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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八日，左都御史李邦华又提出“太子南行，皇上固守”《烈皇小识》，卷8，228页。的设想，这是一个比崇祯南迁更为稳妥的办法。李邦华在奏疏中列举了太子南迁的好处：“皇太子以抚军主器之重，暂违定省，号召东南，共图灭贼，即皇上赫声濯灵，益以丕振，上以副二祖之成算，下以定四海之危疑。”就是说万一北京失守，明朝仍可保有东南半壁江山。崇祯帝闻知，立即召见内阁大臣们询问此事，大学士陈演把群臣的议论陈述后，崇祯帝言不由衷地说道：“祖宗辛苦百战，定鼎此土，贼至而去，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祖宗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摆出一副视死如归的面目。话说得虽然气壮如牛，可是心里希望首辅大学士陈演能带头要求南迁才好。大学士蒋德璟转而提出：“太子监军，亦万世计。”崇祯帝立即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济，孩子家作得甚事！”把这个意见彻底否定。其实在几天前崇祯帝就派左懋第往南方查询舟师兵马之数，密令天津巡抚在大沽口准备300艘漕船以备南迁使用，他一口否定皇太子南迁计划，是因为他自己要南迁。但南迁毕竟是不光彩的事，他打算等待“举朝固请而后行”，他在私下里告诉陈演：“此事要先生一担”，老奸巨猾的陈演偏偏装聋作哑，绝口不谈对南迁的意见，气得崇祯帝大骂陈演：“朕要作，先生偏不要作”《小腆纪年附考》上册，70~71页。，将陈演罢官以泄心头之愤。事到如此，南迁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北京决战崇祯帝吊死煤山（2）
南迁之议既已耽搁，崇祯帝便不得不在北京作困兽斗。正月十八日，工科给事中彭琯奏请下蠲免令，争取人心，虽属一般之理，而此时却显得格外重要。他在奏疏中称：“往者逆贼犯楚，实由人心惑于三年免征，一夫不杀之伪示。又见抚臣李乾德悬示免征，益复踊跃。倘皇上大下蠲诏，更当何如！近传十六、十七年宽赦，何如宽之十八年，使贼灭后犹有余力，并奇荒赤地通行蠲免，使老弱捧檄泣下，非目前第一义乎！”《流寇志》，卷9，140页。这个主张算是拿出了彻底的解决办法。中国封建社会几千次农民起义，无一不是封建剥削太重所致。明末农民大起义成燎原烈火之势，直接原因就是三饷加派引起。崇祯帝想挽救明亡，蠲免三饷加派，争取人心确为第一件应办之事。可是，当时的崇祯帝关心的是如何筹够南迁的军饷，对此议未予理睬。
另一个官员光时亨紧随其后，上疏抨击练饷殃民，要求追究首倡练饷之人。大学士蒋德璟也认为“聚敛小人倡议搜刮，致民穷祸结，误国良深”，赞成光时亨之议。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阁臣和吏、户二部官员，首先声称“朕如何是聚敛，只欲练兵”，然后追问蒋德璟所说的“聚敛小人”究竟指谁？蒋德璟见崇祯帝发怒，只好字斟句酌地回答：
皇上岂肯聚敛，因既有旧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余万，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余万，当时部科实难辞责。且所练兵安在，蓟督抽练兵四万五千，今只三万五千；保督抽练三万，今止二千五百；保镇抽练三万，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万八千，蓟、密兵十万，昌平兵四万，宣、大、山西兵、陕西三边兵各二十余万，一经抽练，将原额兵马俱不问，徒增七百三十万之饷耳，民安得不困！
崇祯帝拒不承认事实，说户部已将三饷合一。蒋德璟指出：“户部虽并三饷为一，州县追比，只是三饷。”并进一步解释：
近日边臣每言兵马只以练饷立说，或数千，或数百，抵塞明主，而全镇新旧饷，兵马数万，概言不足，是因有练饷而兵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练饷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穷，遇贼辄迎，臣又私心恨之。盖致外无兵，内无民，且并饷亦不能完，故推咎于练饷之人，冒昧愚戆，罪当死。《小腆纪年附考》上册，36页。
蒋德璟冒着死罪说出的这番话至少解答了明政府兵饷匮乏横征不止的主要原因，上有聚敛之君，下有贪赃之臣，必然饷多而兵少，赋加而民困，陷入“外无兵，内无民”的绝境。
崇祯帝本质上是个极端虚伪之人，他一生多次下诏罪己，力图把自己装扮成爱民之君。如崇祯八年（1635年）农民军攻下凤阳，焚毁明皇陵，崇祯帝假惺惺下诏罪己时，侍读倪元璐就指出：“陛下下罪己诏，非徒空言。今民最苦，莫若催科。”《流寇志》，卷2，30页。崇祯帝虽表示赞成，却不做任何减免之事，反而陆续增加赋税。大顺军攻下太原，他在罪己诏中说：“所以使民罹锋镝，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积成山者，皆朕之过也。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赉，加赋急无艺之征，预支有称贷之苦，又皆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罄，田卒汙莱，望烟火而无门，号冷风而绝命者，又皆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师旅频仍，疫疬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者，又皆朕之过也。”《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319页；《明季北略》，卷20，446页。诏书中一连用了四个“朕之过”，认罪之心何其诚恳，然而，他自知百姓苦难之深后甚至连个空头支票都没有开出，最后仍说：“念用兵征饷，无非得已”，要各直省地方官“多方劝谕”，继续搜刮无误。直到三月十八日，大顺军已经攻城了，崇祯又下罪己诏中，才迟迟宣布“尽罢加派新旧饷”《流寇志》，卷9，145、156页。，此时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了。
