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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年，我做了梨山乡的一把手。这从副到正，无异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的惊险的一跳，许多人做了二十年的副乡长、副书记，就拿不掉前头这个“副”字，我这个从政两年的后生以火箭一般的速度把他们甩在身后。靠的是什么？岳父是一方面，“朝中有人好做官”；自己做出来的成绩是一方面，“稀泥糊不上壁”那也不成；更重要的是机遇太好，还遇上贵人。老书记姓龙，是南下干部，没多少文化，平时话不多，却什么都看在心里，大力支持我的工作不提，去年底要退休了。县里召开会议讨论人事。老书记不请自到，向县委书记递报告，推荐我接任。有人说，小李还太年轻，得有人替他把舵；有人说，李国安这人成绩不少，毛病不少，有点好大喜功。老书记在会议上拍了桌子，说，梨山七万百姓需要这样好大喜功肯为他们办实事的书记。第二天，老书记得了脑溢血，县里派人去慰问他，他已经不能说话，示意家人拿来纸笔，用颤抖的手写下一行字：梨山需要李国安。
等我听闻此事后，老书记已经去世了。县委罗书记把这张纸条递给我，拍了拍我肩膀，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对得起龙书记。
现在，还有龙书记这样的官吗？
凭心而论，我在梨山前后从政三年，对得起龙书记对我的信任，对得起梨山百姓对我的厚爱。不敢说所有人，十有八九吧。八八年，我离开梨山，就像戏剧里演的那样，许多村庄的百姓自发来到乡政府门口为我送行，鞭炮响了一天，几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不送锦旗，捧上了一把万民伞。一些村人还请愿，说，请政府把李书记给我们留下吧。我当时哭了。真有一种圣洁的感觉。觉得自己这三年苦没白累，三年的心没白掏。
这年春天，双喜临门，我的儿子李君强出生了。“君子自强不息”。君字也有纪念那一捧神奇的君子兰之意。
我与陈映真聚少离多。读者们别笑，连过夫妻生活，进行到半途，我也会突然跳下她的身体，把她晾一边，拧开台灯，趴桌上，抓起笔，把脑袋里出现的主意形成文字材料。
我真是被鬼迷了心窍。总觉得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有大把的工作要做，工作总也做不完。梨山那九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是用脚量过几遍的。
陈映真生孩子的时候我没在她身边，坐月子时，我只回来过一趟。别人的老公对自己的妻子整天嘘寒问暖，我十天半月不打一个电话。她倒是三天两头给我电话，我随口应付几句，就把电话挂了。有时，工作上遇到难事，还对她发火，对她大吼，把自己的不高兴发泄到她头上。她都默默承受了。她偏偏也是一个要强的人，产假没休完，又去上班了。家里请了一个保姆与我母亲一起带孩子。我们根本没有这种念头——地球少了你，照样转动。
梨山乡人富起来了，许多迷信活动也搞起来，巫婆神汉、风水先生、算命瞎子由过去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动转为公开或半公开兴风作浪。建新房要请人看风水，结婚要请人看日子，还要测前途、看运气、请人消灾免难。集资兴建家族宗祠的现象日益增多。一些村人还捐资修起一座许天菩萨庙，日日香火不断，逢年过日还演起傩戏。气得我在全乡工作会议上骂娘，说，你们这些王八蛋，修马路建学校就没钱，搞迷信就有钱啊。
不过，骂归骂，我还真拿捏不好处理此事的尺度。我已听说有人向罗书记告了我一状，讲我这个人任由封建残渣泛起，并把这事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我犯起愁，强硬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已为我这个花疯子再赢得一个“李绝后”的绰号，再拿搞计划生育的那一套那对付这种有几千年传统的东西，恐怕我又得多一个外号。这倒次要，关键是乡里人手有限。搞计划生育的人都是我临时从社会上招聘来的一帮无业青年，准确说，是地痞小流氓。这帮人甚难管教，干起活来效果虽然立竿见影，私下底没少干偷摸偷拿的事，扒人家的稻谷，扒了一千斤，报上来只报四百。牵人家的牛，牵到路上，拿锤子砸死，各人分走一大块，说是牛自己跌死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道理我是懂的，但如果把他们放到街头，梨山准得鸡犬不宁。我也别想睡安稳觉了。
搞计划生育是国策，腰杆子硬。对付封建迷信，上头没文件精神，不好办。我愁眉不展。陈映真问我愁什么？我老实说了，她也没想出好办法。
这年仲夏，我去省里开会，走在街头，看着天德路那一带逶逦起伏沉浸在黄昏里色彩斑斓的房子。时有蝙蝠从那间著名的佑民寺檐角下飞出，绕树几匝，唧唧有声。深深浅浅的小巷里的灯光逐一亮起。灯下，那些拄着拐杖一身青衫的算命瞎子神态是那样安祥，步履是那样安静。他们好像走在时间深处。
我并非一个虔诚的马列信徒。马克思的唯物辨证法、历史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在我看来是瞎扯。商品的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而且仅仅是由劳动创造的。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奠基公理更是扯蛋。说实话，我内心深处对反而那无可明状的神灵总有一种隐隐约约又无法与人言讲的敬畏，包括对陈映真我也未谈起过这种敬畏。我突然觉得所谓的封建迷信活动没有某些人所讲的那些简单。这里面极可能藏着一种我还不大了解的深刻智慧。我的目光落在一家小卖铺柜台上摆着的糕点包装上，上面有两个字——民俗。灵感来了。
