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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组织庞大，人数众多，主要不是积于上层而是向基层扩展。除了军、警、宪这些军事部门基本上没有“中统”的“蚯蚓（他们自己用这个名词称呼打入各个部门的不露身份的特务）之外，在别的国民党机关范围里，由中央的院。部、会，至各省、市、县政府，都有他们的踪迹。以1941年“中统”人事科的统计数字为据，其人数如下：
局本部488人重庆实验区137人
各省市9655人各部单位2000人
民众团体300人外围骨干960人
上述人数共为13000多名。其中“各省市”数字，包括县级人员在内；“各部单位”数字，包括银行、金融财贸机关在内：“民众团体”数字，包括黄色工会、帮会道门等在内。
“中统”组织中的人事制度与人事管理情况，不同于国民党的一般党务机关，也不同于“军统”。它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时期，全部人员是照军事机关编制的，徐恩曾是少将处长，以下是校、尉之类的职级。直到“军委会第六部第四组”时期，还有军事编制，到了重庆之后，有一段时间，即不是文机关，也不是武机关，因此既不按一般行政机关支薪，亦不按军事职级发，而发“生活费”。
后来，蒋介石以手令指定“中统”的编制完全照中央党部的编制，于是“中统”
的局长相当于“中央”党部各部的部长，以下有处长、科长、总干事、干事、助理干事、录事等等。每月的“生活费”就照这些职级发给。
因为“中统”的人多，相当于科长以上的老特务无法安置，故在“中央”党部的编制之外，“中统”自设了“调查员”的名义，他们所支的“生活费”有多有少，有些分配于各组、处、科的“调查员”所拿的“生活费”比科长还多。有些“调查员”是常年派在外面省市的，其职级也有相当于组长、处长的，如当时的广西调查室主任蒋静一、粤汉湘桂督导徐政等，都是老特务，但在局本部的名义还是“调查员”。“中统”的特务活动经费也很大，除正规编制开支之外，其超额数字，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别费”项下支付。
“中统”为了疏散拥挤在局里的许多特务，同时也为了深入和控制更多的机关部门，为“CC”集团攫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经“CC”高级会议考虑后，决定把一批人分布到公开机关里去安身。如叫大特务顾建中打入盐务部门，季源溥打入交通部门，孟九、王思诚打入粮食部门。又如由洪兰友所搞的司法官训练所，把特务改装为检察官，再派到司法机关去。还有，李士珍搞的短期警官训练班，刘百闵手下的文化服务社各省市分社，朱元懋控制的正中书局各地分店，都容纳了一批人。又如陈立夫当教育部长时，也有一批“中统”特务到高等学校去当“训导”，或到国立中学去搞“教育”工作。通过陈果夫的关系，在中国农民银行里也安插了一批人。
在抗战胜利后的劫收中，“CC”集团也抢到了许多东西和地盘，且包括不少特别容易获利的企业在内，如（一）华北企业公司，内有天津的卷烟业、面粉业、酿酒业等，由骆美美负责；（二）东北企业公司，由齐上英负责。（三）青岛企业公司，有啤酒公司、冰厂等，由李先良负责；（四）上海方面抢得特别多，包括有面粉业、卷烟业、酿造业、地产业、印刷业等等，由吴倚沧负责。《申报》和《新闻报》这两家大报，也到了“CC”的手中。此外如湖北应城的石膏公司、南京新街口的华华商场、上海的华华公司等等，都是“CC”的“事业”。
在银行方面，除了中国农民银行由陈果夫任董事长之外，抗战结束后，赵棣华又进了交通银行任总经理，吴倚沧任中央信托局总经理。“CC”在财政金融方面及工商企业方面的势力范围，都愈来愈庞大，在所有这些部门，当然也可以容纳一些“中统”人员。
凡是“中统”分子，不论派到哪个部门去，特务工作是不会中断的，他们有的与当地“中统”调查室保持联系，有的则直接向局本部联系；“中统”组织也相应地向他们发指示。他们不同于普通的“CC”分子，因为他们还有“娘家”。有的在外面搞了许久之后，“中统”又把他们调回来。比方派到正中书局搞了相当长时间的朱元懋，到了叶秀峰接管“中统”之后，又把他调回局本部去当秘书。“中统”局本部的特务，随身携带的证件有两种，一种叫“调查证”，一种叫“职员证”。领用“调查证”的，多半是常有外勤工作或对外联系较多的人。但同时也有一种不成文的习惯，那就是较高级的特务都领“调查证”，一般的特务则只领“职员证”。“职员证”只证明持证的是甚么人；“调查证”则除载明姓名、年龄、职别等等之外，在另一页上还载有“希军警宪机关予以工作上之协助”及“准随身携带自卫手枪一支、子弹一百发”等条文，这就是从事罪恶活动的特许证。
“中统”特务除了有“调查证”或“职员证”外，一般都有证章。证章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国民党部的圆形证章，这和其他各部的一样，上面都有“中央党部”
四个字；另一种则是“中统”局本部的出人证，只有钮扣子这么大，常常更换，有时一年更换两次，那上面没有机关名称，只有一个或两个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等于一种暗号。至于在外边活动特务，则很少挂什么证章；但是如果为了特务活动而有需要时，“中统”机关可以给以任何机关的证章，用毕缴回。这固然很便于纵容特务去胡作非为，而有时出了甚么毛病，还可以嫁祸于人，自己抵赖。
