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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家族全传-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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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部分,其罪恶活动,与张国栋、淄孟九等相较,毫不“减色”。
  第三组组长先是高春,后是谢永存。高春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由“CC”送往意大利留学,学过法西斯特务工作的一套,被认为是“中统”的“少壮派”分子之一。。他和项本善一样,都被徐恩曾视为后起之“秀”。
  就认为后起之“秀”的高春,和项本善一样,后来也不安于“中统”,通过陈果夫的关系,‘调到“CC”别的范围去了。高春走了之后,由谢永存接充第三组组长。谢永存是国民党中央学校毕业生,存徐恩曾“第一处”处长的时代,已在该处的训练科(科长王立亭)工作。谢永存在第三组所搞的,主要是特务训练和外围组织的工作,附带也搞“经济调查”,范围相当宽。
  由第三组经济科扩充而成的经济调查处,处长是李超英。此人籍贯浙江,曾留学英国,属朱家骅系统。
  交通处的处长,一直是由满脸横肉的徐白光担任,他是广东梅县人,和孟九、王思诚一样,在“中统”的职级,仅次于徐恩曾。交通处主管“中统”全国性的特务很多,尤其是外围和雇用的爪牙更多。“中统”的交通组织,利用反动帮会、盗贼集团、码头地痞、封建把头、汉奸流氓等等,建立所谓“黑线交通”,只求达到目的,不问是否犯罪。这个交通处,又和坐守在蒋政府交通部的“中统”大特务季源博密切联系着,以公开的交通配合秘密的交通,交通部的西南公路系统和铁路系统的黄色工会,大部分均由季源博掌握。
  与各组、处平行的部门,有一个研究室,负责的是江苏人杨为。杨为在“中统”
  的本职是专员,并兼研究室主任。他是曾在莫斯科留学的叛徒,被徐恩曾看作“精通”马列主义的“专家”,并认为他对共产党的组织有“研究”。
  人事科的负责人是翼某,江苏人。这个科只管有关人事的登记、册卷档案和证件收发等事务性工作。至于人事权,则属于局长室。“纪律制裁”权也在局长室,遇有特种“违纪”案件,也由局长室临时指定专人负责审理。
  3.军统起源
  “复兴社”成立之时,蒋介石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看:“驱除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以这“十六字真言”作为宗旨。后来,蒋介石召集复兴社人员开会,又拿出一张字条来,写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
  十二个字。
  1937年上半年,蒋介石把他的大小特务组织拢集起来,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陈体分任正副局长。该局分三个处,第一处处长是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是戴笠,第三处处长是丁默屯,后来又换了金斌。三个处之上有一个局本部。当时,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国。第一处在城南瞻园路,第二处在鸡鹅巷,第三处在山西路。第三处没有搞多久,后来就改为特检处了。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又把第一处和第二处的特务分开,分别成立“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就是“中统”和“军统”的由来。蒋介石指定:“中统”方面,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为局长,而以原任和第一处处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军统”局局长,则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而原任第二处处长戴笠为副局长。实际上,这两个局都由副局长抓实权,所以徐恩曾、戴笠两人,就成了这两个特务机关的头子。
  早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蒋介石的特务活动,事实上已经存在,只是没有正式的大规模的组织罢了。在那时期,陈立夫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已招揽了一些流氓和革命叛徒,进行着破坏活动。后来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正式成立了一个调查科,其班底也就是陈立夫原有的人马。另一方面,在1931年期间,蒋介石在他的“南昌剿匪总部”中,又成立了谍报科,科长是邓文仪。“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就是“中统”的一部分家底。因为原来邓文仪手下的那批角色,蒋介石后来也指令拨与戴笠了。
  提起蒋介石的暗杀组织,首先想到的是“蓝衣社”,亦即“复兴社”;而近代的特务组织,本来是伴随着法西俾政治而来的产物,“复兴社”又是蒋介石的第一个法西斯组织。
  所谓“蓝衣社”,“十三太保”,都是从“复兴社”这个组织而来。当时,在该社组织中,有一个特务处,负责人也就是后来“军统”的头子戴笠,而戴笠所搞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也就是在“复兴社”时期举办的。
  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一味坚持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而国内的广大人民,则因外侮愈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的热潮。特别是工、农、学生中的爱国分子,在进步力量推动下,更加积极。国民党的省市党部,一再为要求抗日的群众所包围。这种情势,使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捷外”消极,“安内”积极的蒋介石大为震惊。同年10月底到11月初,爱国学生涌到南京去,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抗战。最初,蒋介石还想利用蔡元培那块招牌,出去应付一下,但不济事。结果连蒋介石本人,也被请愿的学生包围在他的国民政府内,不能脱身,迫得没有办法了,只好亲自出去对学生讲话。他情急计生,乃装腔作势地说要抗日,并说可以马上发枪给学生,要学生去受军训。接着又把南京孝陵卫马牧集的营房腾出来,给学生作集训之用,叫学生到那里去报到。这样一来,总算对付过去了。但是这种做法,只不过是蒋介石的权宜欺骗之计,并非出自真心。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碰到某些严重问题时,往往不直接命令他的唆罗照他的意思去办,却用冷酷的骂人方式,逼使对方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因此,就在群众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一次以骂人始亦以骂人终的集会就在南京举行了。
