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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著录。惟陈函一檄为世所传”《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43页。
四月十四日，北京皇宫中的太监逃到南京，证实了崇祯帝确系自殉社稷，在南京的明朝官员“大小惊惶”，一致认为另立新君势在必行。时在北方的明朝藩王潞王、周王、鲁王、福王都避兵乱来到淮安。史可法、张煌言等官员聚集在高弘图家中商议，提出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较其他诸王更为合适，但两个人又都不够理想。潞王为明神宗侄儿，伦序稍疏，福王为明神宗孙，“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国榷》，卷101，6077页。因此，此次议论无结果，不欢而散。不久，史可法赴浦口督师，前侍郎钱谦益、兵备佥事雷祚游说兵部侍郎吕大器说：“潞王，穆宗之孙，神宗犹子，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觊觎天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俎上肉。”《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54~155页。这里所谓“三案”，是指“挺击”、“红丸”、“移宫”三大案，东林党人因此与福王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交恶，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担心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将来必受报复，故从其党派私利出发，反对立福王。
就议者人数而言，实际情况是拥立福王的人占优势。淮安巡抚路振飞说：“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有劝某随去南京扶立者，此时某一动则淮、扬不守，天下事去矣。此功自让与南国元勋居之，必待南都议定。”《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他的主张颇具代表性。因为自西周以来，汉族统治阶级在选择国君继承人时，始终坚持以血缘关系远近为标准的宗法制度，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的原则。时工科给事中李清听说有立潞王的打算，认为：“祸从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其孙而立其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扶楚（王），郑芝龙扶益（王），各扶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即立，置福王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如果择贤而立，确实有可能出现他所担心的内战局面。礼科给事中沈允培，征询吏科给事中章正宸的意见，章正宸说：“当光庙在青宫时，则以光庙为国本；当光庙与熹、毅二庙绝时，则又以福藩为国本。若谓潞可越福，犹之福可越光庙也，于国本安居？”《爝火录》上册，101~102页。章正宸举出明神宗时东林党人发动的“国本之争”，即主张立神宗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坚持“立嫡以长”的原则，反对立福王之父朱常洵之事；而现在光宗朱常洛这一支已绝，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自然应该由福王朱由崧即位，“人皆服其论”《爝火录》上册，102页。尽管由于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福王朱由崧昏庸可利用，勾结驻扎在江北的明将黄得功、刘泽清、高杰、刘良佐以武力护送福王即位，趁机把持朝政，但就当时的形势和习惯而言，福王确实是合适的人选。虽然弘光帝亡国后，曾一度出现应立潞王的舆论，实际上潞王和福王是半斤对八两，“（潞）王居杭时，常命内官下郡邑广求古玩。又指甲长六七寸，以竹筒护之，其为人可知矣”。所以大理寺少卿沈因培就此说：“使潞王立，而钱谦益为相，其败坏与福王、马士英何异？”《爝火录》下册，476页。
议定福王监国。四月二十六日，守备南京魏国公徐弘基，提督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都察院右都御史张煌言，掌翰林院事詹事府詹事姜曰广，南京守备掌司礼监太监韩赞周等人，咸集于朝，再次议立国君之事。议论结果同上次一样，“以潞王伦次稍疏，福王有在邸不类事，莫之敢决”。于是吏科给事中李沾以死相要挟，力主福王当立，刘孔昭、韩赞周极力支持他，刘孔昭甚至大骂诸臣出言摇惑，“议遂定”。约于次日由南京礼部负责派船迎接福王。福王已被马士英派人护送至仪真，乃由仪真上船，到达浦口，魏国公徐弘基事先在此迎候，陪同福王渡过长江，泊于江南燕子矶。四月三十日，南京明朝官员到船上朝见福王请监国《国榷》，卷101，6081页。，“王时角巾葛衣坐寝榻上，旧枕敝衾，孑影空囊。从行田成诸人，布袍葛履，不胜其困”。一路上颠沛流离之惨状，由此可知。对于生性贪婪的福王来说，能够被拥立为帝，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他由一个四处漂泊的落难藩王，突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可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正是求之不得之事。但他还是装模作样按照中国古代传说禅让制遗留下来的习惯，假意推托说：“国母尚无消息，只身避难，宫眷未携一人。初意欲避难浙东僻地，迎立决不敢当。”