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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村里的殡葬规矩，大伙儿给麻三叔和虎子换上簇新体面的衣服。这叫寿衣。病死或是无疾而终的人穿白色的寿衣，夭折或是惨遭横死的人穿黑色的寿衣，自杀的人穿土黄色的寿衣，被族中晚辈以下弑上杀死的人穿红色的寿衣，被生父生母杀死的人穿青色的寿衣。麻三叔算是横死。只是这两具尸体都已非常僵硬，麻三叔土黄色的新寿衣和虎子青色寿衣怎么也套不上去，只好用一匹黄布和一匹青布裹住了下葬。我实在没有勇气将这悲惨的过程告诉梅红，就去跟梅子孝商量。
梅子孝沉吟半天说：“这丫头从小性子太烈，一下子父亡兄丧的，还不活活疼死了她？干脆掩瞒着，先别说。你瞧麻三哥死得这副惨象，唉，丫头看了，还保不准又陪葬上一条命呢。等殡葬结束了，再讲。”
我说：“好吧。”从那天起，梅红往我手机上拨的电话，我再没有接听过。她似乎渐渐地焦燥了，来电更加频繁。我索性就关了电话。
麻三叔和虎子下葬的那天都穿了双新布鞋。一双是土黄色的，另一双是藏青色的。他们踏上阴狱之路时必须穿新的鞋子，但要沾上点阳世的尘土。父子俩的僵尸唯一可以套上的只有这双布鞋了。这是种窄面硬帮子的千层底布鞋。我熟知这种鞋的做法。每一个乡村的孩子都是在这种鞋子中成长起来的。在我心底珍藏着一幅景象：煤油灯下，我拿着铅笔在写作业，母亲拿着锥子在一旁无言地纳着鞋底。星辰之光透进窗纸，桌底群鼠作戏，小贼眼滑亮如炭。一种无限古老、悠长的寂静铺在母亲的脸上。千层底，用荞麦粉熬成的糊将许多层碎布粘在一起，像撂葱油饼一样，晾干了，这底就梆硬如铁。先得用尖利的锥子钻出一个个小洞，用密集的麻线从这些小洞中穿出，连接鞋帮子。锥子不断地刺破母亲的指尖，细细地渗出血珠，她把手指含进蜃中，吮着，吮着，目光迷离。千层底布鞋耐磨又养脚，梅红曾说过，乡村娃的脚趾又肥又壮，就是让这么好的鞋惯坏的。这是一种叫人忆旧和悲伤的鞋子。
梅红说：“小时候家穷，三四月起就开始赤脚上学，春寒料峭的，脚被泥渣子磨出了血。记得上初一那年，母亲将我抻到灯前，说，中学生了，得有双讲面子的鞋了。她费了一个冬天的神，手指都勒出一条条血痕了，就做出了一双千层底布鞋。”
“母亲打了一木盆热水，把我的脚擦了又擦，帮我穿上这双千层底。上学时，她扶着门框，看着我在田埂上走出很远。其实，她压根儿就不知道，初中三年，每年初春和深秋，离家时我穿着鞋，一出村口就脱下鞋，叠起来，藏在书包里。那时上了大堤，还要走大约七八里的土路才到学校，这些路我都是赤着脚走的。到了校门口，我在旁边的池塘洗净脚，穿上鞋走进教室。母亲一次很奇怪地说，咦，三年了，怎么鞋底才蹭破了头一层？可惜脚板大了，鞋再也合不拢脚罗。”
麻三叔和虎子脚蹬着崭新的瘫子村千层底布鞋，在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中被安放进棺材中。按梅子孝的咛嘱，村里的每一条小路上，都插上了竹竿系着白幡的招魂旗。户主辈份较低的，在门前摆上了祭案，案上置萝卜、菜根、白薯的三盘素碟和猪血、鸭脖、牛骨的三盘荤碟，棺材抬经门前，就焚香燃烛，下跪磕头。男子一律地头系白巾、腰缠孝带、臂挽黑纱；女子则被勒令不准跨出门槛一步，在棺木入土前，她们不得听戏、唱曲、梳头、照镜、解衣、哭泣。村口巨柳下的祭台上，摆着一只刚活生生剁下的羊头，还在滴着鲜血的羊头，朝向正北。祭台正中的椅子上端坐着从凤阳皇觉寺来的僧侣，低眉垂目地诵经超度。这一天，瘫子村来了五、六十个外乡人，据说都是麻三叔从洪水中救起的孩子，早已长大成人，做了村长、兽医、拖拉机维修工、卖耗子药的小贩和农民。他们恭敬地趴在地上磕头。麻三叔的膝下已无子，本应由梅虎捧着的遗像，现在改由二瘸子捧着。麻三叔一辈子没拍过一张照片，梅子孝请来了邻村的一个画匠，对着已脱了形的尸骨绘了张像。在这张似是而非的遗像前，葬仪一直延续到次日清晨。
