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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并没有就此罢休，2月22日，他所指挥的100多名CC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重庆《新华日报》社，历时两个多小时，将报社营业部四层楼各室逐一彻底捣毁，门窗桌椅，荡然无存，杯碗炉灶，片物不留，书籍报纸，逐一撕毁，满地狼藉，惨不忍睹。
报社营业部主任杨黎原，图书科主任徐君曼及职员管俗民等人都遭到殴打，有的受轻伤，有的受重伤住院抢救。
6月下旬，上海各界人士鉴于蒋介石已决心发动内战，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胡厥文、胡子婴、雷洁琼等为代表，于6月23日赴南京请愿。
然而，当他们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时，早已被陈立夫布置好的中统特务们蜂涌而上，对代表们围攻殴打。
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受伤，陈立夫又酿成了“下关惨案”。
中共代表团当夜得到消息后，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查办凶手，保障人权。
京、沪各报刊也纷纷对这一消息进行了报道，全国舆论哗然。
蒋介石见事情闹大了，对陈立夫大发雷霆。
陈立夫效忠蒋介石才不遗余力地制造这一系列事情，但事后却遭到蒋介石一顿臭骂，心里自然窝火，但事情毕竟闹大了，影响造出去了，他因此有苦难言。
蒋介石见陈立夫默不作声，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你处理好善后事宜吧。”
陈立夫回来后，有气没处撒，他把叶秀峰找来，骂他不该轻易伤人，把事态扩大。
叶秀峰委屈地说：“我是完全按你的旨意办的呀。”
陈立夫说：“你知道吗，现在连我们党内也有人对我们不满。马歇尔也骂我是‘反动分子’，你搞得这是什么？”
叶秀峰仍不服气：“本来不想把事情闹这么大，但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总之，都是按你的旨意办的。”
陈立夫把手一扬：“我体得跟你争！”
叶秀峰看了一眼陈立夫，吓得不敢再说什么了。
陈立夫觉得自己的态度也有些不对头，忙说：“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什么了不起。”停了一下，他又狠狠地说：“对付共产党，我什么都不怕！”
6．“中央党员通讯局”如法炮制
人民一致呼吁国民党取消特务政治。国际舆论上也给予压力，而蒋介石又舍不得放弃“特务势力。二陈出了个万全之策：把中统局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使中统局的原班人马全部保存了下来。
蒋介石虽然指示二陈破坏政协决议，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但对他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曾经信誓旦旦许下的诺言，却不敢公开耍赖。
当时，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政协会议上许下了四项诺言，其中第一项就是取消特务政治，保证“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体罚人民。”政协会议后，随着特务在各地的肆意横行，更加激起人民的极度不满，全国上下一致呼吁蒋介石要尽快实现他的诺言，特别是诺言的第一项，取消特务政治，还人民以民主自由。
蒋介石不能放弃特务机构，更不能放弃二陈，因为这些年来，二陈和他的机构确实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时局的发展，二陈反共反人民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陈立夫公开叫嚷：“国民党不能允许共产党并存！”
蒋介石很为难。一方面是人民的呼声，包括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要求取消特务政治，一方面是蒋介石本人，包括陈果夫、陈立夫，企图保留特务势力。
蒋介石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
1945年底，蒋介石曾下达手令，指定张道藩、余井塘。戴笠等人组成一个7人小组，由陈立夫主持，共同研究对策，以决策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去留。
经过中统、军统的头面人物反复密谋决定，将两大特务机构改头换面，完整地保存下来。
军统改为保密局，隶属于国防部；中统则改为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那样的机构，隶属于司法部。
这一方案出台后，蒋介石欣然表示同意。因为它既可以掩人耳目，又可以保存实力，实在是偷梁换柱的好办法。
蒋介石批准施行这一方案。
在施行过程中，军统方面比较顺利，而中统方面却费尽了周折。
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坚决反对中统隶属司法部。
陈果夫与陈立夫一时没有办法，想来想去，总得给中统一个落脚之地，后来，他们找到内政部长张厉生商量，张厉生原是二陈的部下，很痛快地同意中统局改为调查局，隶属于内政部。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提案送到立法院以后，却受到了许多立法委员的强烈反对，这个方案只好搁浅。
陈果夫、陈立夫十分沮丧，没想到中统局找个落脚的地方这么难。大家平时在一起，见了面你好我好，表面上都不错，但到了有求于别人的时候，就往后缩了，唉！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二陈又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将中统局仍旧放在党务部门，改称“中央党员通讯局”。
“中央党员通迅局”表面任务只是负责国民党中央和普通党员间的联系。由于二陈在国民党中央内部很有势力，这个方案没碰到什么阻力，便得到通过。
1947年秋，国民党中央下令撤消中统局，同时成立“中央党员通讯局”，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
此时，陈立夫已卸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担任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他便一心经营“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的人事一切由陈立夫安排。
