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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身朝岳父鞠躬，说了声谢谢。
岳父冷不丁地说道，你为什么这样急？
我一怔，难道岳父清楚那五十万元的事？不可能。可能有细心的读者这里又会发问，你李国安凭什么就敢贷这五十万？你拿什么还，难道喝了一年多的冷茶，你这个自许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人就已做好了贪污受贿的准备？你就算准了这五十万不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就算准了一个交通局局长的美差在等着自己？明知岳父是财政厅厅长，迟早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为什么还要在田副省长那押赌注，这样亟不可待？
我只能把我当时的内心想法告诉大家。我渴望舞台，一个足够大的舞台。别说贷五十万，贷一百万，我也敢。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尝过权力滋味的人，要想再放手，说什么山间风月竹篱农舍，那太难了。有几个人是华盛顿？我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不贪污受贿，不拿老百姓一根针线，把这贷款还了。我能在大成县搞华润公司，就能在别处搞盈润、科润。只要我有一个实职，必然能以此为支点撬起整个地球——古希腊的哲人阿基米德有句差不多的名言。
我并不担心肉包子打狗，送领导一条烟，领导接了不办事，那是理所当然。送领导五十万，领导敢接，说明他差不多有谱。当然，送也得讲究技巧。对田副省长这种级别的人物，直接送钱是不妥的，我用这五十万买了一副国画大师的真迹，并附有香港某权威拍卖行的鉴定证书。田副省长才五十出头，年轻有为，在中央也有人。我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全寄托于岳父那。人是自私的，岳父也要为自身考虑。如果他前年坚持让我留任大成县长，并非不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选择了弃车保帅，我是他与别人进行政治搏奕时的一粒棋子。我已经闲了快两年，这六百来天，我天天都是热锅上的蚂蚁。
我并不知道自己能担任交通局长一职。完全是运气。或者说，是田副省长的决定。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不该问我，应该问他本人。我私下猜测，可能是田副省长认为我这个人胆子比较大，没有实权时都敢拿五十万送上去，若是有了一个肥差，恐怕五百万都能送上去。大家别笑。我们天天讲反腐倡廉，这样监督，那样提倡，若能真正把决策公开，把财务公开，把人事公开，把政府行为全透明化，什么东西都摆给老百姓看，摆给社会舆论说，来一个釜底抽薪，这工作就并没有多困难。不过，若真这样，那做官就真是做公仆了。所以说，领导赏了你肥差，摆明就是要你去捞的。你若辜负领导的青睐，那该一头撞死。别霸着粪坑不拉屎。当然，捞有捞法，有人捞得巧，有人捞得笨，有人捞出一身正气，有人却把自己捞进监狱，这捞的学问却是大得很。
或许这些理由并不充分。反正我就是这样想了，这样做了。性格决定命运。我可能是天生的赌徒。但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少，比如那位郑科长，这五十万说是我贷的，我没签一个字。他是用五十万赌我的政治前途，而我也值得他赌。
这些话我自是不会对岳父说，傻站半天，憋出一句，我也不知道田副省长为什么要用我。可能是他读了我几篇论文。觉得我这人还有想法。
岳父叹口气，眉宇间有忧色。这种忧色当非作伪。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我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田副省长的欢心？我似乎已经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以内；二是，我是否会在交通局这个公认的“犯罪分子的温床”摔跤，毕竟我是他独生女儿的丈夫。
我起身告辞。权力是最好的春药。这话一点也不假。陈映真有点招架不错在床上重新龙精虎猛的我，嗔道，你要死啊？
我哈哈大笑，突然理解了毛主席。
这回我低调了许多。到任三个月，许多中层干部都不认识我。我没事就在档案室里看资料，间或把一些人叫到办公室聊天喝茶。讲白一点，就是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顺便也给他们一个表忠心站好队的机会。一朝天子一朝臣，这话搁哪个朝代哪国政府，都颠扑不倒。“刺头儿”要不要用？也要用。一个领导有没有水平，关键是看他如何用这三种人，奴才、庸才、人才。这是一个菱形结构，两头尖尖中间大。奴才防着用；庸才哄着用；人才累着用。奴才不是蠢材，多是小人，搞不好就被反咬一口。庸人代表群众，是大多数，所以得让他们如沐春风。人才最贱，喂一把草就能挤出一大桶奶，每天不挤出三桶奶，他还憋得慌。这三种人是有交集的。奴才加庸才可以随便用。奴才加人才最是难得。
有一件事，或许值得说说。这年初，电影《焦裕禄》热映全国。我到任后，组织全局一百七十三名干部职工重新观影，再谈认识，字数不限，不得抄袭，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谈。为什么要这样搞？堂而皇之的理由就不说了。关键是从这种最易打马虎眼处看人，看有几人敷衍了事，看有几人胆敢抄袭，看有几人满纸热泪，看有几人意识到这也是机遇……
明海来找我。我把他直接调入交通局，给了一个并不显眼的位置。我很坦白地告诉他，你还得再办一个华润。