薄暮时分，村中户户燃起了祭祀的鞭炮，瘫子村成了雾霭中的混沌世界。葬礼中不邀自至地来了两个客人。王清举独自悄悄地过了村，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了他。他面对梅祠的废墟伫立良久，晚风吹拂着残砖断梁，焦味仍一阵阵地沁出，透着一种无限荒凉的衰败。他从未踏进这座神秘的建筑一步，以前每次经过，总觉得有口恶痰堵在嗓子，叫他心乱。他看到了自已在梅祠巨大影子中的单薄、焦灼。奇怪的是，现在它垮了，他却一点也没感到轻松，这些碎瓦残砾仿佛积在他的心上，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一点一滴地搬运、清除干净。他又绕到离村口巨柳最近的一个偏僻屋檐下，呆呆地远望着那棵树。巨柳下祭案穆肃、烟氤袅袅。王清举不想被人察觉。刚听到麻三叔杀子的消息时，他浑身禁不住地一震。事件的剧烈转折哗地一下窜出了他预设的轨道。一股空荡荡的茫然撞上他的心头，是啊，几十年了，他仍是不懂此刻已进了棺木中的这个农民。他本想携柱藏香，在巨柳之下祭奠一下，楞了半晌，最终仍空了手来。
陶月婷第一次踏入了梅虎的屋子。无人的屋子里，发霉和脏乱的农具、桌椅让她鼻子发酸。她颓然地坐在黄泥砌垒的门坎上。朦胧的泪水中她仿佛看到虎子端着大碗，傻呵呵地大笑着，一根闪亮的长针插入他的脉，鲜红鲜红的血液从长针后的胶管中不断流出，注入门外渐浓的暮色。有一阵子，一种少女般的羞涩和喜悦激荡着她的心。她梦想为这个男人生一个儿子。生一个必将长成锦毛鼠白玉堂那般的侠义男子，或者干脆就像他爹那般，不可救药的木讷、笨重。现在这两个男人都如烟散尽。在来瘫子村做祭之前，她已做出了决定，永远地封掉硖石乡的旧戏台，永远不再唱一句拉魂腔。她仿佛突然间懂得了她的师父七巧莺。陶月婷颤抖着点燃一根烟，猛吸一口，一股悲凉又袭了上来。她扶着门框毫无顾忌地哇哇地大哭了起来。
《拉魂腔》 第三部分《拉魂腔》姜斯年教授的谶语（4）
瘫子村的两桩命案惊动了县里。县长亲自赶到硖石乡政府，来决断搬村建镇的事。由于我跟死去的麻三叔、七姑、村长梅虎和失踪的土匪腊八都很熟，又并非瘫子村人，作为事件的证人是恰当的，所以王清举又一次被破例请我列席了会议。会上，按我的叙述，王清举把梅祠被烧、梅虎被杀、梅麻三投河自杀的三件事，分前因后果地作了汇报。他讲述得有些沉闷，尤其在一些悬置未决的几个疑点上闪烁其辞。比如他努力地把确定毁祠嫌凶的破案方向，引向已毫无踪影的腊八，以避开一些对他有害的传言。这几天，王清举听到一些风声，参与侦破的警察中有人认为，硖石乡以涉嫌挪用村款的名义拘禁梅虎，直接导致了梅虎心理的崩溃并挺险烧祠。甚至有人推断，梅虎受到了某种暗示，只要烧了祠、逼了瘫子村人搬迁上堤，自已的罪名即可得到洗脱。言下之意，烧祠是有人向梅虎阴险授意的，至少可说是“合谋”。王清举感到了传言中隐藏的刀锋，正悄悄逼向自已。他毫不犹豫地揪住了土匪腊八的影子。他直截了当地推断说：“外乡人腊八，才是烧毁梅祠并造就两桩血案的真凶。”但同时，他对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却又避而不答，那就是：“既然土匪腊八是真凶，为何梅虎却自承罪名，并引颈就戳？”。