他又当着大臣们的面痛哭不已，以示对崇祯帝去世的悲伤，“群臣行礼皆以手扶，待茶款语，极其宽和”。总之，福王给初次见面的江南官员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五月初一，福王由南京城西南方的三山门上岸，由城外至孝陵，入享殿祭祀明太祖朱元璋，徘徊良久，大有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我的姿态。福王从正阳门进南京城，暂时以内守备府为行宫，文武官员陆续前往谒见，登大位已成事实的福王故意躲避不受拜礼，由于官员们再三坚持，也就接受了。次日，南京的众官员商量福王是否立即称帝一事，御史祁彪佳提出：“监国名极正，盖愈推让，益彰王之贤德。且总师讨贼，申复国耻，示海内无因以得位之心。而江北诸大将使共预推戴，则将士亦以欢欣。俟发丧，择吉登大宝，布告天下为当。”时刘孔昭、张慎言等人都主张福王直接称帝，然而祁彪佳认为正当草昧，名位未定，等到给崇祯带发丧之后的理由，是无法更改的，“乃定监国，以金铸监国之宝”《明季南略》，卷1，“福王登极”。
弘光失德挽狂澜于既倒（3）
福王知大局难以更改，反而愈加辞让。他十分诚恳地表示：人生以忠孝为本，现在大仇未报，是不能事君以忠；父亲惨死，母亲失散，是不能事亲以孝，因此绝对不能即位监国，一边说还一边流着鼻涕眼泪。他又说：崇祯帝的三个儿子，即太子和永、定两王，目前在大顺军手中，可以想办法救他们。桂王、惠王、瑞王都是我的叔叔，先生们应该择贤而立。福王这些话貌似出自肺腑之言，实际上虚伪至极！他明知朝中相当一部分人主张择贤迎立潞王，他本人从洛阳逃跑时还依附过潞王，但他却举出远在两广和四川的桂、惠、瑞三王，偏偏忘掉了已在江南的潞王，真是欲盖弥彰！而当南京礼部派人到江北仪真迎接他时，“王得启即行”，恨不能插翅飞到江南。文武官员们当然也知道他是故作姿态，免不了再走走过场，劝进一番，福王看火候已到，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了。
五月初三，福王颁发了监国诏书如下：
我国家二祖开天，昭宣鸿烈；列宗缵绪，累积深仁。历今二百七十余年。民自高曾以逮孙子，世享太平，代受亨育。其在大行皇帝，躬行节俭，励志忧勤，宵旰十有七载，力图剿寇安民。昊天不吊，寇虐日猖，震惊官阙，龙驭升遐，呜呼恸哉！贼屠戮我臣工，杀掠我百姓，滔天之恶，盖载不容，神人共愤。孤避乱江淮，惊闻凶讣，既痛社稷之坠，益激父母之仇，矢不俱生，志图必报。然度德量力，徘徊未堪，终夜拊膺，悲泣永叹！乃兹臣庶，敬求来迎，谓倡义不可无主，神器不可久虚，因序谬擢，连章劝进。固辞未获，勉狥舆情，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三日暂受监国之号，朝见臣民于南都。孤夙夜兢兢，惟思迅扫妖氛，廓清大难，上慰在天，下对四海，忠孝之道，庶几无负。祈深愆，敢不僇力。德凉任重，如坠谷渊；同仇是助，赖尔臣民，其与天下更始，可大赦天下。呜呼！自有乾坤，鲜兹丧乱之祸；凡为臣子，谁无忠义之心！汉德可思，周命未改。惟尔臣民，尚其勖哉，匡予不迨！
诏中还列举了当时“所有应行事宜”30项。
同一天，福王还颁发了崇祯帝哀诏以上《流寇志》，卷12，194页；又可参见《爝火录》上册，文字稍异。，要求明朝官员军民于哀诏到日，在本地哭临三日，以尽哀思。为崇祯帝发丧就完成了称帝的铺垫。
五月十五日，福王再次诏告天下，“即皇帝位于南都”，“其以明年为弘光元年，与民更始，大赦天下”。《明季南略》，卷1，“弘光登极诏”。
弘光政权的建立，使北方地区上自明朝官员，下至普通民众看到了国家统一的一线曙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弘光帝根本不想恢复中原，而是打定主意偏安江南。他不仅未能利用可乘之机收复唾手可得的山东、河南地区，而且连长江天堑都轻易地失守了，不到一年多的工夫，以他为首的小朝廷就土崩瓦解了。
弘光失德马士英的专权（1）
提起南明弘光政权，人们自然想到一个人，这就是马士英。从弘光政权的建立，到弘光政权的灭亡，特别是在这个政权存在的短短一年间，马士英无处不在，而且一直起着极坏的作用。弘光政权灭亡后，清兵处决马士英，将其“寸脔之”。张岱以“石匮书”的名义说：“马士英弄巧成拙，欲用阮大铖，而反为大铖所用，亡我宗社，肉其足食乎。”张岱：《石匮书后集》，卷48，283页。在《明史》中，马士英与阮大铖都被列为“奸臣传”《明史？马士英传、阮大铖传》，卷308。，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马士英既然在1644年有充分的表演，与弘光政权的兴亡又如此关系重大，实在有必要将其来龙去脉公诸于世。
马士英，字瑶草，贵州府贵阳人。据《明季南略》记载：马士英原籍广西梧州府藤县，“与袁崇焕同里，居北门街，又同辛卯年生。士英本姓李，年五岁，为贩槟榔客马姓者螟蛉而去，故从其姓”。该书作者计六奇还说，明末，他的同乡人曾亲眼看见马士英于藤县建的牌坊《明季南略》，卷1，“诸臣升迁推用”。联系袁崇焕而突出其同里，为的是显示“忠”、“奸”对照。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马士英到北京参加会试，结识了休宁人阮大铖，这又表明马、阮同为一丘之貉。三年后马士英中进士，授官南京户部主事。天启时，历官郎中、知府。崇祯三年（1630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寻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他在官场算是一帆风顺，但他刚任职宣府巡抚，就动用公帑银数千两贿赂朝中权贵，被镇守太监王坤揭发，受到革职充军的处分《明史？马士英传》，卷308。当他辗转来到南京时，遇到了早年故友阮大铖。阮氏因依附阉党魏忠贤失职久废，为逃避农民军至此。两个老朋友相见，加上处境略同，格外亲切。阮大铖为人机敏狡猾，有才藻，向大学士周延儒行贿谋求复职，周延儒表示阮大铖名列崇祯帝定立的魏忠贤逆案之中，难以通融，阮大铖不甘心白费银两，就推荐了好友马士英。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先因失陷五城被革职下狱，周延儒利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