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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途中杀掉督师杨嗣昌的使者，然后利用督师的军符“伪为差官，夜入襄阳城”费密：《荒书》，15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俘虏了襄王朱翊铭，取得了自明末农民起义以来首次活捉藩王的重大胜利。张献忠见到朱翊铭，递给他一杯酒说：“吾欲断杨嗣昌头，而嗣昌远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尽此一杯酒。”因而把襄王捆绑起来，杀掉。《明史纪事本末？张献忠之乱》，卷77，335页。杨嗣昌听说襄王被张献忠义军处死，吓得心惊肉跳，上疏崇祯帝请求死罪；他追赶到沙市，又传来李自成攻破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的消息，忧惧交加，自知难逃极刑，遂绝食而死。《明史？杨嗣昌传》，卷252。
张、李决裂。张献忠破襄阳杀朱翊铭后，声势远在李自成之上，罗汝才主动联络他共同攻下光州、商城、罗山、息县、信阳、固始，接连不断的胜利，使张献忠骄傲起来。崇祯十四年（1641年）秋，左良玉率官军于信阳击败张献忠，义军几万人投降，张献忠腿部受伤，幸好天降大雨，才摆脱了官军的追击，身边只剩下几十人相随。这时李自成所率义军自攻陷洛阳以来，已经发展成几十万的大军，包括罗汝才在内的许多支义军都加入了李自成的军队。张献忠也去投奔李自成，李自成虽没有拒绝，但表示只能按一般将领予以对待，张献忠久经战阵，声名很早就在李自成之上，遭到这般冷遇实质是两人多年积怨的结果。早在崇祯八年（1635年）高迎祥和张献忠共同攻下明中都凤阳时，李自成曾向张献忠索要善于吹奏的皇陵小太监，张献忠没有答应，李自成非常生气。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张献忠投降，屯兵谷城，李自成为洪承畴击败，部众走散殆尽，他带亲信百余人往依张献忠，张献忠不予接纳，还企图加害他，“自成独骑驴，日行六百里，走商、洛，至淅川老回回（即马守应）营，卧病数月”《流寇志》，卷3，51页。现在张献忠自己送上门来，自讨羞辱，李自成也想杀掉他，只是在罗汝才的劝阻下，才打消了这个念头。罗汝才私下送给张献忠500人马，叫他尽快离开是非之地，张献忠转向湖北东部发展，从此两大农民军领袖彻底决裂。
从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恩恩怨怨来看，很难辨明谁是谁非，却说明了他们两人都是极端狭隘的利己主义者。小农意识长期造成的目光短浅和对他人的妒忌心理，使张献忠和李自成几次失去统一的机会，并且使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两个农民军领袖越走越远。以后他们两人都各自称帝建国，在清军入关之后仍然未能摈弃前嫌，联合抗清，终被清政权各个击破。
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献忠于湖北地区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他挥军攻下舒城、六安、无为、庐州，于夹山一役击败总兵黄得功、刘良佐军，大兴水师，做渡江准备，引起江南地主官僚的一片恐慌。崇祯帝下令逮捕凤阳总督高斗先和安庆巡抚郑二阳，起用马士英任凤阳总督，指挥黄得功、刘良佐在潜山打败张献忠，才解除江南的警报。次年，张献忠趁李自成大败左良玉之势，先攻破汉阳，而后挥师渡长江，占领长江中游重镇武昌，活捉楚王朱华奎，尽取楚王宫中金银，“辇载数百车不尽”《流寇志》，卷7，112页。，并把这个唯知搜刮民脂民膏的藩王装进笼子沉入长江。张献忠在武汉初步建立了政权机构，铸西王之宝，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发仓粮济民，以武昌为天授府，直接控制了武昌周围的21个州县。
张献忠占据武昌，不料招致李自成的嫉恨，他派人以贺喜的名义到武昌，对张献忠说：“老回回（马守应）已降，曹（罗汝才）、革（贺一龙）、左（贺锦）皆被杀，行将及汝矣。”且公然张榜宣传，“有能擒献忠以献者，赏千金”《明史纪事本末？张献忠之乱》，卷77，336页。张献忠自知不敌李自成，只好放弃武昌，率军进入湖南以避其锋。义军渡过洞庭湖，攻克长沙，转向东部连破江西吉安、袁州、建昌、抚州、永新、安福、万载、南平等府州县。这时李自成打败陕西孙传庭部官军进入西安，灭亡明王朝指日可待。张献忠的部下提出夺取江南建立国家的设想，但他经过反复权衡，认为武昌地区的明总兵左良玉部仍很强大，决定避实就虚，向明朝统治较为薄弱的四川进军，凭借天府之国的雄厚人力物力称雄天下。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张献忠率军攻下四川夔州，至万县为江水上涨所阻，乘便休息，屯兵三月，而昏庸的明官不为备，使张献忠顺利攻下涪州，兵临重庆。重庆下游的铜锣峡为军队必经之地，四川巡抚陈士奇设重兵把守。张献忠从涪州发兵，命大部队乘船溯江而上，摆出攻打铜锣峡的态势，而他自己率一支部队走山路，疾驰50里破江津县，缴获船只，顺流而下攻占浮图关，据有铜锣峡上游险要，而使驻在铜锣峡的官军处于上下夹击的境地，不击自溃，轻而易举地拿下山城重庆，将巡抚陈士奇等处死。
