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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孟郊、韩愈及其周围的诗人
人们常以“奇崛险怪“来评价韩愈及其周围诗人的诗风。
其实，这些诗人风格并不完全一致，之所以可以这样笼统地评价，是因为他们都在艺术上创新求异，采用了过去不常用的内容、句式、意象入诗的缘故。赵翼《瓯北诗话》认为，至韩愈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故只能求之奇险。这样说并不全面，还应当注意的是：第一，大历、贞元时代诗歌内容单一、意象重复、形式圆熟、气格变狭的趋向从反面促进了诗风变革求新；第二，在唐诗经过长期发展并已取得极大成就以后，新一代的诗人们又开始注意到更广泛地从前代诗歌传统中吸取营养，避熟就生，以寻求变革的途径；第三，这时开始盛行的“联句”之风、写长诗之风，也促成了一种争奇斗巧、旁搜穷讨、花样翻新的习气。
在联句中，为了押同韵，就必然要用僻字生字；在长诗中，为了不重复，就需要发掘人所未道的新意象。所以应该说，这一群诗人是在正反两面从大历、贞元诗风中得到启发，广泛吸取古代诗歌营养，发掘新的形式、语言、意境，从而创立自己的新风格的。
孟郊（751—814）是这群诗人中较为年长的一个。他字东野，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屡次参加科举而不得中，直到四十六岁才进士及第，又过了四年才当上一个小小的溧阳尉，元和初年又当过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元和九年得暴疾而死。有《孟东野诗集》。
人们曾把孟郊与韩愈并称“韩孟诗派”，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尚古好奇，多写古体诗。但孟郊所作，多为句式短截的五言古体，用语刻琢而不尚华丽，擅长寓奇特于古拙，如韩愈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而韩愈的七言古体最具特色，气势雄放而怪奇瑰丽。他们的诗都很有力度，但韩愈的力度是奔放的，孟郊的力度则是内敛的。他更多地学习了汉魏六朝五言古诗的传统，正如李翱所说，“郊为五言诗，自汉李都尉（陵）、苏属国（武）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因此，与大历、贞元诗人相比，他更接近汉、魏风骨；而与他之后的韩愈、李贺相比，则又较多地保留了大历、贞元诗风的痕迹。
这并不是说孟郊只是一味模仿汉魏六朝诗风，在学习古代诗歌艺术的同时，他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在内容上，孟郊的诗超出了大历、贞元时代那些狭窄的题材范围。固然，他的诗的主旋律是中下层文士对穷愁困苦的怨怼情绪，这是他屡试不第、仕途艰辛、中年丧子等生活遭遇决定的；但他还是能透过个人的命运看到一些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以诗来反映这些生活。其中有的揭露、针砭了社会上人际关系中的丑恶现象，有的则尖锐地揭示了贫富之间的不平等。如《寒地百姓吟》以“高堂捶钟饮，到晓闻烹炮”与“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两相对照，《织妇辞》描写了织妇“如何织绔素，自着蓝缕衣”的反常现象。他写这种诗常有很深刻的心理体验，如《寒地百姓吟》中“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之句，实非泛泛纪述民间疾苦者可比。应该说，在杜甫之后，孟郊又一次用诗歌深入地揭露了社会中贫富不均、苦乐悬殊的矛盾。孟郊还有一些诗描写了平凡的人伦之爱，如《结爱》写夫妻之爱，《杏殇》写父子之爱，《游子吟》写母子之爱，这些题材已经在很长时间内被诗人们忽视了。其中《游子吟》是一首真挚深沉、感人至深的小诗：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在艺术手法上，孟郊的诗歌中出现了大历、贞元诗歌所没有、在这以前也不曾有过的新特点，即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中所说的“钩章棘句，搯擢胃肾“式的险奇艰涩。这一方面与他刻意求工，精思苦吟有关，另一方面与他心情郁闷、情绪低沉有关。在《夜感自遣》中，他说自己“夜学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苦苦地写诗，就必然要道人所未道，刻意寻求新词句，用过去诗中少见的僻字险韵与生冷意象；而心理的压抑、不平，使得他所追求的新的语言表现多带有冷涩、荒寞、枯槁的色彩和意味，从而尽可能把内心的愁哀刻划得入骨和惊耸人心，如：
老虫干铁鸣，惊兽孤玉咆（《秋怀十五首》之十二）；
病骨可剸物，酸呻亦成文。瘦攒如此枯，壮落随西曛（同上之五）；
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同上之二）；
蜿蜒相缠掣，荦确亦回旋。黑草濯铁发，白苔浮冰钱（《石淙十首》之四）；
劲飙刷幽视，怒水慑余湍（同上之十）。
在这些诗中，他精心选用了“剸”、“梳”、“印”、“刷”等令人感到透骨钻心的动词与“峭风”、“老虫”、“病骨”、“铁发”、“怒水”、“劲飙”、“黑草”、“冰钱”等感觉上属于暗、冷、枯、硬的意象相配，构成了一组组险怪、生硬、艰涩的句子，传达了他心中难言的愤懑愁苦。对于孟郊的诗风，历来的评价相去甚远。如韩愈、李翱固然对他褒扬有加，而后世如元好问却称之为“诗囚”（《论诗三十首》），苏轼更将其诗譬喻为外壳坚硬而嚼之无味的“空螯”（《读孟郊诗》）。但平心而论，孟郊诗的语言独创性是无可否认的。宋人许顗《彦周诗话》谓其“能杀缚事实，与意义合，最难能之”，就是对他能以强有力的语言改造客观事物的形态以表现自我的心理表示赞赏，这确非易事。