陈立夫在安排中央党员通讯局的人事时，完全以原中统的班子为基础，只是略加调整。
局长叶秀峰；副局长郭紫峻、季源博；主任秘书王述先；秘书万大宏、潘泽筠；总务处处长韩克温；特务处处长杜衡，副处长黄九成；研究处处长徐兆麟，副处长王惟理；常务处处长王秀春；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郑尧拌；登记处处长张国栋；交通处处长王劲；人事室主任刘光煜；会计室主任郭功丰；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副主任霍志徽；训练委员会主任蒋静一；纪律审查委员会主任王述先（兼），副主任马绍伯；专员室人员无定额，由局长直接领导。
在秘书处下设有三个室：机要室，主任原汾；译电室，主任陈真；密电研究室主任武子明，副主任陈文彬。
原中统局所属各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也相应改称省党员通讯室，其组织与人事均无变动。
这样，中统局表面上是取消了，实际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在二陈的精心安排下，以改头换面的办法完整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对于蒋介石和二陈来说，这个办法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只是一个实际问题，却难以解决，即经费开支问题。
中统局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以后，庞大的经费仍由党部开支，而当时国民党内机构庞杂、组织臃肿，开支浩繁。
蒋介石既要实行“宪政”，也得装出一点样子，即国民党的经费不能从国库开支得太多了，这样一来，国民党就等于养不起二陈的这一帮子特务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立夫经过考虑再三以后，想出了一个本着“溶党于政”的精神，设立外延单位的办法，即将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无法容纳的部门和特工人员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一部分一部分地安置到行政机关，以“集体转业”办法，在行政机关增设机构。
由中统高级特务直接控制，中央党员通讯局幕后指挥，成为党员通讯局与行政部门“一子双桃”的特殊机构。
这种机构被称为局本部的外延单位，当时主要有三个：
（一）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第六、第七科。主计处本来是为CC所控制的部门，其主计长陈其采是陈立夫的叔父，统计局局长吴大钧又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CC派的骨干，所以，陈立夫一提出在主计处增设单位的主张，马上为陈其采所采纳，呈大钧也同意在他的局下增设，于是，在统计局原有五科之外增设了第六、第七科，从两科长到办事员，均由陈立夫委派中统特务担任。
王宗梧任第六科科长，张义城任第七科科长，另派原中。统局第三处处长王秀春任统计局帮办，统帅新成立的两个科。
第六科公开业务为行政效率统计；第七科公开业务为施政成绩统计。在地方各省市，也如法炮制，增设相应的单位，以同样的办法安插特务。
所有安插在主计部门的人员表面上做着行政统计的一般业务，实际上均从事“党政情报”的特务工作。
（二）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
当时CC骨干张厉生任内政部长，陈立夫提出在内政部建立外延单位，即得到张的支持，于是，张厉生将该部新设立的人口局划出第四处给陈立夫。
陈立夫派原中统局秘书张国栋率30人前往任职，张国栋任人口局局帮办兼第四处处长，下辖三个科，分别由周汝唐、李道生、刘国刚任科长，其公开业务是人口政策的研究和人口问题资料的搜集，秘密任务则是党派人事登记，特别是对共产党、民主党派、进步人士进行档案登记编卡，供蒋介石反共之用，这个处在各省市无下属单位。
（三）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
1947年，国民党公布“行宪法规”后，选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青年党负责人李璜谋得了政务委员和经济部长职位。
陈立夫找到李磺，要求在经济部设立外延单位，李璜一方面想巴结陈立夫，另一方面又不愿CC派势力渗透到经济部，内心矛盾重重，开始不同意，经讨价还价，达成协议，在经济部增设一个特种经济调查处。
陈立夫派中统特务郑尧拌为处长、赵毓麟为秘书，青年党派姚仲良为副处长。该处下辖4科1室，其中3个科长由陈立夫安排。容纳中统30人，另外1科1室人员由青年党安排。
该处公开的任务是调查非法经济活动，取缔黑市、走私和囤积居奇等。秘密任务则是收集中共情报，对解放区实行封锁禁运，拦截运往解放区的物资。
这个处在全国一些重要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如武汉、广州、太原、开封、重庆等城市都设有办事处、调查站，人员均由陈立夫由中统特务中派遣。
这些外延单位形式上隶属于行政部门，实际上直接由陈立夫领导，而且在中央党员通讯局内部都有自己机构的名称。
主计处第六、第七科为“党政调查处”；内政部人口局长四处为“人事登记处”；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在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完全相同。
这些单位虽然有表面的行政业务，而主要却是执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秘密任务，即在行政机关掩护下从事特务活动。
就这样，中统局的机构和人员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但特务们毕竟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了。
“党通局”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各级“特种会报”联合执行，陈立夫本人更是居于幕后进行策划。其具体措施是渗入、控制各级“会报”机构，提供情报，拟定对策，提供黑名单，参加联合逮捕，或者在捕后移送“会报”处理执行。
所谓“特种会报”是国民党党、政、军三方面统一步调，联合反共的一个组织、指挥和决策机构，它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