案件汇报完了，王清举迅速扫视了一下正陷入狐疑之中的与会人等，小心翼翼地问县长：“真料不到这搬村的事费这么大的周折，都流血殁命了。是不是就暂时搁下了？”
县长果断地挥了一下大手，说：“清举啊，你怎么如此糊涂呢！瞧你乱扯出这么复杂难辩的一大堆因果关系。照我分析，梅麻三杀梅虎，那是家庭矛盾激化了呗。俗话讲，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父子间的恩恩怨怨，旁人怎么能够理得清？政府也毫无必要卷进这种矛盾嘛！腊八烧祠也罢，梅虎烧祠也罢，梅麻三杀子也罢，哪一件跟我们搬村建镇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我看一件也搭不上！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档子事嘛！一个造福于民的宏伟蓝图，岂能因这些琐事就荒废了呢？”
王清举顿时为自已的陋见面红耳赤。但我还是窥见了他内心的窃喜。他不露痕迹地疏导了话题，血案动因分析的锋刃紧帖着他的脖子，滑向了一边。他躬身给县长考究的杯子里添了些水，附和道：“到底是县长目光远大，让我们茅塞顿开呀。”县长此行的目的已完全明朗了。两件命案，让他心惊肉跳的两片乌云顷刻化作了乌有。
县长又挺着臃肿的肚皮腾地站了起来，动情地说：“我也是从洪灾牙尖骨缝里活下来的苦娃子。对搬村的事，我有发言权。我的故乡魏家拐子，跟瘫子村可以说是一个胎盘塞着的难兄难弟。我记得清楚哇，小时候，土坯砌成的房屋被洪水哗哗冲垮，年年建，年年垮。我爹后来索性就搭个庵棚，不再建屋了。一逢雨，全家的锅碗瓢盆都用来接漏。这是种什么样的苦哇？那年代全国都穷得骨头馊，也不觉得特别难捱。现在再让瘫子村乡亲遭这样的罪，良心何安啊。瘫子村的爹娘，无异于我自已的爹娘。看着他们至今仍没搬出灾窝子，我是夜不能寐。农民这个群体，有它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安于现状、目光短视，我们政府可不能短视！我在这里撂下个狠话，明年汛期前，瘫子村再不迁上大堤，我作为一县之长，我就迁到瘫子村的茅棚里去。洪水扑过来，让它第一个就砸死我。小时候我是个活蹦乱跳的浪里白条，现在胖成个旱鸭子了，洪水来了，我绝不躲，死了也值！为什么呀？乡亲们喊我父母官，我不够格嘛，就当我是被父母官这三个字砸死的！”县长讲得鼻子发酸嗓子发硬，全场感动得掌声雷动。会上，我作为血案证人的角色已毫无意义，我悄悄溜了出来，像一个灰心的窃贼的影子。
下午，我搭乘硖石乡隔日一趟的长途车回到了省城。一年多，我带去写民俗流变史论文的便携电脑里，没敲进去一个字符。坑坑洼洼的乡间公路，粘稠的泥巴不停地甩上车窗。盛开霎亮黄花的乡野掠过，襁褓般的宁静。路旁闪着破败腌脏的三等小站，三、两个等车的农民，呆头呆脑地看着遥远的天空。一路的废可口可乐罐和旧报纸，几条瘦得皮包骨的野狗，在斜坡下的肥美春草中觅着午餐。瘫子村一下子成了股浮云，飘离了地面。我的脑中一片空白。
半个多月后的一个傍晚，在姜斯年教授怒放着白色夹竹桃的小院，我突然接到了王清举的电话。他异常兴奋地告诉我：“瘫子村的农民终于开始清洗那发霉的脑筋了，有几户已到镇上卖旧桌旧椅，近几天就要动迁了。”我问：“麻三叔和梅虎的命案了结了么？”
王清举愣了愣说：“死就死啦。有什么需要了结的呢？”
我说：“瘫子村人的犟性子就这么都顺了？”
王清举说：“等他们在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