八月初五，张献忠分兵两路，骑兵从资阳出发，水军从洪雅、新津出发，包围了成都。在成都的蜀王朱至澍企图弃城逃跑，巡按刘之勃劝他出钱招募壮士守城，被拒绝。及至义军围城，朱至澍死到临头，方肯拿出钱来，但大势已去，没有人愿意替他卖命了。八月初九，义军以火攻入成都，蜀王无路可逃，只好同王妃双双投井自杀了。《荒书》，155页。
十一月初六，张献忠于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荒书》记载11月15日张献忠“僭位”，与此异，此依《明史？张献忠传》。，以成都为西京。大西政权中央设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地方设有巡抚、道、知府、知县等官。张献忠以养子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王尚礼为中军府都督，白文选为前军府都督，王自奇为后军府都督。张献忠和这些将领组成大西政权的核心集团。
风云人物苦斗四川的张献忠（3）
大西政权建立时，清军已经入关，李自成退入陕西，江南明朝官员拥立福王朱由崧称帝南京，建立弘光政权。在这四种政治力量中，弘光政权推行“款清灭寇”政策，试图和清朝一起剿杀农民军。客观形势要求李自成和张献忠不计前嫌，重归于好，共同抵抗他们的对手。李自成趁大西军攻占重庆、成都之机，派部将马科占领川北重镇保宁。这本来对张献忠的胜利是一个有力的支援，而张献忠竟出动大批军队赶走大顺军，夺取保宁，从而失去了携手抗清的最后机会。
清顺治二年（1645年）春，大西政权处境开始恶化。在南京弘光政权的策动下，四川的明朝官员到处发动叛乱。特别是弘光政权以大学士王应熊督师川、湖，他进入遵义后，形势愈发严峻。王应熊网罗在四川的原明旧将溃兵，起甘良臣为总统，侯天锡、屠龙为副，会集参将杨展、游击马应试、余朝宗所携溃卒三万人，重占叙州。副将曾英打败义军刘廷举，刘廷举放弃重庆，求救张献忠，张献忠命刘文秀水陆并进，又被明将李占春、于大海夹击所败。明天全六番招讨使杨之明、宗室朱奉、举人郑延爵，黎州宣慰司马京、马亭兄弟，土千户李华宇、指挥丁应选、守备杨起奉等起兵攻占黎州、雅州，“时四方兵大起，揭竿纠集，取贼所置守牧令判，或刺于庭，或投之水火，一时殆尽”《小腆纪年附考》上册，350页。
张献忠为了平定四川各地的叛乱，错误地采取滥杀政策，殃及无辜，因而失掉了人心。关于张献忠在四川屠杀的情况，史书记载甚多，如《明史？张献忠传》称：
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官，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
上述记载比比皆是，仅就“杀男女六万万”而言，被诸书转抄，其夸大不实之词，于此可知。当时全中国的人口也没有六亿，一个四川何来这么多人被杀！考诸史实，张献忠杀戮过分也是事出有因的，当时在四川，“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不能止耳”《明季南略》，卷10，“张献忠乱蜀本末”。大西政权任命的官员遭到如此惨杀，张献忠采取以牙还牙的报复手段，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张献忠到最后失去了理智，不分青红皂白，因在朝天关缴获成都生员颜天汉等人暗中联络李自成的书信，“以为阖境俱反，诡称开科，诱杀二万二千三百余人”《爝火录》上册，357页。从而激起地主阶级更加激烈的对抗，以致失去在四川立足之地，这就是咎由自取了。
张献忠在四川滥杀人的事，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意大利人卫匡国1644年在中国杭州传教，他所著《鞑靼战纪》一书，其中专门讲了张献忠在四川屠戮人民的事，说张献忠把四川变成了“屠杀场”。凡冒犯他的就杀，有时为一个人的过失而杀全家，或把获罪者住的街上人全部杀死，他还大杀自己的官员，以致都城里他的600多个官员，三年之后，只剩不到20人了。但不说张献忠“嗜杀”，而说他为了“报复”《鞑靼战纪》，收载《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清政府任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同多罗衍禧郡王罗洛宏、多罗贝勒尼堪、固山贝子吞齐喀、满达海，镇国公喀尔楚浑、岳乐、努赛等，“统官兵征四川”。豪格率八旗劲旅进入陕西，相继击溃各地反清武装，稳定了陕西形势。然后休整军队，做入川准备。正在这时，原大西军骁骑营都督刘进忠前来投降清军，豪格问张献忠现在何处，刘进忠答以顺庆之金山铺，即西充、盐亭交境处，“去此千四百里，疾驰五昼夜可及”《清世祖实录》，卷23，9页；《爝火录》下册，704页。豪格亲率大军，昼夜兼程进入四川。张献忠对清军入川毫无准备，十一月十七日，清军先锋已经到达四川大西军扎营处，士兵接连三次报告清军来攻的消息，张献忠却不在乎地说：“八大王威震天下，名播四海，谁人敢来，吾自当之！”《纪事略》，60页。连披戴盔甲都不顾，执弓上马出营观察，那天正巧大雾，清军不顾连续行军的疲劳，立即发起进攻，张献忠中箭身亡，几十万大西军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纷纷被杀。《明史？张献忠传》记载：“我兵（清兵）擒献忠出，斩之。”《明史纪事本末？张献忠之乱》谓：“献忠以病死于蜀中。”两相比较，被杀可能性大，故依之。孙可望、李定国等将领率残部撤至云贵，后来采取联明抗清方针，实现了与永历政权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