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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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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呈现一幅戏剧性的异常感人的场面。在那一场突发的大战乱中,家破人亡是寻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了。杜甫以准确生动的语言,把他们一家人重新相见时,彼此如在梦中、亦惊亦悲亦喜的复杂心情清晰地呈现出来,可谓感人至深。千百年来,它不知引发了多少人内心的共鸣!
正是因为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杜甫,常常从自身的遭遇联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如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他由幼子的因饥饿而夭折,想到自己的家庭毕竟还享有某些特权,那些地位低下的“失业徒”、“远戍卒”,又将如何挣扎下去呢?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由自家茅屋被风雨吹破而致家人受寒冻,发出“安得广厦万千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祈愿。这种宽广的胸怀,是值得后人钦佩的。
杜甫的诗歌自古以来就有“诗史”的美誉。但应该指出:
诗歌并不会仅仅因为记载了某些史实就成为好诗。杜甫其实并非有意于史;他的那些具有历史纪实性的诗篇,以及那些纪述自身经历而折射出历史面目的诗篇,乃是他的生命与历史相随而饱经忧患的结晶,是浸透着他个人的辛酸血泪的。后代有些诗人虽然也关注社会政治问题,但往往有意于史,所以他们的诗作难以像杜诗一样引起我们的感动。
当然,杜甫的诗歌不尽是同当日的政治、社会问题相关联的,也下完全是忧愤之作。他的作品题材其实很广泛,尤其描绘山水风光自然景物的诗篇,在他的集子中占了很大比例。杜甫一生到过很多地方,吟咏美好的山川风光,为他多难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像西南一带的景色,很多是因为有了杜甫的诗才开始为世人所知。有时,杜甫也会忘怀一切地沉浸在自然界种种细微的变化中,写出诸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遣意》)那样一类情味悠闲的诗句。毕竟,生活是多彩的,作为诗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失去对优美事物的兴趣。

三、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杜甫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诗人。比较而言,李白的诗天然涌发、飘逸而不可摹仿;杜甫的诗则千锤百炼、苦心经营,可以为人典则。就这一点来说,杜诗对后人的影响比李白要大。
杜甫的诗歌类型众多、风格也富于变化。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杜甫的诗歌应用范围极广。他不仅用诗歌来叙事抒情,还用来写人物传记和自传、书信、游记、政论、诗文评,几乎无所不能。不过这也带来部分诗歌偏向于理性化的问题。
二是杜甫对前代诗歌的态度比较宽容,主张“转益多师”而不轻易否定。比如对南朝诗,杜甫虽亦有所批评,但却不曾像李白那样大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之一)。他对庾信、何逊、阴铿等众多六朝作家,都能诚心地肯定和汲取其长处,从而丰富了自身的创作。这一点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曾强调地指出。
杜甫善于运用各种诗歌体式。他的五、七言律诗和五、七言古体诗,在唐代都是第一流的。七言绝句虽不如李白、王昌龄那样杰出,但也有自成一家的特色。只有五绝,数量较少,成就亦稍为逊色。在杜甫的诗歌中,有几种类型特别具有独创性,也最能够代表他对中国诗史的贡献,我们分别加以介绍。
一类是用五言古体形式写成的自叙性的诗篇,《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这类诗大都篇幅较长,往往是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能够表达相当复杂的内容。如《北征》诗长达七百字,叙述作者自凤翔至鄜州探家的一路经历和所见所思,沿途的景物、战乱的疮痕、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个人遭遇的感慨、与家人重聚的情形等多方面内容交织在一起,情绪起伏变化,充分表现了杜甫当时复杂的心理。这类诗是从辞赋体变化而来的,带有明显的散文成份。宋代诗歌有“以文为诗”的倾向,显然受到杜甫这一类作品的影响。但在杜甫诗中由于感情浓郁厚重,仍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如此长篇,而不致失去诗的特性。
一类是以《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为代表的既有七言古体、又有五言古体的叙事诗。这一类诗实际是古代乐府民歌的流变,但杜甫打破惯例,不用乐府古题而“即事名篇”(根据所叙事实命名),这样就更能够反映现实,更富于生活气息。这一创造,直接导引了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从叙事艺术来看,这些诗善于描绘人物形象,尤其是运用对话来表现人物个性,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再有一类是七律。杜甫在这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样,是固定的诗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在语言节奏方面,虽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经过杜甫的精心调节,却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变化。