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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级生活教育定为3年；
5大学预科定为2年；
6大学定为4年至6年。
（2）六级之外应有以下各级
1．在第一级之最后2年，得请保育儿童有经验之妇女，训导儿童之品性；由私人联合设立或私人捐资，由地方设立儿童公园，国内专收其父母终日在外谋生无暇教育之子女，其期间约为1年至2年。
2．第三级与第四级之间，设初级师范，定为3年，曾受第三级教育毕业后办事2年以上者，准许入学。
3．第四级与第六级之间，设高级师范，定为3年，曾受第四级教育毕业后办事2年以上者，准许入学。
4．第三、四、五级与初级及高级师范，均应设有适合女子性格之女子学校，为培植师资着想，尤应多设女子师范。
5。第二级毕业至第六级始业之间，另设特种教育，不规定毕业年限。
（三）各级教育之意义与其分布
1．家庭：陶养品性，以立做人基础。（儿童公园同）
2．小学：培养国民应有知识及做人应具之条件，以立健全国民之基础。凡乡村有50家以上，至少设一小学。（其他经济不充裕者，可先办适合当地需要之工艺或农业传习所，使先裕其经济，而后再设小学。）
县政府应择每若干乡村之适中地点，设一标准小学，为全乡村小学之准绳。其校长必须经过特别训练，由政府考试合格者充之，有监督及考查各公私立小学及家庭之职责。凡全区公私立小学学生及由母教或自习有相当成绩者，均有同等参与标准小学毕业考试之权利（除标准学校外，不得颁给文凭）。
3．生活学校：以养成有技能及能自立之健全国民为目的。由若干乡村联合，或在各乡村小学之上，应有一生活学校，公私均可设立（惟政府应奖励私立者）。此种学校，应依其地之主要生产为施教技能之方针，故其主要科目，当为生产之改良、推广、加工、贩卖等等。
政府在数个生活学校之中心地点，设立一标准生活学校为全区生活学校之准绳，其区内凡为生活学校之学生（女生在内X皆有同样参与此标准生活学校毕业考试之权利。
4．高级生活学校：养成熟练技能，及能管理人事之健全国民。此种高等生活教育范围较广，每省得依其生产及制造之环境而设立之，以公立为原则。但人民亦可依政府之规定私立之，而中央斟酌各省区之环境及程度，亦得指定某某高级生活学校为标准学校（浙江蚕丝业区之蚕丝学校与江苏、安徽等省之蚕丝学校，作为一区）。惟标准学校之校长，应增设一人，以便循环考察与研究。其专业考试时，应由政府派员会同行之。
5．大学预科：补习普通科学、外国语文或高级常识，为人大学之预备。
6．大学：养成领袖人才，与专门技术人员，以图国家建设事业之发展，及政治学术文化之进步。凡大学及大学预科应分布全国，不得以多数同科之大学集于一隅，亦不得于不适宜之地点，任意设立。其学额之多寡，与其分系、分科，国家应依其需要之程度分别规定。其毕业程度，必与外国大学毕业程度相当，由政府派员考试之。如现有大学程度过低，不合标准，应增加其肄业年限，并由政府限制派遣留学生。
7．师范：以初级师范为培养小学之师资，高级师范为培养生活教育之师资。凡师范教育不设标准学校，必须由国家办理，依照教育扩充之计划，分区设置。其毕业考试由考试院派员行之。
8．特种教育：亦称天才教育，由国家在小学专选品性优良有特殊天才之儿童，送人相当之特种学校，以造成特种人才。因无毕业年限，故不能设标准，惟得尽其学力考人大学肄业，此种学校系依其地方人才多寡以定其设立与否，政府应不断的派员考察与研究，并指导其教授。
凡此种种，无非欲革其弊，兴其利，使人能尽其才，以挽救中国之贫弱；崇尚道德，以光大民族之精神；更附之以改革学制、改善教育方法及有合理之互助，使教育能尽其功能。依此方案，切实行之，则迎头赶上外国，当非难事也。
2．“最难对付的是学生”
难对付的是学生，用对付政客们的揭疮疤的手段，蒋介石感到行不通，因为这些学生还没走上社会，没疮疤可揭。每当出现民族危机或政治危机时，也只有学生最干净最敢于说话。“九·一八”后，学生要求蒋介石北上收复失地，蒋介石只好口头答应，可学生们却要蒋介石签字画押。
1931年，正在蒋介石为囚禁胡汉民一事被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又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在1930年9月18日率东北军主力人关，抄了阎冯后路的少帅张学良，一年以后的同一月同一天，又被日本侵略者端了老家，日本人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如何处理“九·一八”事变后所产生的民族危机，是蒋介石最为头疼的事。
所有的反蒋政客们马上看出蒋介石已陷入困境，他们纵横联络，很快就把南京政府的政治危机和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两个焦点集中到了“身负党国大任”的蒋介石身上。蒋介石对此并不感到十分为难，政客们的攻击手法，完全可以以政客手法还击，自己身上不干净是事实，可在对手身上找出几块旧疮疤新疮疤揭一揭并不难。
难对付的是学生。这些对政治似懂非懂的学生们用几句好话糊弄过去不太容易，可是用对付政客们的揭疮疤的手法又行不通，因为这些学生们还未走上社会，没疮疤可揭，而且在中国，每当出现民族危机或政治危机时，也只有学生最干净，不抱着趁机搞倒政敌，同时自己又要在捞一把的企图来参子。因此，学生也最能获得社会的同情。尽管对付乏术，可有些时候兵来了没将也得挡，水来了没土也得掩。没有称心如意的上策，凑合着下策总比束手无策强。蒋介石在对付学生运动上就采取了下策。
“九·一八”刚发生不久，学生们就行动起来，他们在全国各地纷纷集会游行，发通电、搞宣传、组织抗日义勇军，向当地国民党政府请愿。1931年9月25日以后，各地学生先后派代表到南京。9月28日，南京、上海学生两千多人，冒着倾盆大雨步行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自己不敢出来，学生一气之下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砸了他的办公室。