“中统”的特务要放到别的公开机关做事时，最初有一件伤脑筋的事，那是因为蒋政府本来有一套所谓铨叙制度，大大小小的官都要有甚么证书之类的东西，以凭任高职。特务们在“中统”混了多年，根本就没有这套东西，事实上也不可能出具证件，证明某人有多少年特务经验，或做过任何职级的特务；所以要做公开的官，就有点麻烦了。后来，徐恩曾得到蒋介石的准许，把“中统”的人一起报到“中央”党部，用“从事党务工作”的年资，参加中央党部工作人员的甄审，然后每人发一张“甄审证书”，有的是“同委任”，有的是“同荐任”，有的是“同简任”，每种还分若干级，特务拿了这张东西，再送到铨叙部去经过一番官样手续，算是变做政府的“官员”，问题也就解决了。因此，如果谁以为某某人是蒋介石某某机关的甚么官，而不是正牌特务，那就会看错了。
还有一种以“学者”身份取得做官凭据的特务，如果只看他的铨叙证件，也会上当。比方徐恩曾的亲戚穆某，东抄西凑的弄了一本所谓“著作”送去审查，竟搞到一个“荐任一级”。其实他并不是甚么学者，只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统”特务。特务中有些老粗看了眼红，就发牢骚说：“多写几个字就官高些，我们不写的就得不到！”弄得徐恩曾要在纪念周上就铨叙的事欺骗一番，借以压制不平之气。徐恩曾说：“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不为发财，不为升官。但升官发财的信念不是靠我们！我们如果和他们一样，谁来替我们做保卫政权的工作？总裁说过：我们的主要力量，一是军事，二是政治，三是经济。我们负担的是政治工作的核心工作，谁看不起这工作，就是看不起自己。谁还要争官位，就不配在我们这个团体呆下去。”这样的话只能骗骗小孩子，连徐恩曾自己在内，他们谁个不争权夺利，抢地位，刮钱财？当时，还未脱离“CC”且在“中统”当专员的刘不同，就对徐恩曾的话放过一炮，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明明是乌鸦，插上花毛也不会是凤凰。我是当婊子的，我不要起贞节牌坊！说我们不想要几个钱，那孔祥熙也可以称为孔夫子大圣人了。”刘不同素以泼骂出名，他在躲警报时，站在防空洞，照例要放些炮，常引起小特务的共鸣。因此徐恩曾根讨厌他，在徐恩曾垮台之前，便把他搞出去了。
关于蒋政权内争权压利的事实，连“中统”创办人陈立夫自己也承认。有一次在他的防空洞沿躲警报，就发表过一番“名言说论”。当时，他左右“敬聆雅教”
的，有“CC”大将徐恩曾、张道藩、余井塘等人。
陈立夫说：“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们党政军各级机关的人事。看起来，好像是复杂的，其实并不太复杂，而是很简单。”简单到如何呢？陈立夫说：“关系不外是三种。”
陈立夫说：“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济关系，三是亲友关系。政治关系是上等关系，政治关系就是组织关系，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样的事业，而且实行了干同样事业；以组织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长一切应有之物，这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常规作法。有政治组织才有力量，用这个力量才可以产生政治要求所需的结果。北洋军阀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不及我们，所以他们完蛋了。共产党把这个关系当作唯一的关系，所以他们打不散，弄不倒，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许多人不重视这个首要的关系，另作打算，找到另外两种关系，侵犯了这个最要紧的政治关系，是我们的致命伤。第二种关系，美其名日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上下串通、营私舞弊、共同贪污的发财关系。如果军需同部队长没有这种关系，军需干不好，干不久，否则部队长是我们所谓聪明才智明人要骂的大傻瓜。如果长官和总务关系好，除开钱以外，很难有别的主要内容。在发国难财的时期，这个关系压倒了一切其他关系。第三种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其实是裙带关系。老婆娘家的人，不止于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亲戚，凡是性关系扯得上的人，都应列人这关系。我们各机关里如果进行一次这种关系的调查，我敢说恐怕要占半数以上。这种关系不是我们发明的，中国自古就有，不过有时厉害，有时遇着高明的帝王将相就压抑一下，可是不能消灭。凡是一个政府要倒霉的时候，必须是这种关系猖撅的时候。除开裙带关系，属于这一种关系的还有同乡、同学、同宗、同族、同甚么的许多同，于是就靠着这个同字，一同升官、一同发财。我们要打破它，甚么办法都无效，只有用法子代替它，就是用第一种关系代替它，当然也代替了第二种关系。可是今日挟着后两种关系的贵人们扶摇直上，几乎把第一种关系排挤到难以存在的地步，这多可怕！这多危险！”
平心而论，这个“CC”和“中统”头子所说的话，“长”则“长”矣，却还不算太“臭”。他以蒋介石的党、政、特务要员的身份和经验，确能抓着些痒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