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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搞“调查网”的同时，“中统”还办一个“经济检查人员训练班”。这个班在筹备期间，标明目的在于“调查抗战后经济方面的营私舞弊和贪污渎职以及非法经营工商业的黑幕”。为什么蒋介石要搞这一套呢？据徐恩曾说：“由于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原来勉强呈现稳定的金融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幕之后，造成人为的混乱，如不迅速予以抑制，恐怕动摇根本。”
这个训练班一次招训了好几百人，先在“中统”里面上课，后来由于人数多、空袭多，便迁到重庆南岸弹子右中央警官学校去。这班人训练完毕之后，便成立了“经济调查队”，名义上隶属于行政院，实际上由“中统”领导。但是，四大家族本身就是最大的违法乱纪者，这种“调查”如果要做出成绩，首先就要打倒连“中统”也在内的机关，本来就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来，结果搞了半年左右就宣布撤销了。这些“经济调查队”存在的时候，“老虎不打打苍蝇”，倒干了不少扰民之事，弄得怨声载道。“经济调查队”撤销后，大部分人员遣散，只有20人左右被“中统”
吸收，安插于“经济调查处”。
不过这半年的“经济调查”，也不是毫无“收获”的，其“收获”之一，是使“中统”发现了不少“同志”：原来除了他们自己之外，还有许多人在做黑线生意，一面是敌伪区的汉奸，一面是蒋介石管区的官僚和奸商，他们双方勾结起来，大规模地由沦陷区向蒋介石管区走私。在这些关系人中，除了“军统”分子之外，还有不少是中央各院部的高级官员。但是这种“收获”对他们向蒋介石讨功的用处不大，因为“CC”分子和“中统”分子，也就是这个大黑窝中重要的一伙，别人固然是淫坯，他们自己也并不贞节，那又有什么好说的呢？从这根经济黑线上，也就现出了另一条政治黑线，说明从经济关系到人事关系，蒋介石、汪精卫之间都是万缕千丝，亲如一家。当时他们还有一种理论，把与汉奸在经济方面的勾结，美其名曰“经济”调节。“调节”者彼注此，他们的彼此之间，原是一条水管两头通的。
“中统”的经济调查处通过陈果夫同中国农民银行的关系，为“CC”集团发卖国财大开门路，当时的敌伪区成立的一些商行或公司，都是蒋介石、汪精卫特务合作的汉奸商业结合。特别是江西、浙江、福建等省邻近沦陷地区的银行，都由这条特殊线路引来暴利生意。
徐白光主持的交通处在沦陷区的活动，主要是靠汉奸支持。“中统”对于解放区是很少办法的。有一次，徐白光在“星期汇报”上就向徐恩曾说过：“共区的老百姓都是共产党的，内线难建立，化装有危险，进得去，出不来。”这个“中统”
交通处处长，因为“通”不到解放区，也就常常无法向蒋介石“交”卷。
8．中央青干班
“中央青干班”的成员是在归国华侨中精心挑选出来的。陈立夫亲自写了一篇《宣传工作刍议》，他在文章中说：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假花插得好，使人发生美感，有时候也不弱于鲜花。但要注意时间、地点、人物等条件，不可千篇一律地笨干。露了底就等于不设防了。
蒋介石政府在抗战初期撤到武汉时，曾在武昌成立了一个“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桂永清是在这个团毕业的，被蒋介石批准与中央各军事学校一律待遇，视同为军校出身。在这里边，有不少是在抗战初期回国，想参加抗战工作的华侨，其中又以从南洋回来的青年占最多数。徐恩曾久欲在华侨中发展“中统”势力，所以决定向“战干团”打主意。
徐恩曾经过签准手续后，随即与桂永清接头，并由桂永清派了上校教官罗剑雄到“中统”去联系。“中统”根据桂永清的名册图选了约一排人，从“战干团”
正式调了过去。罗剑雄也跟着到了“中统”。
“中统就把这批人组成一个训练班，加以情报训练，内容有政治训练、组织生活、技术训练和业务学习，都由“中统”局本部组、处、科的头目向他们讲授。此外，陈立夫和徐恩曾等人，还对他们作过若干次的“精神讲话”。半年训练期满后，这帮人就成为“中统”的正式特务。其中被认为比较露头角的，有泰国的方博之，印尼的古秉文，婆罗洲的陈锦江，印尼的卜哑夫，马来西亚的张介夫，新加坡的刁林等人。
与海外情报工作人员训练的同时，还举办了一个“中央青年干部训练班”，这是“中统”在重庆所办的比较重要，比较占份量的特务训练班。它名义上挂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招牌，实际上是“中统”所办。
这个班简称“中央青干班”，初设于四川綦石角镇，后来迁到重庆，设在“中统”局本部之内。班主任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晔兼任，负实责的是副主任徐恩曾。全部教官和训导人员，都由“中统”的特务担任。
这个班的成员，是由蒋介石指定桂永清在“战干团”精选的，人数为一个中队，选定后交与“中统”接收训练。少校中队长黄光朔，也随受训人员进了“中统”。