此时的蒋介石正忙于江西的“剿共”军事，对日本的侵略，本来主张“不抵抗”，可看到众议纷纷，主张“不抵抗”于己不利，慢慢地也就主张抵抗了。1931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不仅决定“奖慰马占山及黑省将士”，而且通过了要求“蒋中正同志速率兵北上收复失地案”。
南京政府决定派蒋介石北上收复失地，本来是为了抵消政府不抵抗的传言，做一个爱国的姿态，可恰恰那些对政治似懂非懂的学生们认了真，非得要蒋介石做出个样子来看看。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宣布“本人将率师北上抗日。”消息一经传出，竟差点弄假成真，南京和各地学生立即发起“送蒋北上运动”，蒋介石本想说完大话，做完空谈抗日英雄后悄悄收场，没想到这些学生们竟不让他下台。11月25日，到南京敦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的学生已达两万多人。26日早晨，学生结队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并在国民政府门前悬起警钟轮番敲打。学生此举简直就像“催粮逼债”，竟要蒋介石签字画押，对蒋介石的信用显然是表示怀疑。这天，又逢冬雨，天气骤冷，学生站立一天一夜，饥寒交迫，甚至有人被冻倒昏迷，但还是坚持不退。蒋介石见拖不垮学生，可是大言已出，食言背信显然有辱“领袖人格”，于是出来接见学生。看到群情激愤的样子，蒋介石心里有点发毛，若是真的像王正廷那样挨上几拳头，受点皮肉之苦事小，当众丢人出丑事可就大了。若蒋介石被打，肯定就有人幸灾乐祸。蒋介石，看到学生们一个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样子，他知道不答应，学生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就采取了光棍不吃眼前亏的流氓态度，当众宣布“我3日以后宣布出兵抗日”。学生们没想到蒋介石会答应得这么痛快，还没回过神来，蒋介石已溜之大吉。
蒋介石知道，许给学生们的诺言是不好不还的。因为学生们知道受了骗，肯定还会闹，蒋介石从许愿那天起，也就在琢磨如何对付了。1931年12月5日，当南下的北京大学示威团300多人在南京街头示威时，蒋介石手下的军警特务立即动手，突然将学生包围，打伤30多人，逮走185人。12月7日，被激怒的上海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大。9日，上海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集会，在CC派操纵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下，大批特务和流氓闯人会场捣乱，并把从南京来的北大学生…一逮捕。上海学生气愤之余，当天下午便聚集万人包围了上海市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代表，交出凶手。学生们坚持一夜，终于达到了目的。10日上午，上海学生组织人民法庭公审凶手，并公布通令票传上海CC头目陶百川，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也被捣毁。
此时宁粤党争正烈，广东广西方面的要人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等和刚刚开扩大会议失败不久的汪精卫，强烈要求蒋介石下台。12月15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他颇为头疼的应付学生要求北上出兵抗日问题，竟也随之而去。他未能出兵的罪责一下子都落到了赶他下台的政敌的头上。12月17日，汇集在南京的各地学生代表和南京学生3万多人，又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举行联合大示威，当队伍走到珍珠桥时，受到国民党军警的联合屠杀，33名学生被当场刺死，多人受伤，不少死者尸体被抛到河里，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珍珠桥惨案”。
蒋介石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学潮中，他口出大言不想兑现，没把自己弄得威信扫地，是被迫下野的意外收获，可此事可一不可二，要想不处于被动地位，必须设法对付。所以1932年他重新上台之后，如何对付学生运动，就成了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派的另一重要任务。
陈立夫对付学生的手段要比蒋介石高明得多。他知道对付学生，用对付政客的那种欺骗、高压手段不行，因而采取了内外结合，表里兼治的手段。
陈立夫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在学生内部利用落后学生，组织反动学生组织，从内部分化、利用学生运动。他指使各地CC分子，至少在当地组织一个反动学生组织，一律称某社，把落后学生组织起来，用以对付先进学生，用学生打学生，就不用再动用军警出面，有碍视听。当时学生活动最为活跃的是北平、上海、武汉、南京等地，陈立夫也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这些地方。在北平，由张厉生指使胡梦华、陈石泉、董霖等负责；在上海由吴醒亚、吴开先、潘公展负责；在武汉由陶尧阶、艾毓英、杨锦县等负责，在南京由徐恩曾负责。
自1894年“公车上书”以来，北京就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中心，中国一流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都设在北京。1928年蒋介石北伐占领北京后，将北京改名北平，但对那座“戊戌变法”的唯一硕果，先称京师大学堂后改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