那么，崇祯帝除了加赋之外，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其实办法还是有的。文秉在《烈皇小识》中称，清查积弊即可：
如光禄寺岁派无锡上供白米一千三百三十石零，岁用七百余石，则每年多存六百余石；浙直各府，岁派分给部堂翰林尚宝科道等衙门白米一万二千一百余石，岁用共八千余石，则每年多存四千余石；每年卫所运解漕粮入禄米仓者，五百余万石，除文武各官，支过俸米外，具蚕食其中者，则有营兵、卫军、衙役三蠹：营兵则有冒名之弊，如司苑局四骧军勇神木黑口等厂，以中涓为三窟，岁縻饷三十万石矣。卫军则有造册之弊，今溢额者将及二万人，一军应支饷十二石，是岁耗米二十四万石矣。卫役则有卖票之弊，凡官锦衣者，虚领十余票，皆托名吏役，每票支米六七石不等，是岁耗米二三十万石矣。漕抚标兵五千，皆食江南粮，卫军领解，止行给八百里行粮，不应与解京者同给三千七百里行粮，此项厘剔，亦可省米三万石。更由此而推之，内府收贮香蜡灯草丝棉等项，额征银五万余两，年年委积无用，此项不可裁乎？蓟辽犒赏公费，重复支用，多至二十三万两，举一边而各边可知，此项不可节省乎？又如上供磁器，又料价药料，一切不急之需，暂停一二年，可省金钱数十万，若能逐项清查以佐国用，将朝廷不苦于亏额，苍黎咸乐于更生。《烈皇小识》，卷7，188~189页。
封建统治者的本性使崇祯帝从来不肯从其自身及支持者们那里节俭，唯知诛求百姓而已。
抛开粮饷，在三大势力斗争的轻重缓急中，寻求出路的也大有人在。蓟辽总督王永吉、巡抚杨鹗、吏科给事中吴麟征于太原失守后联合奏请放弃宁远，召吴三桂统率的关宁铁骑入卫北京。而早在前一年职方郎中赵光挸龉匮膊焓币烟岢龇牌赝饽丁⑶巴臀蓝牵诟蟆拔狡胤羌啤保挥型狻３珈醯鄱酝跤兰热说淖嗍璨槐硖贸卵莺臀涸宓麓恚嵌艘膊惶峋咛灏旆ǎ炊云渌蟪妓担骸吧嫌屑保市衅浼疲露ǘ云厣蔽冶玻魏危俊闭獾挂彩鞘登椤Ｓ谑侵诔冀ㄒ槌珈醯壅傥馊鸬母盖孜庀逖芯看耸拢擅畹鼗乇芰嗽鹑巍�
北京决战崇祯帝吊死煤山（3）
崇祯帝请教吴襄时，吴襄立即以“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为由坚决反对。
崇祯急忙表示：“此朕为国家大计，非谓卿父子弃地也。贼势甚迫，料卿子方略足以制之乎！”
吴襄答：“臣揣贼据秦、晋，未必即来；即来，亦遣先驱尝我耳。若逆闯自来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献。”
崇祯帝苦笑说：“逆闯已百万，卿何言之易！”
吴襄正色道：“贼声言百万，实不过数万耳。中原乌合，未遇边兵交手战；往时诸将皆无制之兵，见贼辄溃降，以五千人往，则益贼五千，以一万人往，则益贼一万，遂使贼势愈炽。今彼屡胜而骄，初未见大敌也。朱仙镇之左帅（左良玉），可谓大敌矣，败在我兵多降贼，郏县之秦督（孙传庭），可谓大敌矣，败在我兵多秦人。若以臣子之兵当之，直成擒耳！”
崇祯帝又问：“卿父子之兵几何？”
吴襄叩头说：“臣罪万死；臣兵按册八万，其实三万人。”
崇祯帝再问：“此三万人皆骁勇敢战乎？”
吴襄答：“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近三千人可用耳。”
崇祯帝好奇地说：“三千人何以当贼百万？”
吴襄解释道：“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食粗粝，而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衣布褐，而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能得其死力。”
崇祯帝问：“需饷几何？”
吴襄答：“百万。”
崇祯帝大惊失色道：“何用多饷？”
吴襄则说：“百万犹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金庄田，今舍之入关，给何地屯种；额饷少十四月，作何法清补。关外尚有六百万生灵，委之非算，驱以同入，作何道安插。百万恐不足济，臣何敢妄言！”
崇祯帝只好以实相告：“内库止七万金，金银什物二三十万耳。”《小腆纪年附考》上册，61~62页。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吴襄的这次谈话给崇祯帝以相当大的影响，他之所以没有离开北京南逃，其重要原因就是寄希望于吴三桂的关辽军队上。
中国古代帝王有难，要求地方相助叫“勤王”，所谓“求诸侯，莫如勤王”。崇祯帝否决了太子南迁之当天，即颁布了勤王令，号召各地明将率兵入卫京师。三月初三，封吴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宁南伯、唐通定西伯、黄得功靖南伯；升刘泽清职一级，加刘良佐等将领署一级；命督抚马士英等人予以实职。凡是掌握军队能就近赴京的将领统统被加官晋爵。
为了解决勤王军队的兵饷问题，崇祯帝下令设黄绫册，向百官募集捐助银。规定以3万为上等，熹宗后父太康伯张国纪捐输2万，进爵为侯，以下浙江人6000两，陕西人5000两，山东人4000两，各省都有固定数目。百官中响应者寥寥，仅魏藻德带头捐银500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