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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再次攻打朝鲜。这次战争的表面原因是皇太极称帝时“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独不拜”《清史稿？太宗本纪二》，卷3。，实质是双方结盟十年来矛盾总积累的结果。当时的朝鲜根本抵抗不住清朝的十万大军，朝鲜京城陷入重围，国王李倧在贵妃、王子和百官全都做了俘虏的情况下出降，与清朝确立君臣关系，自认是清朝的藩属国。皇太极把朝鲜国王的世子和另一个儿子带回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做人质，规定朝鲜每年向清朝进贡大批财物，从此彻底征服朝鲜，解除了东顾之忧。
皇太极在称帝以前，已经解决了北面的蒙古问题。今天的内蒙古地区当时居住着许多蒙古部落，统称为漠南蒙古，其中察哈尔部势力最强。明政府采取“以西虏制东夷”的方针，即利用西北的蒙古对抗东北的后金，极力支持察哈尔部林丹汗统一漠南蒙古。皇太极对蒙古各部恩威并用，设法争取受林丹汗压迫的蒙古各部归附后金，对率先来归的各部首领赐以厚礼，授以高官，结以婚姻。因此，科尔沁、翁牛特、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和克什克腾等部陆续归服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皇太极亲自率八旗兵攻打林丹汗，占领西剌木伦河流域；天聪六年（1632年），再次进攻林丹汗并获得胜利。林丹汗在后金的沉重打击下，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于天聪八年（1634年）出痘病死于青海大草滩。次年，多尔衮率军西征，消灭林丹汗的残余势力，在河套地区俘虏了林丹汗的正妃和儿子额哲。此次出征还意外地获得元朝的传国玉玺，成为皇太极改元称帝的直接原因，即开“一统万年之端也”《皇朝开国方略》，卷20。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编成蒙古八旗，直接受清政府统辖。
漠南蒙古的归属，对明清双方力量的消长有重大影响。明朝自朱元璋立国以来，北方草原地区的蒙古民族一直叛服无常，给明王朝生存以极大的威胁。正统、隆庆年间，蒙古首领也先和俺答汗两次兵临北京城下，使明朝的统治出现危机。皇太极降服漠南蒙古，勇猛慓悍的蒙古骑兵加入清军，进一步增强了对明朝的军事优势。更为有利的是，皇太极可以避开山海关，绕经翁牛特等部过长城各口进入关内，明朝的危机形势更为加深了。
压服朝鲜及臣服蒙古，皇太极就完成了对明朝的战略包围。皇太极对明朝的战争，虽然时常有和议活动掺杂其间，却从来没有停止。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攻打宁远、锦州的失败，使他认识到明朝毕竟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须从两旁斫削。因此尽管他取得了大凌河战役的胜利，仍拒绝了很多汉官趁势打进山海关的建议，而致力于一刀一斧地砍伐明朝这棵大树。“伐大树”之说是皇太极对臣下急于进攻明朝的一种回答，显示他的策略极为高明与成功。参见《清太宗实录》，卷50、卷62有关材料。
天聪三年（1629年）冬天，皇太极亲率大军绕开山海关，经蒙古地区迂道入喜峰、龙井、大安诸长城各口，史称“入口之役”。皇太极此次攻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并设反间计借崇祯帝之手除掉劲敌袁崇焕。然而在明军孙承宗等人组织的反击下，留守永平等四城的阿敏被驱逐出关。天聪八年（1634年）、崇德元年（1636年）、崇德三年（1638年）、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又发动四次入口之役，乃改变战略，每攻下一地，不再守城，以掠夺明朝人力物力、破坏经济生产、制造社会动荡为主要目的。如崇德四年（1639年）三月，多尔衮、杜度奏报此次获得的战果是：“自北京至山西界，复至山东，攻济南府破之，蹂躏数千里，明兵望风披靡，克府一州三县五十七，总督宣、大卢象升战死，擒德王朱由、郡王朱慈、奉国将军朱慈党、总督太监冯允升等，俘获人口五十余万，他物称是。”《清史稿？太宗本纪二》，卷3。“入口之役”给明朝在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造成对清军的恐惧，摧毁了明朝在河北、山东地区的基层政权，并使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地主阶级对明朝丧失了信心。
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极认为时机成熟，向辽西明军发动进攻，以打通入关的道路。从这年春天起，皇太极就派兵对锦州进行围困，锦州守将祖大寿坚决抵抗，拒不投降。第二年，皇太极增派郑亲王济尔哈朗、武英郡王阿济格、贝勒多铎等人率领大批援军加强攻势，用红夷大炮猛轰锦州城，志在必得。祖大寿频频向明朝告急，明派蓟辽总督洪承畴为经略，率8总兵步骑13万出关驰援。洪承畴以守为战，步步为营，接连击败来攻的清军。皇太极闻知，“忧愤呕血”，他顾不得有病，决定亲赴前线指挥，“悉索沈中人丁，西赴锦州”＇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十九年九月庚辰，见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9册，3686页。，摆出与明朝决战的态势。在这关键时刻，崇祯帝听信兵部尚书陈新甲的主张，命令洪承畴立即发动进攻，结果，明军在松山和杏山之间的高桥中了清军埋伏，死亡五万余人。洪承畴退回松山，兵败被俘，投降了清朝。《清太宗实录》，卷59，6~7页；《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天鼓已鸣大清从东方崛起（5）
