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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ZI日，宋子文自西安返回南京。孔祥熙告诉陈果夫说，张学良在找台阶下台，要价已经报出来了，以后要看我们的还价了。由于宋子文可以和蒋介石直接谈话，陈果夫大为不满，他抱怨说：“留学生问题极为重要。凡变乱之起，常有不明国情而言之成理之新归国留学生在内，故今后派遣留学生，不能不重订办法。”第二天，宋子文与宋美龄、蒋鼎文、戴笠三人飞往西安，具体和张学良谈判放蒋事宜，23日谈判成功，26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南京。
当宋子文、宋美龄在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等协商放蒋时，1936年12月23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再一次召开，决定以林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补选居正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兼代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随后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以林森为主席。24日上午，蒋鼎文、戴笠返回洛阳的消息传到南京，南京各大员认为解决西安事变已成功在望。25日下午，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回到洛阳，消息传到南京以后，“一时全城欢欣若狂，爆竹声深夜未止。人人欢跃，面有喜色”。26日中午12时，蒋介石在欢迎人群的欢呼声中走下飞机，“腿两部行动时，似不自如，幸精神尚健旺”。“明故宫机场人山人海，热烈欢迎。下午5时委座召集训话，叙事变经过，与本人态度始终表示不屈之精神，听者无不感动，至于泪下。”有趣的是，当洛阳、南京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蒋介石安全归来的同时，西安也举行了盛大庆祝会。陈公博回忆说：“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样的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服从张杨的主张了。”
经过“西安事变”十几天的折腾，陈果夫感慨颇多：一是他认为人民的觉悟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而各地军政长官之觉悟程度相差甚远；二是青年运动最难处理，有主张搞的，有主张禁止的；陈果夫自认为有计划、有组织地搞青年运动，会有好处，但具体办，怎样适度，很难掌握；三是不要轻易负责任，在事变期间，有许多人对陈说：“你的责任重大”，“此事你要做点主”，“你要负起责任，然后才有办法”之类的话。陈果夫认为，对说这些话的人要留心，因为乱子很多就是这些人引起来的。
12月27日早9时，陈果夫乘车返镇江，“到时镇江民众正从体育场出发，秩序井然，甚为欣慰。有许多小孩，闻委座出险，莫不发狂打跳，大人则跳跃一如儿童”。28日晚，陈回到南京。29日上午，南京召开会议，取消所有的讨伐案和讨伐会。蒋介石以西安事变虽为张学良所发动，但他本人为全国最高统帅，应负失察之责为由，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辞职。国民党中常会立即通过一个挽留决议，并由国民党全体中常委前往蒋的寓所，当面挽留。蒋介石坚决请求辞职，最后中常会准给蒋一个月的假，回老家休息。12月31日陈果夫也返回了江苏省政府所在地镇江。至此，惊动一时的西安事变结束。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陈果夫、陈立夫积极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救出蒋介石。在这一点上，二陈的态度与何应钦是一致的。
然而，何应钦坚决主张讨伐却另有隐衷，他想趁机置蒋介石于死地，而以自己取代蒋介石的位置，何应钦在戴季陶、居正、吴稚晖、叶楚伦、陈果夫、陈立夫等人支持下，就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对西安的讨伐行动，并派出大批空军轰炸西安。
不料西安事变竟和平解决了。在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内战不再发生等条件后，张、杨释放了蒋介石。
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刚开始，蒋介石还表扬了二陈，认为他们在西安事变问题上的主张和态度是正确的。但不久，二陈就因在事变中支持何应钦而遭蒋介石的指责了。
蒋介石、宋美龄、陈布雷等以宋美龄的名义，合伙炮制了《西安事变回忆录》，大大地讽刺了何应钦、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武力讨伐派。
但二陈毕竟是蒋的亲信，虽然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蒋介石还是让他们为自己做事。西安事变后，国共双方的谈判仍由陈立夫主持。
西安事变虽然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内战，并坐下来与共产党谈判，但蒋介石却不肯根本放弃中共必须解除武装，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方针。陈立夫由于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挨了蒋介石的骂，这时就不得不更加跟紧蒋介石，以弥补西安事变中的错误了。
1937年5月，国共双方在南京谈判。陈立夫即指示参加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康泽：
“第一，关于边区辖境问题，委员长说过，多划一两县，少划一两县，没有多大关系；第二，关于边区隶属问题，不给它隶属于行政院，要它隶属于陕西省政府，不然，他们就要直接找行政院的麻烦；第三，关于边区主任的人选问题，要求他们在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任命；第四，释放政治犯问题，就是要他们开名单，等他们开来后，我们借口向全国调查，可以任意拖时间；第五，关于办报问题，这不能准他们。