原来，自蒋介石密令“防制异常活动”之后，他所害怕的“异党”，因为坚持抗战，越打越强，连日寇对他们也害怕起来了。特别是在华北地区，更是如此。而蒋介石“忠实同志”，却只晓得向后方逃，不逃的就投了敌伪，连影子都没有了。蒋介石很想“收复失地”，所以准备由重庆送一批人到华北去，干他自己的一套。他在“手令”上要中央党部准备派一批县党部的书记长下去，一个人抓一个县，这些人由“中统”训练，派下去之后也由“中统”掌握指挥。因此成立了这个班。
该班的训练，照徐恩曾在“训练方案”上所写，是“采用组（织）训（练）技术与情报业务同时施教的方针，重点灌输军事与政治的实用知识，充实独立作战的能力，以达到培育领导工作者的要求为目的。”根据这种目的，训练的内容和情况如下：在“军事训练”方面，取消了国民党一般军事训练班的那套旧形式，不把学员当入伍生，也不要操场上的“术科”，而把军事课程综合为一，名日“军事讲话”，着重于军事组织工作、指挥工作、侦察工作、策反工作、军事地理。武器使用、军需供应、兵种调度、游击木等等，担任这个部分的教官是叛徒何畏。
“党派工作”这门课程，着重于讲解共产党的情况，其他进步党派团体的情况也附带介绍中，这部分由叛徒吴若萍担任教官。
“三民主义”的课程，所用教材是由“中统”第二组及研究室合编的“三民主义讲义”，它把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分为三大部分，用蒋介石特务观点来加以论述，想借此达到“以情报业务为体，以共产党理论为用”的目的。担任这项课程的是第二组的万大宏。
课程中的所谓“敌后经济调查”，由封锁物资、套购商品、吸收金银、印制伪钞，一直到散布谣言、刺激物价、勾结地方奸商囤积居奇，全都包括在内。教官李超英讲这门课程时，重点在使特务学会对解放区及临近解放区的经济破坏工作，与敌后的关系堪少。
“宣传工作”课，先由万大宏担任。主要是讲怎样使用技巧低毁共产党。陈立夫还亲自写过一篇《宣传工作刍议》，交徐恩曾转给“中央青干班”本部，这篇东西后来就成为“中统”在宣传工作技巧上的指导性文件，其“精采”之处可见一斑。
他认为正面自吹自捧的正面骂人，有时候恰好是帮助对方做宣传；如果老是这样，一定会处处不吉，事事不宜。他主张拿“事实”出来，揭开对方的一角给民众看，不必做大文章。也不要多用形容词，不要因为某件事伤了自己的心，便用一些“令人发指”之类的话以塞篇幅。要注意效果，千万不可写鸣冤禀帖式的东西。也不可用“包打天下不平”的好汉气派代替平心静气的新闻笔法。
他认为把自己装扮成第三者的中立态度，始终是不可缺少的。他要特务多多研究心理学，认为担任宣传工作的人不懂心理学，必然吃力不讨好。
他说，如果程度不够，或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形不许可，最好不要使用“小骂大帮忙”的办法，否则会弄巧成拙。
他认为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否则在对方势力范围内，或是在国民党力量所不及的地区，肯定地要出毛病，不但个人吃亏，组织也要遭受损害。
他认为要宣传工作有收获，先必须播种，播种之前，还要做些土壤工作，因此就要就地找班底，物色助手。平时多做准备，有事时才可免忙乱。
他说，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假花插得好，使人发生美感，有时候也不弱于鲜花。但要注意时间、地点和人物等条件，不可千篇一律地笨干，露了底就等于不设防了。
他认为宣传品不可滥交，最好利用现成的园地下种，再求开花结果。即令是县以下的一张油印的“民报”，都不可放松。则地方势力主办或支持的报刊，要想法子打进去，即令投稿能被刊载，也是好的；不可标新立异，以出风头的打算来另起炉灶。这还不是省钱或耗费的问题，而是用另起炉灶的办法，有时候会自找麻烦。
陈立夫这套“妙计”简单言之，就是教那些特务在自己还不能完全控制的环境下，怎样保护自己，利用别人。怎样用第三者的烟幕的手法，去隐蔽自己的真正身份和目的，以便于迷惑别人，迷惑群众。在宣传工具上，则尽量运用别人现成的东西，做无本生意。在人力运用上，不但要设法使自己的人进去，而且要把别人的人设法拉过来。这套东西。其实也就是“中统”在训练工作上的三种办法（即“挖根移植”、“鸭卵鸡孵”、“夺胎换骨”）在宣传工作方面的运用、后来“宣传工作”
课程由叶青从万大宏手里接过去之后，就照着陈立夫这一套讲下去。
“中央青干班”的课程，还有“政治学概论”，除贩卖西方资产阶级的一般理论外，还特别注意用纳粹统治的所谓政治技术和中国历史技术，来谈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关系问题，其中另有一部分，则专讲“社会势力的诱导与运用”（包括民族的、封建的、传统的、宗教的、伦理的、一般风俗习惯等等）。这项课程，重点在灌输法西斯政治思想和技术。它和另一项课程“国际现势”，均由刘恭担任讲授。
除讲课之外，还有“业务实习”，亦即特务工作实习，由“重庆实验区”负责人陈庆斋主持。
在该班由石角镇迁人重庆之前，徐恩曾曾亲自到班，作过一个下午的讲话，题目是“对青干班同学们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