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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那人匆匆走开。
但史蒂文知道不是这回事，他没有神经质，他是害怕，为琼莉感到害怕，为他们的婚姻感到害怕。这件事确实正在干扰他们。他知道，自己这些想法并不能缓和他心灵深处认为此事另有隐情的担心。他抓起运动服，走出更衣室。
琼莉根本没去女更衣室，史蒂文发现她坐在自由体操房一张黑色皮椅上。他洗澡时，她一直在思索，埋怨自己刚才所说的话。自从史蒂文第一次提出疑惑之后，她终于开始面对她不想承认的事实：她自己也产生了某些怀疑。
但是她没有把这一点告诉史蒂文。
几天之后，爱丽西娅·马里斯无意中把头天晚上在一次晚会上闲聊中听到的一件事告诉了琼莉。这件事使得琼莉认真考虑了那个一直在她内心压着并拒绝承认的恐惧。事情是这样的：已故的帕梅拉·哈里曼在出任驻法大使时，有意关掉了美国驻巴黎大使馆里的暖气，这样屋里的下水管就会冻裂，造成漏水，毁坏使馆的家具和装饰艺术品，于是她就得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重新装修使馆。琼莉离开爱丽西娅后，产生了一种隐隐约约、无法解释清楚的感觉。有些情况是可以人为制造的，为的是产生令人比较满意和舒畅的结果。
过了几天，她数月来一直跟踪的一条新闻有了结果。她报道了这个令人震惊的结果：在某个非洲国家肆虐的罕见瘟疫，实际上是由那个国家的独裁总统下令，由一家医院把疫菌注射到百姓身上而造成的。这个独裁者向全世界发出呼吁，请求援助。援助以美、英、法、德等国出钱向瑞士一家大制药厂购买药品的方式进行。一位男记者体会到琼莉所理解的感觉，或者说是一种直觉，认为这里面还有名堂，最后发现这家药厂一个最大的股东正是这位独裁者本人。他搜集到证据，表明这个独裁者制造这场瘟疫危机，为的是使钞票流进他在瑞士银行的账户，并使他自己声名鹊起。
当她把这貌似无关的报道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考虑时，她发抖了。
连她自己也不明白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但是她感到心惊肉跳、毛骨悚然。
在巴克斯县他们那幢房子的园子里，史蒂文和琼莉跪在地上，种下一粒粒干种子，希望它们会长出鲜嫩多汁的夏令蔬菜。他们看见孩子们正在房子的另一头干着同样的活。“萨拉今年又要有大的甜豌豆吃了。”琼莉故作热情地说，其实她根本就不关心这个，
“对，怀亚特的南瓜会获奖。”
“哪儿的奖？”
“4F或者其他什么奖。”
“他又不是农夫。”
史蒂文突然抛却了伪装，那天在健身馆里出现的紧张气氛并未消散。“我们还能再谈谈吗？”
她点点头。“说吧。”
“我不想同你吵，我不喜欢吵。”
“我们不会吵的。”她向他保证。她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再说她自己也想讨论讨论。
“你报道过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史蒂文旧话重提，“你——我怎么说呢？你有没有感到这样的事太多了呢？”
她想表现出困惑。
“重大新闻太多了点儿，而且都是送上门来的。”
“你是说我一点儿本事也没有，全凭运气？”她想幽默一下，但是没有奏效，因为她的口气过于严肃。
史蒂文站起身，搓掉手上的泥。“我说过不想同你吵，那是我们的目标。”他提起花种篮子，走进屋里。
琼莉跟着他进了厨房。他在水池里洗了洗手，然后用毛巾把手擦干。“星期天，我坐在教堂里，牧师在布道中说上帝为每个人都安排了命运，对某些人来说，事情会非常非常顺利；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什么事都不顺，生活一团糟。他说所有这一切都在上帝的视野之中。”他打开冰箱，往一只玻璃杯里放了一把冰块，然后倒进一些牛奶。
“你怎么在牛奶里加冰？我从来就搞不懂是为什么。”
“零下的温度并不能使牛奶保持在零度。我喜欢这么喝，就像在路边饭店里买来的一样，冰凉。”
她大胆地开始交流。“教堂里牧师的话和我有什么相干？是不是因为像你父亲说过的话？”
“不是的。那时我开始想，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最著名的记者，这是上帝的安排，还是别人的安排？”
“谁的安排？”
他耸耸肩。“我无法想像，整个事情荒谬至极。”
“既然如此，你干脆不去想它不好吗？”
“我可做不到。”他向她靠了靠，见她确实在听，他的热情上来了。“琼①，这么巧你正好都在场，你就没感到奇怪？每次事件发生的时候你都正好在场？你一定有所感觉的。”
①琼莉的昵称。
她本来是要回答的，但怀亚特带着一身泥走了过来。“考基把我拽到沟里了。”考基是珍妮特·爱德华兹家的狗。珍妮特是个好邻居，但这条狗不是。琼莉感到一阵兴奋，因为她现在不必作答了，一条德国牧羊犬打断了她的思绪。
“怀亚特，你快成泥猴儿了。”史蒂文说着，再次拧开水池的水龙头。“是让我在这儿给你冲一冲，还是干脆把你送到洗车房？”
“我们为什么不养条狗，妈妈？”怀亚特边说边走近他父亲。
琼莉说：“照照镜子，这就是为什么。”
史蒂文替他洗去沾在头发和脸上的泥，然后扔给他一条毛巾。怀亚特注意到琼莉做的一炉碎巧克力饼干。“我能吃一块吗？”