于是,七律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试看他的名作《秋兴八首》之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诗写巫峡的秋声秋色,美丽而萧瑟,壮阔而阴郁,以此衬托出孤独的诗人形象。整首诗既有力度,又非常精致,给人以丰富的感受。而有时候,杜甫为了追求特殊的效果,又把古体诗的句式、音调锤进律诗,人们称之为“拗律”。如《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在这首诗中,第二句和第七句语法完整,不避虚词、代词,都是古体诗的散文化句式(通常律诗的句子比较紧缩)。尤其第七句是上五下二的节奏,在第五字“者”处形成很强的停顿,然后引出悲怆而有力的末句。从声律来说,这首诗每一句第五字的平仄都和律诗规定的平仄相反;而且对仗的三、四句和五、六句,句尾都是三仄声对三平声,起伏感很强,具有古风的特征。这样,作者打破了律诗固有的平衡、和谐,于拗折中求得独特的韵味,借以表达自己不平静的心情。这种借声调和句法的拗折来抒发某种特殊情绪的手段,后来在宋诗人黄庭坚那里被广泛运用。
杜甫对于诗歌的语言非常重视,他毫不隐讳地宣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的努力,也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说,杜甫把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杜诗语言的功力,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句式、词汇并不特别,但由于写得准确有力,而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如《羌村》中“妻孥怪我在”,读起来是很平常的句子,但它刻画出妻子见丈夫仍在人世、刹那间竟感到奇怪的神情,成为惊心动魄的一笔。又如《江亭王阆州筵饯钱遂州》中“老畏歌声断,愁随舞曲长”,也不是很特别的句子,却很充分地写出了诗人观赏歌舞时潦倒愁闷的心情。另一种情况就是用不寻常的语言和修辞手法,造成新鲜的、能够激活读者心理感受的形象。譬如杜甫的写景诗句,常把表示色彩的字放在开头,然后用一个动词引入实物,像“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晴》),“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等。这样写来,既醒目又能表现出情感的流动。古人炼字,有“诗眼”之说,即一句诗中有一个字特别警醒,使全句皆活。杜甫这方面的长处尤其为人钦服,赞为一字之下,后人无法更易。像“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二十判官》)的“乱”和“悬”,“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的“垂”与“涌”,“万姓疮痍合,群山嗜欲肥”(《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的“合”与“肥”等,不胜枚举。至若《秋兴》中“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动词“开”和“系”都关联两项事物,更是精巧绝伦。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进雕赋表》)。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屈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诗歌所要表达的人生情感非常强烈,而同时这种情感又受到理性的节制。他的思虑常常很复杂、心情常常很矛盾,所以他需要找到恰当和适度的表达方法。这样,使得诗中的情感之流成为有力度而受控制的涌动。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清代叶燮《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这样说,不无夸张之处,但杜甫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和善于创造,而开启了后代众多诗家、诗派,却是无疑的事实。
和杜甫同时、作品也注重反映社会情况的诗人是元结。但他的文学成就远不能与杜甫相比,他对诗的看法也很有些偏颇。在这里我们对他作一简单的介绍。
元结(719—772)字次山,洛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十二载(753)进士,曾任山南东道节度参谋、道州刺史。有《元次山文集》。乾元三年(760),元结在他所编的《箧中集》前写了一篇序,尖锐批评了当时诗人在内容上“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堂”,在形式上“拘限声病,喜尚形似”,要求诗歌归于“雅正”;过了五年,在《刘侍御月夜宴会诗序》中他又感慨道:
文章道丧盖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邪?
那么,他所谓的“雅正”是什么呢?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要能“救时劝俗”(《文编序》),能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换句话说,就是首先要把诗歌当成政治奏疏、劝世文、国策文论来写而不是当作艺术作品来写。虽然这种文学观念的提出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需要,但是他把文学的实用功能强调到极端,不仅轻视了文学的独立价值,而且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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