陈立夫的这些指示，根本不敢超出蒋介石限定的范围。
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二陈都主张抗战。为了抗战，二陈都希望国共两党能尽快实现合作，以动员全国人力物力投入到抗战中去。
1937年8月，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康泽、张冲在南京谈判。谈判期间，陈立夫虽没有公开露面，但每一次谈判前，陈立夫都要召见康泽、张冲两人，指示意见；每一次谈判后，也要康泽、张冲汇报情况。在陈立夫的指示下，康泽、张冲等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稿上签了字，同意了中共所提出的政治主张。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也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陈立夫主持的国共秘密谈判终于有了一个好的结果。
第十二章 重庆谈判
1．“执棒与执肉”的叫嚣
抗战胜利，国民党内有人提出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陈立夫听后大发雷霆：“对党内只有一手执《可兰经》，一手执剑；对党外只有一手执棒，一手执肉！”
1945年8月10日下午6时许，山城重庆无线电波中传出了“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喜讯。中央社的墙上立即贴出了“日本投降了”的巨幅口号。
这仿佛是一枚精神原子弹在人群中爆炸，当天晚上，重庆便成了欢腾的海洋。
重庆各报以“抗战胜利和平再造，百万市民热烈狂欢”等大字标题，报道了重庆市10月夜欢呼胜利的场面。《国民公报》报道，“9时许，市区鞭炮大放，较之新年犹为热烈，声音喧动山城。”“大小市街，人行道两侧，市民排列，人如长蛇。”《新华日报》以“山城沉浸在狂欢之中”为题，描写“千千万万市民涌向街头，一片海涛似的欢呼，连珠炮似的鞭炮，狂热的鼓掌声，顿时掩盖了整个山城。”
与此同时，成都、昆明、西安等城市也如同重庆，全都欢喜若狂。
8月15日，蒋介石对全国军民发表广播演说，公布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并宣布即日起放假3天。
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二陈与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
陈果夫已在病中，听说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他的病似乎好了一半，整天接待来访客人并与之长谈，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昼夜不眠。
陈果夫善于用诗文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10月21日，是民国元老居正70大寿，他以晚辈身份赠祝寿诗一首：
先知先觉居先生，
仁爱心肠广济人。
五十年来勤国事，
而今司法更严明。
在兹胜利双庆月，
举杯宜称万众心。
国泰乐成人益寿，
再加七十不为增。
一天早晨，陈果夫早早起床，迎着寒风在院里转了几圈，他染上肺病以后，一直习惯于早睡晚起，尤其早晨怕冷，稍有冷风侵人，便咳喘不止，今天他却一点不觉得冷，也不咳嗽吐痰，只觉得精神焕发，心花怒放。他面朝太阳踢踢腿，摆摆臂，活动了一会，仍觉得余兴未减，转身回屋，磨墨铺纸，凝神思索，挥笔写下几副喜联：
胜利还乡，勿忘八年苦战；
和平建国，正是千载良机。
研究科学，必须赶上原子弹；
从事建设，不可习染旧官风。
这些喜联，寄托了陈果夫在政治上希望和平建国，开创新风，经济上希望从事建设，在科学文化方面希望能赶上世界强国的迫切心情。
陈立夫同样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兴奋之中，他找到陈果夫，兄弟二人共道欣喜之情，同时也对国家的未来展开宏图构想。
陈果夫有肺病，早已与酒绝缘，但为了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他和陈立夫破例饮了几杯，席间，兄弟俩谈笑风生，各抒己见。
陈果夫饮下一杯，直觉得全身像燃烧起来，脸也随之变得通红，他问陈立夫：“日本人投降了，你认为共产党能不能成气候？”
陈立夫放下酒杯，冷笑一声，不以为然地道：“我敢断言，中国必将是国民党一统天下，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陈果夫干咳两声，陈立夫忙递上手帕，陈果夫摆摆手，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手帕，轻轻地擦擦嘴巴道：“共产党虽不成气候，但在抗战中却扩大了军事力量，地盘也扩大了不少，这对我党我军可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啊。”
陈立夫仍不以为然地道：“别忘了，日本人是向国民党投降，而不是向共产党投降。就目前的格局来说，论军队，论武器装备，论地盘，共产党恐怕是忘尘莫及吧？再说，我们还有美国人的支持……”
陈果夫又干咳几声，摆摆手，打断了陈立夫的话：“可是，共产党有民心。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纷纷要求结束专制统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承认多党派的合法存在，这不能说与共产党的宣传没有关系。”
陈立夫站起来，在屋里踱了几步，突然转过身来说：“必须维护国民党的权威，绝对不允许两党并存！”他叹了一口气，又踱了几步，自言自语地道：“皮之不存，毛将存焉？”言外之意是，国民党的合法地位取消了，CC还如何生存，没有了CC，二陈的命运就发发可危了。
陈果夫见陈立夫有些激动，便不作声了，他又接二连三地咳嗽起来。
这时，陈立夫想起了一件往事。
还是在抗战胜利前夕，陈立夫参加了一个国民茶话会，当时因胜利在望，茶话会气氛热烈，大家畅所欲言。
开始，陈立夫一言未发，悉习倾听他人的意见。
有人提出，抗战胜利是由国共两党共同取得的，一旦成功之日，国共两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