“只能吃一块，先生，”琼莉警告他，“但要等你洗完澡之后。”
史蒂文给怀亚特倒了杯牛奶。“小家伙，牛奶里加冰吗？”
“好的，爸爸。”
琼莉笑了。“从小就训练他们了。”她高兴地说着，回到院子里。
一进院子，她的表情就变了，身体开始发抖。她麻木了：他是对的。
史蒂文在院子里找到了她。她正愣愣地看着落日，看着它给树上的新叶抹了一层带蓝色的金边。“时间过得这么快，这大好春光你不抓住它，几乎就享受不了了……”
“琼莉，我们不能置之不理。”
早些时候的友好气氛没有再次出现，她又开始防守了。“但是我们在这件事上能采取什么措施呢？你怎么能相信一个连你自己都觉得荒谬的想法呢？”
“呃，我们必须——”
“不行。”她坚定地说。要承认自己报道过的这么多事件、这么多重大新闻都是假的，对她来说太困难了。“我是个好记者，最好的。我不需要任何人帮我、给我提供新闻、让事件为我而发生。我不是什么骗子。”
“我从来没说你是骗子。”
“如果我……如果我认同你这个说法、这个不理智的说法，我就会有这种感觉。”
他突然意识到她在健身馆里为什么会勃然大怒、为什么会指责他妒忌她的成功了。他的观点摧毁了她的信心，也就是她的自信。“琼——”
她站起身来。“我要去做晚饭了，我们以后别再谈这件事了。”
史蒂文没再说什么。他知道，不能再给她施加压力了。
但是他知道，他会尽可能给自己施加压力的，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他弄清事情的真相。
第二天，琼莉在电视台里坐立不安。史蒂文的推论使她无法反驳。巴尼·凯勒来到华盛顿，想邀请她共迸午餐。她准备答应的时候，有消息传来，说穆斯林领袖法拉克汗的飞机在利比亚坠毁，机上许多人遇难，但是他和另外四个人奇迹般地幸免于难。
于是她到的黎波里进行了四天报道，得出结论说恶劣天气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但是也有谣言说中央情报局想干预法拉克汗和利比亚之间的紧密关系。琼莉得以接近穆阿马尔·卡扎菲上校，成为唯一被允许对他进行采访的记者。卡扎菲上校宣称这是美国政府想除掉法拉克汗的阴谋，收视率直线上升。
回到华盛顿，琼莉和爱丽西娅一起编辑《琼莉·帕特森从利比亚报道》的片子。她到编辑室外呆了二十分钟，抓起一份色拉和百事可乐套餐，发现巴尼溜进餐厅，挨着她坐下。“你在那边太棒了，太令人惊讶了，”他兴高采烈地说，“我们把其他人赶出了局，那档晚间节目太棒了。”
“谢谢，可是伙计，上校是十足的混蛋。”
“就像我认识的某些电视人。”
“我同意。”她有些不安地说。
“呃，最近怎么样？”
“又回到平凡世界里来了，克莱今早打电话来了，你们真要让我在下周的募捐大会上讲话？那可是共和党的募捐。”
“我们会给民主党人相同的时间。”
“我是说正经的，”她强调说，“我认为我们不应站在任何一边。”
“你不是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参加，你是嘉宾，全国最著名的女记者。”
“党派之间的这些事使我感到紧张。”
“你会克服的。再说，你就是个共和党人嘛。”
“我首先是一名记者，我们在政治上不支持任何一方。”
“你将发表一篇演说，谈谈自己的生活，谈谈电视对家庭价值观念的影响，谈谈科学技术和智力、人性之间如何没有冲突，诸如此类的内容。”他的话很像一道命令。为了委婉一些，他补充了一句，“他们会喜爱你的。”
“我不打算参加任何竞选。”
“现在还不会。”
“什么意思？”
“还记不记得我们曾开玩笑说舍不得让你去从政？”
“不记得了。”
“在最初的时候，第一次聚餐。”
“啊，我想是的，是说过类似的话。”
“今天是第二次。你名气大，有影响力，你能赢的。”
“赢什么？家长一教师协会主席？邻里治安队长？”
“想要什么都行，大家都会投你的票，你也可以竞选总统。自从杰拉尔丁·费拉罗①之后，我们已走了很长一段路。”
①杰拉尔丁·费拉罗是美国女政治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蒙代尔一九八四年提名她为竟选伙伴。
“你讲话很像史蒂文的父亲和我的疯狂崇拜者史蒂文·罗维格，还有我的儿子，简直想不到吧。如果有什么人要竞选公职，那应该是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或者是黛安娜·范斯坦。”
“她可以当戈尔的竞选伙伴。”
“和克里斯·惠特曼来一场精彩的辩论。”
“她的名字将和布什或者奎尔的名字一起上选票，那会断送她的政治生命，现在到了女人进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了。靠自己的力量。”
她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于是换了个话题。“我有一篇真正的报道正在酝酿。”
“关于什么的？”
“关于某种阴谋。一个杀手，刺客，尾随着一名记者到处活动。”
他揉了揉下巴。“那个记者是谁？”
“我。”
“再多给我说一些。”
“没有了，至少现在还没有，史蒂文是最早发现这个阴谋的人，他正着手干呢。”
“发现什么？我糊涂了。”
她告诉他：“还记得菲律宾的录像带上那张著名的手部放大照片吗？”
“《时代周刊》的封面，我怎么能忘呢？”
“史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