许芳也来找我，我与她谈了一夜。许芳说起她在大成这两年的狼狈日子，哭了。她的容貌憔悴了许多。我很难受。我问她是否还愿意跟着我干，她想了半天，还是摇头，请求我能帮她调回梨山。我答应了她。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之间的情份完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梨山。她前年跟我来大成县是替梨山人还情的。她是梨山人的好女儿。她若再跟着我，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好事。不提讨厌的闲言风语，简单一点地说，地区的政治气候比起县乡，需要更多的走钢丝的技巧，而许芳并不具有这种长袖善舞的政治才能，要不，在我离开的日子里，她也不至于如此窘迫。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更懂得平衡艺术的女人。
九二年，随着邓公南巡讲话精神的传达，新一轮的商品大潮轰然而至。时代终于选择了市场经济。与八四年的摆摊致富不同，与八七年的官倒发财不同，这次的弄潮儿大抵是一批高素质的人才。有两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一是深圳股市骚乱。一百五十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深圳，采取买表抽签的方式认购五亿新股；二是在中共十四大开幕当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解万英在校园里跳楼自尽，留下一本封面上涂写着“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求是》杂志。
杨成艳已调任地区水利局常务副局长，官算是升了半级。我在一次晚宴上又重新遇见了一身职业套裙的她，也情不自禁地想起大成，感觉真有点恍若昨世。我们没谈大成，聊起这两件事。杨成艳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七个人，因为海难漂流到一个孤岛上，食物很匮乏，岛上所能种植出的粮食仅够每天熬一锅粥。怎样分粥？
我笑了。我在某本书上看过这个管理学上的经典理论。大家轮流分，看似平等，但每人只有一天才能吃饱，而且有余，其他六天得挨饿。找一个最有威望的人来分，结果是他能吃好，拍他马屁的人能吃饱，与他关系不那么亲密的人得饿死。所以几千年的中国就是一部陷入死循环的造反史。书上给出的结论是：分权制衡。大家轮流着分，分粥的那个人最后一个领粥。不过，我可不想炒书上的冷饭，反问了一句，你觉得应该怎么分？
把他们都改造成共产主义新人。杨成艳笑了，如果他们中有谁不肯大公无私，只好砍他的脑袋了。
我也乐了，接嘴说道，砍啊砍啊，就砍出一片甘蔗林。还是郭小川的甘蔗林。
我们异口同声地念道，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
我们相视一眼，一起哈哈大笑。这个问题确实有意思。马克思渴望“物质极大丰富”，最好每人都有一锅粥，可惜孤岛就这样大，地球的重量只有59。76万亿亿吨。而且物质再怎么丰富也不可能消灭“稀缺”。“稀缺”是唯物的，更是唯心的。就算人人一辆汽车，谁开宝马谁坐夏利？就算人人都开上了同一排量同一款式宝马，可满大街都是这样的宝马，又有几个人能受得了？何况，人确实有聪明妍媸之分，用一把量筒让垂垂老者与一个干活最卖力的壮汉吃一样数量的粥，其实更不公平。再说，哪里能找到这个量筒？恐怕连阿里巴巴的藏宝洞里也没有，得向万能的主申请。
我与杨成艳并肩走出餐厅。明月淡淡，印在墙上，那千万流光都化成了水，把整幢楼洗得透亮。我突然感觉不大舒服，好像被某种力量在胃部打了一拳。眼前的景物好像有了耳嘴鼻舌喉，以一种诡异的神态在诉说着什么。一些寂静的光线穿过身体并把某种东西带出体外。我蹲下身，咳嗽起来。杨成艳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可能是风寒。我问她是否愿意再与我搭伙干。
杨成艳笑靥如花，说，怎么，还打算给我发奖金？她的下颌是尖的，像蛋清一样，呈半透明状。
母亲过世了，两个月后，继父也过世了。我在收拾遗物时读到母亲的日记。若非这五本日记的提醒，我真的忘掉了自己还有一个亲生父亲。我能有这样一个继父，是前世修来的福气。我按照他老人家的遗愿，把他与母亲合葬一处。愿他们下辈子还是夫妻。父爱如山，坦率说，我对母亲的感情并没有对继父那样深厚。我是在继父过世上才惊讶地发现这点。母亲过世的那天，我哭了，心里并没有特别难受，反有解脱之意。继父葬礼的那天，我没掉一滴眼泪，当时也没有什么难受，人总是要死的，区别只在于死得快慢而已。但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在街头，发现前面不远处走着一个人。继父，我想喊出声，马上意识到这不可能，可身影的的确确是继父的。一件藏青色的茄克，一条黑裤子，头埋在耸起的肩膀里，头上还戴着一顶呢子做的鸭舌帽。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已不在人世。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消失了。眼中只剩下这个高大的身影。
我情不自禁赶上前，猛回头——不是继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老人。各种各样的声音重新把我拉回到尘世。老人看了我一眼，目光浑浊，走开了。他的身影与继父完全一样。我不应该赶上前的。我失声痛哭，在马路上，在天空下。我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竟然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雨下了起来。是阵雨，像马一样喷出响亮的鼻息。雨雾腾起。雨点带来上帝的声音。一股巨大的悲伤迎面撞来，并摧毁了我。身体里燃起细微的火苗。我听见体内细胞分裂的声音。我在这个时刻才知道，我对继父的眷恋有多么深。那个嘎着嗓子吐痰的老人永远不在了。
我把母亲的日记烧了。我能理解她的做法。她不想把这个秘密带入坟墓。但我不喜欢她这种做法。或许她没意识到——从此，我是一个杀人犯的儿子。我将独自背负这种罪感，一直到死。
我没把母亲的秘密告诉刚从冶金学院毕业的李国泰。长兄若父。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并未随着他一天天长大成人而有所疏离，他在念大学时，还会把他喜欢的女孩儿以及喜欢他的女孩儿告诉我，让我帮他做做参谋。我问他打算干什么？如果他愿意，我可以替他在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