当然，孟郊也有平易朴素、自然流畅的诗作，但这些诗作在当时并不太引人注目（尽管《游子吟》等诗在后世被广泛传诵），倒是上述风格的诗作，在内容上、语言上都显示了元和年间诗歌创作的新变化、新特点。
好奇尚险的诗风在韩愈手中有了进一步发展并蔚为风气。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后，过了四年才被宣武节度使任命为观察推官，贞元十八年（802）授四门博士，历迁监察御史，因上书言关中灾情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县令，元和初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监博士，后随宰相裴度平淮西之乱，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穆宗时，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侍郎等。有《昌黎先生集》。
在中唐，韩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他不仅大力称赞比他年长的孟郊，还奖拔比他年轻的贾岛，又鼓励李贺这位天才诗人，并为他因避父讳而不得参加科举而大声疾呼；此外，他还与皇甫湜、卢仝、樊宗师、刘叉、李翱等有密切交往。这样，他与他周围的这些文人便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并以他本人为主将，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一，用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话说，就是“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题柳柳州集后》），简单地说，就是以气势见长。大历、贞元以来，诗人局限于抒写个人狭小的伤感与惆怅，他们笔下的自然景物也多染上了这种情感色彩；他们观察细致、体验入微，但想象力不足，气势单薄。而韩愈的诗则以宏大的气魄、丰富的想象，改变了诗坛上的这种纤巧卑弱现象。他的诗大都气势磅礴，如《南山诗》扫描终南山的全貌，春夏秋冬、外势内景，连用五十一个“或”字，把终南山写得奇伟雄壮，气象万千。《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中有四句写瀑布：
是时新晴天井溢，谁把长剑倚太行。冲风吹破落天外，飞雨白日洒洛阳。
把一处瀑布想象得如横空出世，颇有李白《望庐山瀑布》的意味，而力度则有以过之。又如《忽忽》写对于人生幻变的感受，“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竟然也把这种平常流于哀愁的情绪写得雄壮悲怆。《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描绘一场山火：
……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三光驰隳不复暾，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祝融告休酌卑尊。……
写得奇奇怪怪，气势逼人。韩愈在写诗时，有意采用了汉赋的铺陈手法，博喻的排比句式和游仙诗的超越现实的想象，在诗中烘托出一种浓烈的气氛和强大的力度。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二，是有意避开前代的烂熟套数，语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颖，甚至不避生涩拗口、突兀怪诞。如《永贞行》中“狐鸣枭噪”、“晹睒跳踉”、“火齐磊落”、“盅虫群飞”、“雄虺毒螫”《送无本师归范阳》中“众鬼囚大幽”、“鲸鹏相摩窣”、“奸穷怪变得”这一类描写，以及“夬夬”、“訚訚”、“兀兀”、“喁喁”等叠字，都有些匪夷所思，光怪陆离；过去人们认为可怖的（如“鬼”、“妖”、“阴风”、“毒螫”）、丑陋的（如腹疼肚泄、打呼噜、牙齿脱落）、惨淡的（如荒蛮、死亡、黑暗）事物和景象，在韩愈手里都成了诗的素材，甚至主要以这一类素材构造诗的意境，这无疑引起了诗歌的变革。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三，是把过去逐渐变得规范整齐、追求节奏和谐、句式工稳的诗歌外在形式加以破坏，使之松动变形。他常常把散文、骈赋的句法引进诗歌，使诗句可长可短、跌宕跳跃、变化多端。像《忽忽》采用十一、六、十一、七、三、七、七的句式，开头就是一句“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完全是散文的句法，却又给人以一声发自肺腑的叹息似的震撼。又如《南山诗》连用五十多个“或”和“若”，如“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在五言古诗中开创了赋体式的长篇排比句法，构成满目琳琅、多姿多彩的风景图。再如《寄卢仝》、《谁氏子》等，则大量在诗句中羼用散文的虚词，如“破屋数间而已矣”、“忽此来告良有以”、“放纵是谁之过欤”、“不从而诛未晚耳”等等，使诗的平稳和谐节奏与意脉发生了曲折变化，令人感到惊讶、陌生，也令人感到新奇而注目。
对韩诗历来也有不同评价，贬斥者说它“虽健美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