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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话音刚落，便有几个“监委”站起来，说明“监委”质询时对被质询者“礼貌唯恐不周”，而绝不把他们视作囚犯。
蒋介石一听，“监察院”的CC派直接冲自己来了，死了一个陈果夫，走了一个陈立夫，CC派还如此张狂，但蒋介石深知CC派在国民党内人多势众，根深蒂固，想一次性铲除干净是不容易的，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一些老党员也接受不了，必须慢慢来。
想了一会，蒋介石镇静地说：“不能咬文嚼字，鸡蛋里挑骨头。我讲话的核心是，我们一定维护党内团结，消除派系，大家精诚合作，共同为党国效力，使我们尽快形成合力，早日收复大陆。”
监委中又有人站出来说：“维护党内团结的前提是总裁要一视同仁，把一碗水端平。”
蒋介石被激火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了？娘希匹！在我离开大陆的时候，就讲过，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你们这班人！事到如今，你们还在顽固不化，我行我素，强词夺理。难道你们愿意看到国民党彻底垮台吗？难道你们想让共产党马上打到台湾吗？”
监委们见蒋介石又开始骂人了，没有人再站起来说话，但对他的发脾气，却表现出不以为然。
蒋介石干咳了两声，缓和了一下口气说：“我再强调一句，我党内部一定强调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些年，我们的经验教训还少吗？”
蒋介石说完宣布散会。
这次会后，“监察院”并没被蒋介石的大发雷霆给镇住，依然我行我素，并发表长文，对俞鸿钧的申辩书进行反驳。
这次弹劾案，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也可算是CC派另一个小的胜利。
弹劾案风波很长时间没有消停。
CC派的人在国民党的夹缝里艰难生存，他们不肯坐以待毙，需要垂死挣扎，他们不许其他派系忽视自己的存在，宁可小题大作，无事生非，也要显示出自己的实力。
其实，在台湾官场上，“兼职领薪”算不上什么大过，更不至于为此弹劾“行政院长”。
如果与当年的孔祥熙、宋子文相比，俞鸿钧能算什么？
俞鸿钧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曾当过新闻记者，后得吴铁城赏识，从上海市政府秘书逐级升至市长，进而受到蒋介石器重。
俞先后任“中央信托局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因帮蒋经国盗运黄金，更成为蒋门大红人。
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解除了陈果夫的“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让俞鸿钧继任，1953年，吴国桢辞“台湾省主席”职，接任者又是俞鸿钧。一年后，俞又升任“行政院长”，由于他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台湾报界送给他一个绰号：“OK俞”。
据说俞鸿钧本人曾打算到“监察院”备询，但国民党中常会和“行政院”院会都通过决议，阻止他去。
如果俞鸿钧真的去了，CC派“监委”们已捞足面子，也就不会再弹劾他了。
而俞鸿钧坚持不去，“监委”们自然认为他是仗着背后有蒋介石撑腰，而无视“监察院”，更确切一点说，就是无视CC“监委”们的存在。
为了维护“监察院”的地位与权力，只有走向弹劾的一条路。
因此，台湾有些民办报刊认为，俞鸿钧是作了“‘监察院有关方面斗法的牺牲品”，说他是“代人受过的替罪羊”。
俞鸿钧弹劾案，是继李宗仁、吴国桢之后的第三大弹劾案。但李宗仁和吴国桢是已脱离台湾后才被弹劾的，不过是国民党自找台阶下而已，而俞鸿钧却是在任“行政院”长位置上受到弹劾，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外国观察家认为“实际是对国民党一种反叛”，而且“反叛的党员不是这个党内比较年轻的那一派，而是国民党内以前从没有发生任何真正的纪律问题的老党员。”
这些老党员，当然指的是CC派。
1958年1月16日，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根据监察院的弹劾案，宣布对“内政部”长王德博和“警政司”长李骞违法支持国民党的省工会理事长简文发枪夺民办《工人报》发行权一案进行了判决。CC系派“监委”对促成弹劾也起了很大作用。
“监察院”方面的“弹劾热”尚未冷却，“立法院”方面又爆发风潮。
3月份，“行政院”向“立法院”提交《出版法修正草案》，并要求“立法院”以秘密通过的方式完成“立法”手续。
这一“修正案”规定凡新办刊物必须向台湾当局注册登记，非经批准不得发行，从而在原来的“报禁”之外又加了“刊禁”。
至于办刊物，原《出版法》细则规定，非经法院宣判不得查封，而“修正案”则规定，“政府”有权根据出版物登载的内容对其进行“警告”，经三次“警告”后该刊停刊一段时间。
如刊物已停刊三次，将取消其注册，这就是台湾当局可任意找每一家刊物的岔子，并不经法庭两封闭报纸。显然，这样的“修正”，是把原来已徒有虚名的言论自由越修越少。
这一“修正案”系由蒋经国所控制的特工系统制订，以“行政院”名义提交“立法院”。
