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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希特勒死于１９３７年，即他上台四周年之际——尽管碰上严重的经济大危机——毫无疑问，他将被作为一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写进德国史册。在全欧，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杰尔杜鲁德·斯坦因他觉得罗斯福令人生厌认为，希特勒应得诺贝尔和平奖。乔治·萧伯纳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希特勒和其他独裁者辩护。他发表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演讲，令他的“费边学社”同人怒不可遏，也遭到被放逐的反法西斯战士的激烈反对，言辞激烈的信件如洪水般涌来。另一名直言不讳的追随者是瑞典著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他写道，希特勒具有为正义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热情、远大的政治目光、准确无误的卓识远见，“他真正关心他的同胞们的福利”。赫定本人有十六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且为此而自豪。他一方面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辩护，另一方面又反对其严厉的措施。他说，只要你公正地调查一下停战以来犹太人的行径，你就会明白德国人为何讨厌犹太人。“哪里通过了失败主义和奴颜卑膝的政策，那里的主要支持者肯定是犹太人无疑。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锋肯定是犹太人。这是一条规律。”他对希特勒之成就的总结可说是出自戈培尔的手笔，“能在短短的四年内将他的人民从最底层提高到自我觉醒、自豪、守纪律而又有权力的人，自然值得他的同胞感激和受全人类尊敬。”
希特勒不仅鼓舞了作为个人的外国人，而且还作出榜样，在整个欧洲刺激了类似的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法西斯联盟”，即所谓的黑衣党。不久前，希特勒曾出席黑衣党领导人奥斯瓦尔德·莫斯雷爵士与迪阿娜·密特福特举行婚礼后举办的午餐招待会。在法国——在那里，反犹主义长期以来就是民族主义、忠君主义，有时还是天主教主义的一个方面——查尔斯·莫拉斯领导的“法国行动会”也繁衍起来，它在一部分有天才的作家中影响颇大。此外，在法国还有弗朗索瓦·德拉罗克上校领导的老牌极右分子组织“铁十字架”，以及五六个诸如此类的组织。虽然实践中的法西斯主义令这些非因循守旧者反感，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发表的言论和所取得的成就却将他们动员了起来。他们反对自由国家，反对民主和议会政体。
在比利时，后来称自己为希特勒精神之子的青年里昂·德格雷尔组织了“君王党”，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我们的运动，”多年后他评论说，“是长枪会性质的，不是法西斯的，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政治性质的。”在他看来，君王主义是对时弊的—个运动；是政治革新和政治正义的运动；是反对混乱、无能、渎职、动摇以及——这是最重要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
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波及了美国。在美“德美同盟会”，会员们公开穿起纳粹制服：白衬衣、黑领带、高筒靴和字章。在中国，蒋介石秘密组织了被称为“蓝衣社”的精华小组。“现在，法西斯主义被认为是落后的，”许多年后，一会员说，“但在那时，它是振兴中国的极先进的手段。”它的首要目标，很明显，是要维护民族的生存。“法西斯主义是濒临灭亡的民族得以自救的惟一工具，”蓝衣社的刊物《社会新闻》在一章社论中写道，“它拯救了意大利和德国……因之，除效法法西斯暴力斗争的精神外，别无他途，一如意大利与德国之所为。”蒋介石也同样满腔热情。“法西斯主义能否救中国”他向一群蓝衣社会员提出这个问题，并自己作了回答：“当然可以法西斯主义系中国目前之亟需。”尽管在公开场合他否定西方人士，也厌恶民主，却坚信希特勒之元首原则“数十年来，吾人对民主和提倡思想自由十分陶醉，却一无所得”。“法西斯主义之要旨”，希特勒上台八个月后，蒋介石告诫其党的头目们说，“系对英明领袖之绝对信任。”除非对这样一位领袖完全信赖，否则，民族之复兴实无可能。“所以，毋需多言，领袖定是有革命精神的伟人，定能作全体党员的表率和楷模。再者，每位党员当需牺牲一切，直接为领袖和党效力，此也即为社会、民族和革命效劳。从吾人参加此革命党之日起，吾人已将自己之权利、生命、自由和幸福奉献给此党及其领袖……为此，吾人才得以被谓为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
希特勒上台后四年内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鼓舞了许多有同样思想的人们。法西斯主义不仅吸引着心怀不满或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们，而且也吸引着那些心怀好意、忧国忧民的人士。它把大批青年和知识界人士吸引过去——他们觉得，比诸资产阶级之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更为新鲜。尽管各国法西斯主义的牌号不同，法西斯主义的所有推崇者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内都一致相信，无论如何，民族之精神团结定能扫除万难。他们相信，达此目标，任何方式均属正义，无可指责。
第六部 铤而走险 “史无前例的灾难”（1）
