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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建立起银行金融系统，还不能与孔、宋家族相匹配，陈果夫当然不满足于此，他要充分运用他的职权，进行更大的活动。
陈果夫主掌中国农民银行后，便以其金融上的优势，开始角逐工商界，他采取接收、投资、人股等各种手段，把一个个工商企业夺过来，由CC派所控制，而且冠以“党营事业”的美名。
所谓“党营事业”，是借口国民党党员的一切活动经费过去是可以列人预算，由国库开支。“行宪”后，这项开支被取消，为了保证有一个“党有”的经济基础，国民党以团体的名义开始经营工商企业，这些由国民党直接经营管理的工商企业便叫“党营企业”。
由于陈果夫奏称“党营企业”，只为解决国民党的活动经费，所以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实际上，早在陈果夫任职农民银行之前，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做出决定，认为“宪政即将实施“，国民党将作为一个政党出现，而不是党政一家的机构，即党政分开了，因此必须自筹党费。
大会通过了一个筹措党费决议案，其中心议题是建立党营事业，以其收入提供党的活动经费。按照这个决议案，对中央财务委员会进行改组。
1945年11月12日，陈果夫成为改组后的中财委主任委员。为国民党自筹党费，这就成了陈果夫堂而皇之的金字招牌。陈果夫打着这个金字招牌，干开了他的“被人称道”的党营事业。
抗战胜利后，一大批敌伪财产需要清理接收，而当时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系统紊乱，权责不分，有利要争，遇事相倭，形成无组织状态，因此，“接收”被当时人称为“劫收”。一些贪财枉法之人乘火打劫，大发接收财，国民党的官僚、党棍、军官、警察等党政军警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都纷纷投入这场大洗劫中，老百姓讥讽为“五子登科（即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难怪有人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二陈兄弟正是把握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以国民党党政高级委员的身份，也参加了这场抢劫财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大接收中，由于陈果夫的积极活动，蒋介石特别允许在接收敌伪产业中划出一部分为“党营事业。”。
1946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二陈提出了“党营事业的建立和管理计划方案”，由于蒋介石先前已经同意了，虽然党内多派意见分歧，结果方案还是获得通过，决定接收敌伪工商业时，拨出5000亿元为“党营事业基金”，并且由二陈组织该基金的专门管理机构，这样，二陈便可名正言顺地接收了。
可接收的财富实在太多了，陈果夫不失时机，瞒住了那些大有发展前途的日伪大中型企业。以他的派头，一哄二诈三压，一个个的日伪企业就变成了陈果夫的党营企业。
陈果夫是在金融方面首先接收了日伪台湾银行，不仅得到了该银行的一般资产和房屋，还得到了存在银行的日伪从中国民众身上搜刮去的大量金银财富。
随后，二陈开始接收日伪工商企业。陈果夫看中了山东青岛的几家大工厂，便指示手下的CC系人物组织了一个所谓的“齐鲁企业公司”，接着便向敌伪产业管理局提出要购买全国最大的青岛橡胶厂及青岛啤酒厂等一批大型工厂，敌伪产业管理局哪敢说个不字，既不评估资产，也不经核算，随便开出了200亿元的低价。
陈果夫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家大工厂，竟只要如此低的价格，并急忙向四联总处借来360亿元，交出200亿元，还多余160亿元。
青岛橡胶厂等工厂到手后，即将堆在仓库的成品出售，仅此一项，就还清了四联总处的全部借款。
这亲，二陈兄弟一文没出，不仅得到了这些大工厂，反倒落了160亿元的现款，这可说是千古没有的事。
陈果夫不仅善于“劫收”日伪企业，更懂得如何经营这一企业。
1947年8月，陈果夫亲临青岛，视察齐鲁公司。当时青岛烤烟厂刚由农民银行购得。他在视察了这些企业后，又对经营人员进行仔细询问，了解各企业内部现状及经营情况，并指示他们，要站稳脚跟，同时又要大力发展。
力求发展，则必须采取多种经营方式。齐鲁公司果然不负众望。3个月后，齐鲁公司就以崂山矿泉水制作的青岛啤酒，涌向上海并迅速占领市场。
与此同时，卡车轮胎、三角带、橡皮管、红白橡皮板，多种胶鞋，以及文明、中山、学士、自由等套鞋，各类长统靴等，也迅速充斥上海市场。
除了接收日伪财产外，陈果夫开展“党营事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用其金融优势，投资工商业，通过投资，逐渐控制这些企业，最后全部拉过来，成为陈氏企业。据粗略统计，截止1947年，陈果夫的农民银行共投资77个单位，投资额达170多亿元。
投资金额较大的有太一实业公司，庐山电力挑车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公司，通济贸易公司，中国造纸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川康实业公司，中国麻业公司，甘肃矿业公司，江西兴业公司，上海中兴制药厂，中原煤矿公司，贵州煤矿公司，昆明电力制钢厂，中国植物油料厂，中国轧钢厂，上海水泥公司等。