身为“行政院长”的俞鸿钧，事先并不能看到这一草案，更不可能提任何建议，只有扮演一个“邮差”角色。
本来蒋氏父子是想尽量保守秘密，但内部却失控，此一“修正案”终被台湾新闻界侦悉，立刻引起了一场庞大的抗议风浪。
当时，《自由中国》、《公论报》、《中国邮报》、《大华晚报》等各家民营报纸和独立刊物，纷纷发表社论，指责“修正案”扼杀言论自由。
“台湾省议会”、“高雄市议会”、“台湾省杂志事业协会”、“台北市新闻通讯协会”，也都公开声明反对“修正案”。
CC派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民、青两党及无党籍“立委”们联合，在“立法院”内外阻止通过此案。
海外人士和国际新闻协会也来抗议台湾当局践踏言论自由。
4月15日，台湾各民营报刊推出9位代表到“行政院”谒见俞鸿钧，请“行政院”自动把“修正案”自“立法院”撤回或函请“立法院”“暂停审议”，以便广泛争取各方面的意见，重新审慎研究，但被俞鸿钧拒绝。
4月22日，以CC派“立委”为主，联合120名“立委”提出将“修正案”公布，听取意见后再做审议的议案。
谁知，这个议案为157名主流派“立委”给予否决。
在双方激烈辩论中，青年党“立委”李公权说“立法院”不应成为猪仔议会。
李公权这句话刚一落地，主流派的“立委”侯庭督立刻拍案而起：“你再说一句我听听，为什么叫他们猪仔议会！”
李公权也毫不示弱：“说一句又怎么着，就是猪仔议会？”
侯庭督上去抓住李公权的脖子大声吼道：“我揍死你！”
李公权也抓住侯的脖子：“你动我一手指头试试？”
众人见李、侯二人马上就要大动干戈，把他们劝住了。
李公权最后软了：“好，好，是我的不对还不行吗？”
国民党“国会”当即差点没有变成武斗场。
5月4日，台湾市报业工会代表到“立法院”请愿，将“修正案”与“宪法”抵触的条文进行对照列举，请求“立法委员”维护“宪法”。
当时台北的一家民办刊物《图画新闻》发表文章，建议各刊物在未获得满意结果之前，一律于门口挂半旗以示抗议。
只可惜这一建议没有任何刊物敢于响应，《图画新闻》也没有自行实施。
由于CC派坚持“忠诚反对派”立场，使国民党掌握的“立法委员”票数一分为二，通过此案有困难。
国民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企图说服CC派“立委”让步，但却没有结果。
蒋介石见事态扩大，不由得怒发冲冠，他曾想开除100多名CC派“立委”的党籍，就此机会，把CC派彻底斩草除根。
陈诚劝蒋介石息怒，尽管他痛恨CC派比蒋介石有过之无不及，但他痛恨的对象主要是陈立夫，而陈氏家族至今一走一亡，他心头的仇恨已自我消亡了一半。
接下来了是现任“行政院长”俞鸿钧，虽然他也是CC系的冤家对头，但出于对蒋介石的忠心，怕事情闹得太大，对蒋不利。也劝蒋介石三思而行，并说即使想把CC派斩草除根，现在也不是时候。
第三个规劝蒋介石息怒的是蒋经国，二陈一走一亡以后，没有人可以在国民党内部与自己抗衡，绊脚石已经搬开，但他还是劝父亲不要急于对CC派下手，并讲了其中的利弊关系。
这么多人都来规劝，蒋介石只好罢手了。
5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作出决议，要求党内“立法委员”必须服从“中央决议”，负责在本届会期内照原案通过《出版法修正案》，否则，一律执行党纪，直至开除出党。
在这种“霸王硬上弓”的情势下，CC派终于屈服，同意放弃反对立场，改投赞同票。
蒋介石乐了，他更加相信自己的权势，也更加藐视CC系这帮人。
CC派100多名“立委”一转向，国民党想通过任何法案都是举手之劳，极少数民、青两党“立委”和无党籍“立委”即使反对，却连一个字也动不了。
不管怎么说，CC派这次是失了面子，这是在历次党内派系斗争中最失面子的一次，他们当然不甘心情愿。
为了挽回面子，CC派的100多名“立委”们经过研究，又推出程沧波等24名委员提出在“立法院”内公开审议“修正案”。
此建议提出后，草草议论了一下，便被否决了。
CC派一看面子不但没有被挽回，反倒又丢了一回面子，于是，又产生了新的计策：有彭善承等161名“立委”（占当时“立委”总数的42％）提出对程案的复议案。
然而，这个复议案一提出，即被否决，根本没有展开讨论。
CC派连着失面子。
6月，《出版法修正案》在“黑天暗地的秘密审议下，由三个委员会以不足5小时的时间完成二读，最后以半小时成三读，为中华民国言论自由史写下了最可耻的一页。”（见康宁祥等著《台湾的宪政危机》中第119页）。
《修正案》通过后，《自由中国》发表社论，指出这一“引起海内外一致谴责”的“修正案”的秘密通过，为“中华民国的出版自由敲下了最后的丧钟”。
6月23日，台北市报业工会发表声明，表示以沉痛的心情接受事实，以尽守法之义务，同时表示：
一、续认此法违背“宪法”保证言论出版自由之基本精神。
二、此法若干条文含混笼统，使人困惑，望“政府”执法时勿浮滥使用，尤不宜感情用事，故人人罪。
三、争取新闻自由为记者天责，不因修正案通过而解除，仍将不断要求当局再事修正，以臻合理完善。
杯葛“出版法”和弹劾俞鸿钧，是当年CC派作为“忠诚反对派”，在台湾政坛上演出的最具声色的两台大戏，而《出版法修正案》的通过，则表明CC派被迫在“忠诚”和“反对”之间作出选择时，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
此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党内派系活动的压制，CC派虽然不断发出在主流派听来不大和谐的声音，但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