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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伟的“父亲”叫李建业，无业，因盗窃罪现正在监狱服刑。十几年前，他把李志伟的生母李秋月带回家时，已经有了李志伟。因为李秋月、李建业两个人始终没有登记结婚，小志伟的户口也就无法申报。不久后，李秋月、李建业二人去广州做生意，但此后，却只有李建业一人回到北京，有人曾问起孩子母亲的事，李建业说他们俩在广州时就已经分手了，他也不知道李秋月的下落。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李秋月。就这样，李志伟被不明不白地留在了李建业父母的身边。等到该上小学时，李志伟还没有户口，无法入校。按照当时的政策，孩子出生后户籍随母，而李志伟的生母李秋月已经下落不明有六年多。为了这事，居委会还专门出了证明，最后好说歹说才帮着把李志伟送进了附近的一所小学。
街坊中有一位姓索的老奶奶，是看着小志伟一点点长大的。她眼含泪花惋惜不已：“作孽呀！要是这孩子在正常的家庭里长大，断不会走到今天。搁着谁，当父母都不应这样没良心。是他们把这个无辜的孩子给害了呀！现在他的爷爷、奶奶也去世了，等这孩子回来后可怎么生活呢？”
如果抛开犯罪事实，李志伟固然令人同情。然而，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度里，任何一种罪行都无法因为犯法者的身世而得到赦免。
情与法，高洁始终把握得平若止水
刑罚是必须的，但刑罚不是目的。感化和挽救每一个失足的青少年从此远离犯罪，这才是一个刑事法官的天职。2001年8月22日，二审裁定下达：驳回李志伟之上诉，维持原判。
案子审结了，但高洁的工作和生活并未恢复到先前的平静。鉴于李志伟的特殊情况，数月后，她决定约同检察院、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相关部门，一起来到看守所对李志伟进行回访帮教。如此联系多个相关部门，专门回访一个少年犯，这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2002年春节前的一天，当管教干部呼点李志伟的名字时，李志伟一下子竟愣了半天。自从他进了看守所，每一个会见日，他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呆着——从来没有人来探望过他。开始时，他对会见日感到的是悲伤，可后来就变得麻木了。
“李志伟！”当管教干部再次呼点他的姓名时，李志伟才意识到真的是在叫自己。片刻之后，他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的兴奋，他问道：“我奶奶好吗？”
当得知奶奶已经去世之后，李志伟的眼角立刻便流下了两行清泪，方才的那一丝兴奋也霎时荡然无存。他小声地嗫嚅着：“奶奶死了？奶奶怎么死了？她死了，以后我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高洁赶紧拍拍李志伟的肩膀，岔开了话题：“李志伟，你不要难过，还有大家呢。”高洁把自己带来的一个包裹送到了李志伟的怀里。那里面，装着她专门给李志伟买的书籍、挑选的衣物。作为法官，花钱为自己审判过的罪犯买衣服和生活用品，高洁也还是第一次。
那天的回访很成功，李志伟也当众表示一定听管教干部的话，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一周之后还认真地给高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重新做人的决心。
高姐：
您好！您不会介意我这样称呼您吧？因为我如果叫您法官，觉得不太合适。叫您高阿姨，您也没那么老，还是叫您高姐比较合适，也觉得很亲切。
我非常感动，您能在百忙之中来看我。您能来看我，让我感到您对我的关心，还有政府，也没有把我遗忘，谢谢您！谢谢你们，谢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您给我带来的书籍，真是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看，过得非常充实。这些书，让我知道了，只有在知识和素质上提高，我自己才会有进步。每次看到书里的那些话，就像是您在和我说话一样。过去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帮助过我。……请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信很短，但“姐姐”这一看似平常的称呼竟一时让高洁感到无所适从。但法官与罪犯，这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意味着什么？法官对待所有的罪犯都是以法律为准绳，一视同仁，可是罪犯在自己的心中又会怎样看待审判过自己的法官呢？这些问题，也许很少会有人想过。
此前为李志伟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在提讯和开庭时的思想教育，还是后来带着街道和居委会的干部去看守所回访，应该说都在一个法官的职责范围之内。即使自己花钱给李志伟购买衣物和生活用品，也只是考虑到李志伟的身世与家境，想尽快地帮她完成改造。前前后后，高洁都始终以一个法官身份出现在李志伟的面前。可是这次，李志伟真的给高洁出了一道难题。这一声看似普通的称呼，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法官职责的挑战——除了审判，你还能给我做些什么！
反复揣摩，高洁越发觉得这一声姐姐，是一个自幼失去家庭温暖的失足青少年对爱的渴盼，是对亲情的渴盼。于是，她回信答应了李志伟，前提是，李志伟必须好好改造，并且从此再也不犯以前的错误。
“献血”，也许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无奈
2002年10月13日，李志伟刑满释放。
那天，考虑到李志伟自由之后将会回到的是一个清冷的家，不再有热热的饭菜，也不再有暖暖的床被。即使是想再听到两位老人的训斥和唠叨，对李志伟来讲也只能是奢望。高洁本来是想亲自去接李志伟的，但因事先安排好的一个案子要开庭，身为审判长的她无法请假。为此，她专门跑了一趟居委会，对既是居委会主任又是老邻居的索奶奶说：“等李志伟回来后，一定告诉他跟我联系。”高洁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在了居委会。
