他，问是否需用钱，被他拒绝。
中央合作金库以出房租的名义，赠他4000美金，被他拒绝。
二陈没有什么家财，这为解放后清理四大家庭资产所证实。
建国后，曾专门在四川的重庆、成都、上海、南京等地严查“四大家族”所属官僚资本，但查出来的属于二陈个人的，几乎没有。
二陈揽的主管的各种经济结构，基本上都属于官方所有，一旦离去，即无所留。
陈果夫的秘书袁英林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
二陈两家公馆，都各有秘书室。
陈立夫有四个秘书，都是他的同乡亲戚。
陈果夫有三个秘书，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陈世杰，是他的外甥，还有一个梁渊，是他外甥女婿的弟弟。
秘书的日常工作是办理来往函电，转送来往文件，接待来访客人，随从外出记录，我还另外办理中华教育电影制版厂指导委员会的事。各家秘书室，各自办理各家的事，互不相干，必要时也有些联系。
据我三年多时间的观察，平日两家生活，都比较俭朴，没有铺张浪费的现象，像一个普通家庭。门前无警卫，只有一名传达。外出时，一部小汽车，一个司机，一个随从副官。不像孔祥熙那样，每一个行动，小包车几部，随行人员一群，前呼后拥，夸耀示众。
陈果夫患肺病几十年，不管到哪里去，衣服袋里总是装一个特制的小痰盂，讲话时就摆在讲台上，随时吐痰，完了又装进衣袋。
我在他家生活多年，总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每天吃饭总是一桌人，陈氏夫妇，三个秘书，还有经常住在他家的小姨子朱畹芝，一个侄媳妇华慧君，一个外甥俞惠芳。
陈果夫除吃一般饭菜而外，有时单独给他做碗鸡汤。这个鸡汤，别人不动，总得两三顿才吃完。为了防止肺病传染，他们习惯地都是每人两副碗筷，一双是夹公共菜用的，一双是自己直接吃饭用的。
每天晚饭后，陈果夫都习惯地到会客室坐一会儿，有时讲些往事和时事。听陈果夫讲故事，这是他们家人点的节目，也是一天中最轻闲最悠闲的时间。
因为陈果夫是老肺病，延至抗战后期，肺已溃烂得厉害，并在左后背穿孔，每天从穿孔处抽脓，所以，每天有医生来治疗下药，还有从西藏来的一个修道女名叫于仞兰的给推拿按摩。
尽管如此，陈每天总是坚持工作，该开会就去开会，该讲话就去讲话。他的日常工作中，除处理批阅函电文件外，每天要安排一定的时间接待约定谈话或临时来访的人员。
凡来访的人，都把名片递到秘书室，由秘书登记后把名片送给陈看，需要接见的，就在候客室等候；不需要接见的，由我们婉言辞却。
陈在会客时，有时时间过长，感觉疲倦，有时客人讲话过于冗长，听得不耐烦，陈往往利用名片背面，给谈话的人画像，这是消遣，也是不耐烦的表现。·
秘书室有三件事，需要特别提一下，第一是密电码，共有20几本，都是名省市的主席、厅长或做其他工作的人，约好与陈果夫直接秘密联系使用的特定的电报本。
收发电报，都由我们翻译转出。这部分密电码本和陈果夫的私人印章，都装在一个手提皮包里，由我们保管。
当时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空袭警报频繁，每次躲空袭，进防空洞，密电码提包就是我们不离手的重要物件。
第二是处理文件的分等，因为陈果夫兼侍从室第三处（人事处）主任，来往文件函电，大部分是有关人事更换制度及介绍工作的事，这里边有轻重缓急、重要次要之分。除了机密文件我们拆封，直接送给陈果夫处理外，一般文件均由我们着手处理，这些文件一般分三类，一是陈果夫的亲笔信；二是我们起稿誊清，陈果夫签名；三是我们起稿誊清，盖陈果夫的印章，这就是重要次要的分寸。第三是特别费，每逢年终，蒋介石就有一笔不公开的特别费，拨给陈果夫自由支配。凡是与陈果夫有直接关系的人，陈的头脑中有一本无形的账，除夕前，陈把特别费中的一部分，分别送给这些人，每人10元、20元、30元不等，不论多少，都由纸封好，送到每个人的手里，名日“年赏”。
5．曾经赢得胡适的敬佩
陈果夫经管党务，染指经济，不顾体弱多病，不遗余力，身体力行，然而，他对国民党教育事业也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他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有着不解之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政校复员南京，陈果夫发起在南京合建介寿堂，先书有《介寿堂记》：
民国三十五年春，中央政治学校复员离川，各同学合力捐献之中正堂将随全部校舍留于陪都。同学惋惜，奔告于余。余日：“吾校本旨，原为育才，贡献党国，今吾去堂留，而继承之者，仍为学校，举以赠之，亦复何憾。引以吾校之众，分布地域之广，东归以后，仍可另谋创建，其庄严或更甚于此，是在诸同学而力行如何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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