明朝经此一战，精兵良将丧失殆尽，被迫与清王朝议和。战后，皇太极十分高兴地对众将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清太宗实录》，卷62，14~15页。皇太极之英明就在于他能于胜利即将在握的情况下，更加重视招抚明朝降官降将。松锦战后，明军统帅洪承畴被俘投降，皇太极大加赏赉，亲自设宴款待，引起其他八旗将领的不满。皇太极问诸将：“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回答：“欲得中原耳。”于是，皇太极笑着说：“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清史稿？洪承畴传》，卷237。遗憾的是皇太极死得过早，而未能亲自实现夺取中原的夙愿。
北京决战李闯王率军进京（1）
1644年，中国北方几乎在一条线上的三大政治势力展开了生死存亡的大决战。这三大政治势力就是北京东边的大清、中间的大明、西边的大顺，决战的高峰和结果当然视其是否在北京立足。有趣的是，三大势力的决战，始终没有形成二对一，而是一对一，分成了先后两次。第一次大决战是西边的大顺与中间的大明，东边的大清基本上是坐山观虎斗。
大顺与大明的决战结果是大明失败灭亡，对此，历史上有诸多记载和评论。细枝末节各有差异，但较为一致的是同情或惋惜明朝被战败，以致灭亡；并认为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势力强大，不过是明朝自身缺乏如张良、陈平一样的治国谋臣和李靖、郭子仪一样勇敢善战的猛将。对崇祯帝则固然知其救亡乏术，却坚持认为他非亡国之君。持此论之代表仍以正史中的《明史》最为明显，如说：
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抡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明史？流贼传》，卷309。
这种评论有一定根据，所讲道理也有对的地方，对就对在说明朝的灭亡，有它自身的内在原因；但是很不全面，主要是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存有偏见，不愿承认农民军的力量也足以致明朝于死地。论者以为作如是观，才能表现出自己的严正立场，那就是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永远不要造反，他们不可能成为推翻封建国家的强大势力。实际这是一种封建统治者固有的对农民起义的蔑视，早已被历史事实所否定。
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拥有马兵60万，步兵40万，力量不可谓小，从军事力量来看，投入实在不少。但李自成虽已建国立业，并不就此安营扎寨，他只把在西安的这一切举措当作继续作战的组成部分，让政权服从军事，不改“流寇主义”的积习。
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之后所发诏书，指斥明朝之黑暗腐朽，即发出了新的战斗号角。信息传到北京，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反应极为强烈。首先是崇祯已感到大难临头，惊叹：
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恨，但死不瞑目耳。
崇祯帝说完此话，痛哭流涕，随之内阁大学士陈演、蒋德璟等请求代替皇帝出征，皆未得许。《明史？李建泰传》，卷253。其次是正月初三，左中允李明睿应召于德政殿，崇祯问他“御寇急策”。这位近侍屏去左右，神秘地向皇帝进献南迁之策。他说：“臣自蒙召以来，探听贼信颇恶，今且近逼畿甸，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乍一听，崇祯未透露自己真情，故作姿态，宣称：“此事重大，未可易言。”边说边以手指天，然后补充说：“上天未知如何？”明睿继续劝慰：“天命微密，当内断圣心，勿致噬脐之忧。”坦率地告诉他，不必管什么上天，只有您自己决定了。崇祯帝环顾周围无人，说实话了：“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南迁之议就此暂时放下了，不久曾一度再提，由于有人反对，终于永未实行。参见《平寇志》，卷8；《明季北略》，卷20，“李明睿议南迁”。
复次，作为对李自成由西安进逼北京的反应，是李建泰自请督师。建泰，山西人，家赀富厚，李自成农民军向山西逼近时，他恐怕家乡受害，认为可以输财佐军，早存亲自督师之志。当崇祯帝正为自成逼得无可奈何之时，他向皇帝提出申请：“臣家曲沃，愿出私财饷军，不烦官帑，请提师以西。”崇祯帝见建泰此举不胜高兴，一再慰勉，答应：“卿若行，朕仿古推毂礼。”建泰要求卫桢复为御史，凌授职方主事，二人并监军；参将郭中杰升为副总兵，领中军事；派进士石嶐联络延、宁、甘、固人士疆场立功。崇祯帝一一表示同意。给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