投资单位及农产品加工运输、农业机械、制茶、棉织。麻织、毛纺、造纸、酿榨、制药等，还有对文化、公用事业的投资。
1946年，按陈果夫的指示，原来属国民党中央管理的新闻、文化、广播等事业单位，纷纷改为企业化形式，从由中央国库开支变成企业经营单位。还筹备了中国农业教育电影公司，由陈立夫任董事长。
1947年，陈果夫在无锡创立中国塑像公司，并自任董事长。按他的设想，将古今名人肖像塑成泥像，成套分装，其中并附名人传记，既可起教育作用，又是国内外市场上的畅销货。
陈果夫对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系统的控制，最初是从反共的目的出发，经营包含经济原因，因此，比之其他人，陈氏兄弟控制文化系统是不遗余力的，这就使他们最终独占文化新闻事业。
二陈掌管的“党营”文化事业单位有：中央广播公司。农业教育电影公司、中国新闻事业公司、中国文化服务社。正中书局、大东书局、《金融日报》、《商报》、《民力报》。《大刚报》、《东南日报》、《中央日报》、《东方日报》等。
后来，陈果夫还通过银行投资，成立了一些新的文化企业，如自由论坛报公司、中国文物公司、《中美日报》等。
二陈的这些所谓党营事业，由于有行政权力的支持和强大的金融优势，他们垄断原材料，垄断商品市场，欺行霸市，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他们利用金融优势，大搞垄断，不仅垄断原材料，而且垄断原材料的收购，并囤积居奇，获取暴利。如所谓的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竟利用农行投资和借款，囤积生铁及粮食等，从中渔利。又如中国农业供销公司，他们专门收购以棉花为主的农产品，以前都是由私人棉商在各地收购，在主要产棉区，都有一些棉花私人收购公司，但陈果夫的农业供销公司成立后，转以大量国家资金加入竞争，殊使棉业人员为之心灰意冷。当时有人评论，其后果将引起百千万棉业从业人员之失业，及其原有资金不获正当出路，势将趋于投机囤积之一途。由此不难看出，陈果夫的农业供销公司运转发财的后面，是无数私人企业和棉商亏本破产业的辛酸血泪。
陈果夫挤垮私人企业，实行垄断的另一优势就是行政权力了。由于他们以党办企业，打出的招牌自然是“党”和“国家”，所以，这是其他私人企业及商人望而生畏，莫敢与之争锋。如陈果夫的中和盐业公司，经当时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同意，由其公司及下属盐号经营，几乎独占了食盐运销业务，并在天津、汉口、长沙、南昌、广州等地大量增设分公司，在大中城市及乡镇设立零售业，其势力遍及国统区各大中小城镇。
这样，在政府的撑腰下，陈果夫的中和盐业公司不仅挤垮了大部分私人盐号，而且在官僚资本盐业企业中首屈一指。
除垄断外，二陈的党营企业还大搞营私舞弊，投机倒把。如他们经营的大同盐号在售盐时，均在盐内加15％的泥沙，再如他们直接管理的宏丰公司以官价向炼油厂购买汽油15000加仑，到手后，以黑市价格出售，仅此一项获利1000万元。
对于土地的深深眷恋，来自对陈果夫幼时的传统教育。在众多的古书中，他记得最熟的是《大学》中“有土斯有财”的一句。对这句话，他深信无疑，屡试不爽。
抗战胜利后，陈果夫料到，八年抗战，土地荒芜，战后将出现无主荒地。充分有效地利用战争造成的特殊机遇，可发一批战后财。为此，他上书国民政府，草拟“实行移垦政策刍议”和“全国实施垦殖计划”，强调战后垦植事业的重要性，指出，大量荒地，必须收归国有，或采取德国实施的移民法，或采取苏俄之大规模国营农场及集体农场制度，以尽快恢复生产。
对于陈果夫的意见，蒋介石极为重视。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又起，蒋介石企图以经济手段辅助其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于是，向农民银行亲下手今，要陈果夫设法开发全国荒地，以增加生产。
陈果夫拿这支令箭，立即商诸农林部、地政部，这两部虽为国家主管土地的最高机关，但也奈何银行不得，只有唯命是从。
这样，中国农民银行、农林部、地政部联合组成了土地开发公司，“公推”陈果夫为董事长。党营事业终于集合了工农商文各界，陈果夫这位中央财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借助“筹措党费”的名义，果然八面来风，财运亨通。
陈氏家族从农民银行起步，由金融事业起家，然后在工、农、商、文各界插手，进而发展党营事业、私营事业。合作事业，陈氏家族终于出人头地，跻身于蒋、宋、孔之列，使中国出现了四大家族。
在中国人眼里，四是一个圆满的数字，天有四时，地有四象，国有四维，礼有四德，甚至从西天传来的佛教中，也有四谛。陈氏家族登峰造极的出现，妙就妙在终于使官僚资本功德圆满了。
二陈很聪明，与宋子文、孔祥熙相比，他们与蒋介石少了姻亲这条天然纽带，于是，他们牢固建立稳固的根基，先抓党权，而后集聚资财，重要的是，在抓党权的过程中，陈氏兄弟聚集了各路“英雄好汉”，二陈的这些CC人物，都对陈氏家族忠心耿耿，有了这些铁血人物，何愁事业不成，财富不增，这是陈氏家族有“幸”，并成为金融巨子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陈氏家族一跃成为金融巨子，中饱私囊，是在抗战胜利后的四年，便在工业、农林、商贸、文化、金融各界均有染指，并领一时风骚，其经济实力当然不在蒋、宋、孔几家之下。
4．居然还有“清白人”
二陈在几年之内，便济身于四大家族的行列，但就个人掌管的财产来讲，他们与四大家族的名号颇不相符。
孔祥熙贪赃枉法，巧取豪夺，被称为“中国的头号富翁”，宋蔼龄被称为“中国的钱袋”。
在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