以民俗的名义把巫婆神汉等弄在一条街上，通过新闻部门来宣传这条民俗街，再把花卉基地与其搭在一起捆绑，搞绿色农业旅游、特色民俗旅游，把已吃饱了饭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人们吸引到梨山，那可就发达了。一念及此，夜不能寐，当晚，我在省委学校招待所，用了一个通宵写出一个洋洋万言的《梨山乡旅游计划大纲》。
我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丰富这份计划，把一万字写到五万字，再重新精炼至一万字，提交给县委常委会议讨论。一石激起千层浪。脑子里只有吃饭干活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新华词典》上还有旅游这两个字。反对的声音大得不得了，更有甚者，说我失心疯了。我摆事实，列数据，讲道理，一些笨蛋的脑袋就是拨浪鼓。罗书记没表态。这只老奸巨滑的狐狸拿不准我这份计划的背景，他在等上头的意思。我在省里请了一批专家，来梨山实地考察，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行时用各种土特产塞满了他们的行囊，并拍出巨额稿酬，以为润笔费。等到他们拿出相关的文章后，再找关系、托人情，在省党报、晚报、地区日报等各大媒体集中投放，然后把这份计划递交地区行署，同时私底下向岳父汇报。
钱流水一样花出去，我是真怕。精神压力太大了。官场就是一团浆糊，哪怕是一块铁一团火，到在这里，也统统得变成一块牛皮糖，扯不尽的稀皮，躲不过的明枪，避不完的暗箭。乡政府有一个工作人员，年近三十，已为人妇，长得非常漂亮，叫许芳，为人泼辣，能说会道，敢于喝酒，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气。还有一个小伙子，叫明海，去年从省农大毕业的，笔头好，酒瓶拿得起。我带着这两个人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喝过去，是真喝啊。那些“酒精”考验的好干部是非要看到我们出洋相才心满意足。喝到第二十七天，我吐了血。许芳掉了眼泪说，李书记，你犯得着这样吗？
我说，这是梨山的机遇。把握住了，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现在我们给人家当孙子，以后，人家给我们当孙子。
许芳说，李书记，你这样为梨山。你有没有听到梨山人是如何骂你的？
我说，知道，说我是李绝后。我扒了他们家的房子。
许芳说，还说你天天在上面吃喝嫖赌。
我想了半天，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反倒想起被皇帝剐了被老百姓生吃了的袁崇焕，最后嘴里憋出半句“浮名自可任毁诋”。
感谢我的妻子陈映真，在看完我的计划书后，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切入点，光提生态农业、绿色与民俗旅游还不够，还得讲扶贫。扶贫，这是政治的大文章。讲了政治，就讲了一切。梨山深山里不是有几个至今仍在刀耕火种的少数民族吗？把他们揉入计划，从山上的寨子里迁出来，划出一个地盘，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民俗的一部分。
感谢我的岳父，这回，他无条件地支持了我，并为说服有关部门的领导，动用了他的关系。这年冬至，行署召开扩大会议，梨山旅游项目列入议题。我在会上慷慨陈词，为梨山勾勒出一副美好的远景图。计划启动了。
掌声响起来，我的眼眶湿了。这半年，我他妈的吃了多少苦。有本小说叫《创业史》，梁生宝为给互助组节省两角钱不住客店而在车站的屋檐下露宿。我呢，在那辆破北京吉普车上睡觉是家常便饭。
八六年，梨山乡全年财政收入翻番，占全县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之强。梨山名气大了，连海外游客也络绎不绝。许多梨山籍的海外华人回乡认祖寻亲。我的目光也投向闻名全国的“苏南模式”，这种模式说白来就是发展乡镇企业。正当我摩拳擦场准备再大干一场时，一场变故打断了我的计划。八七年开春，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我去年扶助上马的木竹加工厂、蚊香厂、地毯厂皆被银行告知银根缩紧，不再对外贷款。更痛苦的是，县里爆出特大非法集资案。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妇以高出银行利息数倍的利率为诱饵，说是做化肥生意，共诈骗集资款近千万元。
集资之事，我早有耳闻，在乡镇会议上也是三令五申，机关工作人员一律不得参于其事。这倒非我有足够的金融知识，而是基于一种本能，觉得这也是一种变形的“击鼓传花。”我承认流通领域能产生巨大的利润，我也承认化肥等生产资料确实是紧俏物资，拿到批条就是拿到人民币。但我不相信这个农妇的话，我不相信一个有本事搞来几十万吨化肥指标的人没本事在银行搞定一笔借款。何况君子兰之事也给我带来了足够强的风险意识。但我怎么也没料到这场看上去波澜不惊的集资竟有之大的能量，在案发后暴发出如此可怕的威力。这个貌不惊人面庞黝黑的农妇竟有这样大的胆魄与头脑。暗流汹涌。渴望致富的人们在农妇拆东墙补西壁付出的高额利息面前晕菜了，在农妇用高价从黑市上买来再以低价销售的几车化肥面前糊涂了，攀亲托友，遍寻关系，以求把自己的血汗钱交到她手中，换来一张字迹粗劣的白条。连信用社的主任都受不了这种诱惑，挪用上百万元公款，加入其中。
梨山乡是首屈一指的富裕乡，自然免不了受其影响。案发后，一些被骗的群众天天坐在乡政府门口哭诉，要求政府为他们做主。怎么做主？我在会上讲时，你们置若罔闻。现在出事了，就找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