８月２４日早晨，星期四，人们一觉醒来便发现报纸登了大标题，公布了一项不但使普通公民而且也令外交界大吃一惊的条约。“我预料会向波兰发最后通牒，”汉德逊从柏林报告说，“波兰政府重建联系的最后努力是否有用，我是非常怀疑的。但，我将它看成是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有最后一线希望的话。”
波兰的报界虽极力将苏德条约贬低为德国的软弱的表现，波兰人民还是极为不安的。政府则表示，它有充分信心，一旦与希特勒发生战争，英法的援助将使局势改观。法国共产党人被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一方面要忠于祖国，另一方面又要忠于俄国大妈。他们的美国同行尤其混乱。开始，《工人日报》对苏德条约置之不理，似乎要等莫斯科的指示。后来，美共领导人白劳德宣称，条约削弱了希特勒。极左的“进步人士”不问情由便乖乖地接受了党的一条新的路线：与希特勒签订条约后，俄国便可为最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作好准备。罗斯福总统的反应是给希特勒发出另一封道义电报，敦促希特勒“在合乎情理的、规定的期间内，勿再采取积极的敌对行动”，但与他以前做的一样，把这封电报束之高阁，忘得一干二净。
在莫斯科，斯大林在自我庆贺。因为他坚信在政治现实面前英国人将会妥协，他更认为，已答应给他的势力范围，用不着流血，靠谈判便可到手。希特勒的其他盟友可没有如此乐观。意大利人一方面承认希特勒“这一招打得漂亮”，另一方面却又深感不安；而日本人则害怕这一联盟会鼓励斯大林向满州施加压力。日本平沼首相——为了取得与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议的一致意见，他的内阁业已开了７０多次会议，但仍徒劳——觉得难堪，且为之搞得目瞪口呆。他竟宣布，“由于近来欧洲局势离奇复杂，本内阁即日起辞职。”
一般说来，德国公众是高兴的，也觉得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元首，受包围的威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恐惧，一下子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觉得咽不下这项条约的是元首的那些最坚强的老追随者。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也很快说服了自己：领袖对自己之所为了如指掌。
希特勒飞赴柏林，亲身去迎接回来的英雄里宾特洛甫。当晚，他躲在总理府，听取外长汇报。里宾特洛甫口若悬河，大讲特讲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的事，使希特勒觉得“自己有如置身于党的老同志中间”。还有，冬宫里悬挂着的沙皇尼古拉的那幅像也使里宾特洛甫相信，共产党自己也尊敬一位曾为人民办事的沙皇。这些，希特勒虽然也听得津津有味，但更使他入迷的还是霍夫曼拍的那些照片。看来，希特勒曾交待霍夫曼去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近照，因为他想看看斯大林的耳垂“是往里长的犹太人的耳垂呢，还是分开的雅利安人的耳垂”。有张侧面像是最有说服力的：他的新战友——据耳垂测试——并不是个犹太人。
然而，对最终仪式的那些照片，希特勒却摇头了。每张照片里的斯大林都叼着一支香烟。“条约签字仪式是很隆重的，嘴角上叼一支香烟怎好出席这个仪式”他说完，便令摄影师霍夫曼把各张照片里的香烟都涂掉，然后再向报界发稿。
元首也详细询问了陪同里宾特洛甫前往俄国访问的那个兵工军官。他汇报说，在开庆贺晚宴时，在请客人们入席前，斯大林曾亲自检查桌子，看是否一切就绪。他这一说使施洛德小姐也想起了元首自己，她轻率地就两人的相似之处说了一些话。“我的仆人和我的屋子，”他有点愠怒地说，“任何时候都是完美无缺的”
次日，８月２５日，星期五，是关键性的一天，也是最忙的一天。一大早，希特勒便致函墨索里尼，有点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了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在向他保证本条约只能加强轴心国的实力后，希特勒表示相信，意大利总理会理解他为何会被迫采取如此一个激烈步骤的。希特勒的下一个行动是叫施密特将张伯伦日前在下院的讲话中的重要段落翻译出来。希特勒聚精会神地听着——英国首相承认，莫斯科条约的消息传来后，“人们觉得惊奇，且很不高兴”，但如果德国人认为，英法两国从此便不再履行其对波兰的义务，那么，他们是在“危险的幻觉中”操劳了。
“这些话，”施密特回忆说，“使希特勒沉思，但未说什么。”也许，这证实了一个遭人唠叨的举棋不定之举。对波兰的进攻原定在次日一早开始，但由于举棋不定，快到中午时，他向指挥部发出指示，要他们将发出执行令的时间推后１小时——延至下午３时。之后，他把英国大使召到总理府。汉德逊于下午１时３０分抵达。他发现，元首有点想重修旧好，准备“像对俄国一样，也向英国采取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向俄国采取行动的结果，是最近签订的条约”。希特勒说，他的良心驱使他去做出最后努力，以巩固良好的关系。但，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了。
在汉德逊看来，他很正常，也很平静。但是，一当他历数对波兰人的指控，例如射击民航飞机，他便发火。他喊道，这些行径“必须停止”！但泽问题，以及走廊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不得再拖延。张伯伦最近一次演说的惟一后果，有可能是“英德两国间一场血腥的、不可预测的战争”。但是，这一次德国却无需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了。“俄国与德国决不会再拿起武器互相厮杀”。
当汉德逊一再强调英国决不会违背它给波兰许下的诺言时，原来摆好一副威胁恫吓架势的希特勒，也讲起道理来了。波兰问题一解决，他就准备并决心再向英国提出一项全面的建议，例如，他愿意接受大英帝国并亲自保证它的继续存在。但是，如英国拒绝他的建议，他恶狠狠地说，“那就会出现战争。”而这又是他最后的建议。
半小时后，即下午３时零２分，他批准了于拂晓进攻波兰的命令。表面看来，他这一赌注原系机会主义使然。但是，应该承认，希特勒是个日常政治的狡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