  那是1931年11月初的事,蒋介石约了贺衷寒、康泽、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等10多人,全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有邓文仪,因为那时邓文仪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蒋介石开会时,都由他记录,也是参加者之一。开会时,首先由蒋介石讲话。他装出很难过的样子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他这样叹息了一番之后,接着就叹中夹骂,骂中夹叹地道:“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
  蒋介石讲完了,并没有叫到会者发言。被骂的人也默然相对,不知说些什么好。蒋介石的独脚戏唱罢,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不过听“训”的人都明白蒋介石的脾性,他这样把人一骂,就等于留下一条题目,叫你去作文章。问题只在于如何揣摸题意,以及如何交卷罢了。
  接着第二天,贺衷寒就把那些“不中用的学生”约到家里去谈。十多个人七嘴八舌,谈来谈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认老头子”(蒋介石)对时局感到很困难,大家要能体会他意思。但是究竟应该怎样体会?又应该采取些什么行动?说来说去,一时也弄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来。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再召集那些人去开会,怪得很,又是蒋介石一个人开腔,他照样的叹息,照样的骂,几乎可以说,既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而且。照样的是有“会”而无“议”,蒋介石的话讲完,会也就散了。
  挨了蒋介石第二次的骂之后,贺衷寒又把那些人约到他家里去再谈,这次才谈出了一点头绪。所谓头绪,就是众人都认为“要组织起来”。但是怎么个组织法,还是没有具体决定。
  三四天之后,蒋介石又叫那些人去开会了。又是他一个人先讲话,又是他做他自己的留声机,只是说到“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时,特别加重了骂的语气。
  这时贺衷寒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还是有办法的。”蒋介石听了,大概是因为见到被骂的人已经动情,骂效已著,那些“不中用”的学生,也已经有一点用了,就一面继续骂,一面也顺水推舟地再往下逼:“你们怎样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跟着又说,最好能有个严密的组织。
  康泽也站起来讲了几句话。蒋介石说:“你们去研究研究吧。”吩咐了这么一句,便宣布散会。
  这次开会之后,贺衷寒又多次地找那些人去商谈,对于用什么名称?用什么政治纲领?用什么组织原则?等等,都是商谈的题目。一直谈到12月初,还没有具体的结果,而蒋介石迫于内外形势,却不得不离开“主席”的宝座,宣布下野了。
  在蒋介石下野以后,有一天,曾扩情在南京“浣花菜馆”,请被蒋介石再三驾过的贺衷寒等十多人晚餐,另外还请了甘国勋、潘佑强等人,共开两桌。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又谈“怎样组织起来”的问题。
  他们正在边吃边谈的时候,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那是胡宗南。原来他由西北到奉化去,路过南京,特来出席。在座的人表示欢迎他参加,并请他发言。胡宗南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应该赶快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众人同意了他的意见,胡宗南就立即推举贺衷寒、澧梯、滕杰、周复、康泽等五个人负责筹备,众人也无异议。胡宗南说完话,立即告辞。许多人不知道胡宗南与“复兴社”的关系,其实他是蒋介石指定的参加者,胡宗南自己也隐然以“老大哥”自居。戴笠也是由他特别推荐给蒋介石的,所以戴笠后来做了“军统”头子后,虽横行霸道之极,但对胡宗南则勾结甚紧,而且敬他三分,就与这种背景有关。
  那些人吃了曾扩情的饭之后,第二天就召开了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律条例。在这期间,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人,如彭孟缉、杜心如、娄绍恺、赵范生等等,一共30多人。
  蒋介石的下野,当然并不是甘心走下政治舞台,不过是迫于不得已。下野之后,他又赶紧和汪精卫勾结,密商买卖条件。结果,商妥由汪精卫出来当行政院长,负责政治;同时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当委员长,负责军事,再把林森抬出来做傀儡,当国民政府主席。这样,表面上责任由大家分担,而实权则由蒋介石掌握。蒋介石的这种做法是为了暂时缩小目标,减少外边的反感,以便于度过风险,到条件更有利的时候,再卷土重来。经过两个月的布置,到1932年2月,蒋介石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又宣布复职,当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来了。
  复职以后的蒋介石,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赶快搞成那个骂出来的“组织”,他召集那班“不中用”的学生开会,问他们研究得怎样了。贺衷寒报告了经过,并报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由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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