一个多月后，高洁见到了李志伟。几句简单的问候之后，李志伟告诉了高洁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高姐，前几天我刚好路过新世界商场，见到路边停着一辆义务献血车，就过去献了。也没别的想法，只是想，过去的二十年，我没为这个社会做过什么有益的事，连听爷爷奶奶的话都很少，这次献点血，也算是为社会做点贡献吧，心理上也算是一点补偿。”
“不对呀？你不是没有身份证吗？没有身份证，人家怎么会接受你的献血呢？”
“是。但当时我是真想献，出来后我暗下决心要重新开始生活，对工作人员说我出门时忘带了，但身份证号码可以留下，他们就同意了。”
“你哪来的身份证号码？”
“自己编的。”李志伟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红色的“无偿献血证”。看着那个小红本，再看看眼前这张身体本就单薄、营养状况不好而清瘦的脸，高洁对着李志伟笑了。可一瞬间宽慰的笑容之后，在高洁的心里又感到一丝酸楚。
当她听说李志伟还没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时，高洁安慰他：“别着急，慢慢来。我也帮你想想办法。”
说也凑巧，高洁的一位朋友开了一家餐馆，本来不缺人手，但念及是多年的朋友，就答应了高洁。几天之后，李志伟上班了。
就在那家餐馆，李志伟干得非常卖力，老板他很赏识。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老板问他与高洁法官到底是什么关系。李志伟只好道出了实情。这一说不打紧，老板就急了，马上打电话给高洁证实。
老板对高洁说：“咱们认识多年了，是朋友，这没的说。可你真不该把他介绍到这里来。说实话，我也挺喜欢这孩子，能吃苦，肯干活。可你想想，我们干这行的，天天这个来查，那个来查的，他不但进去过，到现在连个身份证都没有，一旦让查出来，你说我……”
没等老板把话说完，高洁一下子便明白了：“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也明白了你的意思。我今天就把他领走，但我还是要谢谢你。”
“作为朋友我知道你是出于好心，可你当法官的，应该知道管这种事，可能会给自己添麻烦的。”朋友好言相劝。
高洁笑了笑：“你说的是有道理，可像他这样，如果连法官都不管，他还会去找谁呀？”
“找他父母呀！”
“能找着不就好了吗？孩子是曾犯过错，可是谁能说他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带着错来的呢？他现在真是没人疼没人爱呀。”
李志伟本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没想到这又一盆冷水几乎将他浇了个透心凉。那天，高洁对他苦苦相劝了大半天，让他暂时先稳定下来，至于工作的事，再想办法。一边这么劝着，高洁已经意识到，李志伟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户口问题，没有身份证，以后的路将会越来越难走。
之后，李志伟自己也找过几份工作，也曾到许多单位应聘过，但试用期一过，别人都留下了，唯独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解除合同。原因只有一个：他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对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谁都怕出事。
那段时间，因为打零工，李志伟手里攒了一点钱，他本想存到银行里，可没有身份证，人家根本就不给开户。他只好用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的身份证去开户存钱解决问题。这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实的无奈，让这个活到二十多岁了，却还没有身份的年轻人采用这样的无奈之举，来为自己存攒积蓄。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这个当口，李建业与李志伟“父子俩”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多年来，李建业当初没把李志伟赶出门去，原因在于两位老人不舍得李志伟，而如今老人均已下世，不久后，李建业把父母留下的两间房子卖掉走了，李志伟从此也就真正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没有住处，没有收入，又找不到工作，为了生存，李志伟曾在极度艰难时想到了卖血。可这次，因为他提供的身份证号不存在，血站拒绝采他的血。
这件事对李志伟的打击甚至比辞退他还要令他痛苦得多。他打电话给高洁：“高姐，你说为什么我无偿献血的时候就没人管我身份证号是真是假，可我生活无着，又不愿再做坏事，想卖血的时候就有人管了？我连卖血糊口的路都走不通呀！”手握听筒，高洁的心感到战栗！但除了安慰，她也一时说不出该怎么劝说他才好。
就在李志伟被餐馆辞退以后，高洁就着手帮助李志伟解决户口，打电话向有关部门咨询，专门与居委会、民政局和派出所的同事进行商议，但得到的答复难尽人意。派出所也有苦衷：“我们没有过这种先例。关于户口，法律上有严格的规定，是可以随父，也可以随母，但他的父亲不承认他们的父子关系，只有找着他的亲生母亲，他的户口才能解决。”
人海茫茫，要找一个二十多年都没有音讯的人，谈何容易？
已经别无选择的李志伟，只好找到李建业：“你既然不承认我们是父子关系，那你必须告诉我，我究竟是谁的儿子？当初是你和我妈一起去的广州，你说她离开了你，那她到底去了哪里？”
直到此时，李建业才告诉李志伟生身父母的情况，原来，李志伟的母亲李秋月出生在北京的海淀区，但因为“文革”期间家庭受到冲击，李秋月和姐姐随着父亲被遣送回原籍河北定州。但李秋月经常回北京，与在北京的男同学赵某见面。1980年10月李秋月与赵某发生性关系后，李秋月怀孕。此后李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