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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具有某个社团在采取复仇行动的性质；它是个世界范围内的伟大运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结构和幕后操纵者的一场战争。我们并不需要一二百名忠心耿耿的密谋者；我们需要的是千千万万为我们的世界事业而战斗的狂热的斗士……我们必须向马克思主义者表明，街道未来之主人是国家社会主义，就像国社党某一天终将变成国家的主人一样。”冲锋队的正式制服是褐衫褐领带。采用这种颜色纯属偶然；这种制服原是为德国在东非的驻军缝制的，因未被采用，所以可以大量买到。
１９２６年末，《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了。本卷的副标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以党向慕尼黑起义提交２５点纲领那天以来的历史为基础写成的。它有点像历史，而不是自传。自马基雅维利以来，关于政治，很少出现过如此实用的论述。而希特勒关于宣传和组织的观点，对只具有街头斗争水平的人们来说，是颇有实用价值的。他对群众心理的分析表明，他是研读过几年前在德国出版的弗洛伊德的《集团心理及自我分析》一书的。“集团极易轻信，”弗洛伊德写道，“也易受影响。它缺乏批判能力，对它，未决是不存在的。集团之感觉总是极简单和被夸大，所以，它不知何谓怀疑，何谓未决。”威廉·麦克杜戈尔和古斯塔夫·勒·邦也曾表述过类似的原则，但他们的著作尚未译成德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竟要维也纳的一位犹太人指教：演讲者如欲左右群众，他必须“夸张，将同样的观点反反复复地重复”。弗洛伊德也指出，群众是“偏执的，但服从权威……它对其英雄提出的要求是力量甚至暴力。它要求受人统治和压迫，要求惧怕它的主人”。希特勒从他的同胞那里取其所需可说是典型的。他把弗洛伊德的理论与他的思想联系起来，铸造出一种可怕的武器。
希特勒的这本书也表明，他已剧烈地改变了其对外政策。战争结束时他深信，法国是德国的主要仇敌，在１９２０年７月的一次讲演中，他甚至曾说过，一旦犹太人被逐，就与苏联结盟。现在，过了６年后，在第二卷的倒数第二章中，他承认把法国当作主要敌人是错的，完全反对重新再战。国社党的对外政策必须改变，他说，就是说“要在这个地球上为德国人民取得有权得到的土地”。几页后，他把话说得更加露骨：“我们要继续６００年前未竟之业，停止德国人无止境的南迁西走，将目光朝上转移，盯住东方的土地。”所谓东方，主要指苏俄。他攻击说，苏俄“在犹太人桎梏下”业已沦陷，命运已把德国挑选出来，征服这块以犹太人为患的土地。
扩张主义历来是德国的梦想。１９０６年，克劳斯·瓦格纳写道：“每个伟大的民族都需要新的领土。它必须向外国领土扩张。它必须用刀剑的威力驱逐外国人。”希特勒的贡献在于他将此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他说，民族的疆界已不再由皇室决定。今天的情况是，“冷酷无情的犹太人正为统治各民族而斗争。除非使用刀剑，否则，没有一个民族能将犹太人的黑手从其脖子上除开”。所以，靠了刀剑，他便能消除犹太人的威胁，消灭法国、俄国和马克思主义，把德国和日耳曼人的理想推向前列。自从在帕斯瓦尔克医院里看见幻影以来，靠其特殊的、无系统的、几乎具有灵感的方法，经过７年的探索，他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
赫斯带着这本书去见豪斯霍弗教授，问他是否可在他的刊物上评论一下？豪斯霍弗看了这本书后“颇不高兴”，尤其是因为他妻子是犹太人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的恶骂。他也看不出他的生存空间理论与希特勒的征服东方论有何联系。“我那时觉得，”他后来回忆道，“它好像是专为蛊惑人心而写的、转瞬即逝的许多书籍中的一种。非常明白，本书的来源与我无关。”
希特勒对全书作了深思熟虑后，向弗兰克承认，他不是一个作家。“写作时，我常常想不起来。”他承认，《我的奋斗》仅是他为《人民观察家报》写的主要文章的集子。“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如果在１９２４年我就知道将来会当总理的话，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后几天，希特勒将在霍夫布劳斯酒店举行的纳粹圣诞庆祝活动变成了对犹太人的恶毒攻击。“基督，”他说，“是早期反对世界敌人犹太人的斗争中最伟大的战士。”希特勒并未将耶稣看成是个犹太人，而是个不遵循犹太宗教，因而没有犹太毒素的半犹太人，其荒谬的理由是，他有纯洁的思想，只不过有犹太祖父母而已。他不是和平的使者。他的生活目的和毕生的教导都是要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权力而战斗，为此，他便被他的头号敌人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之未竟事业，我阿道夫·希特勒将把它完成。”
几个月后，自命为弥赛亚的希特勒之最强大的政治武器得到归还。１９２７年３月５日，不准在巴伐利亚公开演讲的禁令被撤销。４天后，他在皇冠马戏院向一大群兴奋的听众发表了讲话。晚８时３分，外边响起了“希特勒万岁”的喊声。接着，乐队奏起了激动人心的进行曲。希特勒穿着军衣进来了，身后跟着一群随从。在听众的欢呼声和顿足声中，他迅速地沿夹道大步走去。希特勒一上讲台，厅内顿时鸦雀无声。２００名褐衫党徒，在两名鼓手和一面旗帜引导下。步人会场。“万岁”声顿时雷动，听众一律举臂行法西斯礼。台上，希特勒脸色严峻，伸出右臂。在乐声中，旗手们打着罗马兵团式的闪闪晶晶的花圈老鹰字旗，走上主席台。冲锋队员们在台下就座，在台上的，则一动不动地立正站在演讲人身后。
开始，希特勒讲得很慢，不慌不忙。接着，他便滔滔不绝。据警方说，他激动得前后跳来跳去，不停地打着手势，“令１０００名听众着了迷。当他的讲演被掌声打断时，他便向前伸出双手，极富戏剧性。在讲演的后半部分常出现的‘不’字，也像演戏似的被故意加重”。这是哈努森式的讲演。在两个半小时里，希特勒大谈德国的危机；他的结论是，在如此混乱的世上，只有犹太人才是胜利者。这是个激动人心的讲演，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他说了些什么，而是他讲演的方法。只有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这一次，他将合法地，并最大限度地使用其迷人的魅力，以达到其目标。
在类似的重要演讲过程中，希特勒常常要喝２０小瓶矿泉水，他的衬衣也常被汗水湿透。有时，特别是在夏季，他坚持要在讲台上放置一块冰，以供凉手。每次讲演完毕，他便立即到附近的房间这是会议举办者提供的，去洗澡。
在这次及尔后的多次讲演中，希特勒好像在遵循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的社会主义路线；在攻击资本主义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时，他甚至使用了左派的语言。但是，他却把将城市工人争取到国社党一边来的战斗锋芒留给了一位更有资格的人去承担。约瑟夫·戈培尔早已去了柏林，走时，他肩背一个旧书包里边只有两套外衣，几件衬衣，几本书和一叠手稿，买的是三等火车票。抵达后，他发现，柏林区的党组织混乱不堪。他后来写道，“在那些日子里，柏林的所谓党组织根本名不副实，五花八门的人凑在一起，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只有几百名。”他的说法虽然比他在日记中所记载的要不符合实际得多，但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在首都，党的会议常常变成叫骂比赛，抽耳光之举成了家常便饭。一次，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与一名叫哈格曼的发生争吵，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竟以提出决斗而告终。
摆在戈培尔面前的任务，很明显，是极端困难的。在他所管辖的近千名党员中“除了彼此不和外”，在街道，还遭到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当时的区党部设在波茨坦大街一座大楼内的“肮脏的地下室里”。“简直乱透了。财政被弄得乱七八糟。柏林党区那时啥也没有，有的是债务”。这种情况不但没有令戈培尔泄气，反而使他备受鼓舞。他将总部迁至一个较好的地方，开始正常办公，还健全了财会制度——由他亲自管理。到１９２７年２月，区党部不但全部偿还了债务，而且还有１万马克左右的固定资产，还拥有一辆旧车。
戈培尔觉得，现在该是壮大党的组织的时候了。为此，他就得引起厌倦的公众的注意。“柏林人需要耸人听闻的东西，就像鱼需要水一样，”他写道，“他们靠此过日子。若不认识这点，任何政治宣传都是无的放矢。此后，或写文章，或发表讲演，他都尽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讲稿都写得干脆利落，生动活泼。他的冲锋队则在街头找赤色分子寻衅——尤其是在他们有理时。”他的理论是“能征服街道者，定能征服群众；征服了群众也即征服了国家”。
据房东太太说，凡作讲演，他必先在大镜前练习其姿势，一练就是几小时。上台后，他果然大有长进；不久，他便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在会议开始前，他总要问清听讲的对象是什么人。“我该用什么风格？民族的，社会的，还是感伤的？当然啰，这一切我样样齐备。”
他常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争取听众。他是个出色的演员，能立即从幽默转向伤感再转向谩骂。他常常故意挑动赤色分子，让他们高声抗议，从而为其所用。“制造喧哗，”一次他说过，“是反抗的一种有效的武器。”在他看来，宣传是一种艺术，而他又是掌握这种艺术的高手——他用美国式的招徕术兜售国家社会主义，好像它是世界上最佳货物似的。
戈培尔在工人住宅区维丁区参战的方式，是用醒目的大红字树起路牌，宣称“资产阶级国家快完蛋了”。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１日，他邀请许多工人参加群众集会。此次大会是在共产党人常举行集会的法鲁士大厅举行的。这是公开宣战。主席刚宣布大会开始，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便高声喊道，议程中有一点希望得到澄清。主席对他置之不理；那人再次重复他的要求时，被冲锋队轰了出去。一场斗争开始了。８３名赤色分子遭到毒打；１０多名纳粹分子受伤。戈培尔此时大显身手，下令将这些人抬上主席台，让他们在那里呻吟——这样效果才更好。这一招显示出戈培尔作为宣传家的才能。法鲁士大厅一战，使纳粹党的名字上了报纸的头版。这样，原来对希特勒及其运动知之甚少的柏林人便明白了，原来城内还有一股新的政治势力。这宣传原是诽谤性的。不料，在尔后的几天内竟有２６００人申请加入纳粹党，其中５００人还申请加入冲锋队。
参加大会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待希特勒出现在克罗饭店时，听众人数已达５０００人。这次大会是为纪念马克思主义者的节日“五一”节而举行的；元首开讲时俨然像列宁：“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是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敌人。他们通过不公平的工资以及用财富和财产的多寡，而不是用责任之大小和功劳之大小，不适宜地评价人的价值的办法，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