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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从东晋开始，山水文学呈现出高度发达的局面。不但有山水诗，文也以其宜于描叙之长，大显身手。除前已述及的一些名文，各地还产生了数量众多的风土记。据现存的书名、篇名和残余的片断来看，可以说涉及全国所有主要区域。这些风土记多少均有对山水景物的描写。所以说，不能把《水经注》看作是孤立的存在。这部书作为学术性的注本，而如此倾心描绘山水风光，既是深受时代风气影响的表现，亦利用了前人的大量成果。这样说，并不是否定郦道元的功绩，我们所要说明的，乃是这部书的特点与时代风气的关系。由于《水经注》多山水景物的描写，受到后代文人的喜爱。对于山水游记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北魏人，生平仕历等均不详。唯据此书中自述及书首所署官衔，知道他在北魏永安中为奉朝请，著书时为抚军府司马。
“伽蓝”是梵语寺庙的音译。永嘉之后，佛教在北方日益炽盛，且尤重偶像崇拜，盛行开凿石窟、建立寺庙。北魏都城洛阳全盛时期，一城内外，建寺一千余所。其后政治恶化，洛阳陷于战火，繁华之地，成为废墟。都城亦迁至邺。东魏武定五年（５４７），杨衒之因公务重经洛阳，面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凄凉景象，感慨伤怀，因作此书。其意盖有三：追记洛阳昔日景象，保存史实；抒发国家破亡、京都倾毁的悲伤之情；揭示统治者沉迷于佛教迷信的祸害。
《洛阳伽蓝记》共分五卷，依次写城内和城之东、南、西、北五个区域。以寺庙为纲维，涉及北魏都洛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异闻，内容相当丰富，就其性质而言，实是一种历史笔记，但结构严整，不像一般笔记那样松散琐碎。其史料价值历来为史家所推崇。
从文学方面说，《四库提要》称“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大体论写景的细致生动、穷形尽态，此书不如《水经注》；论篇章之完整、叙述之清楚，则以此书为胜。特别是记载人物活动、传说故事的部分，尤非《水经注》可比。
记叙寺庙的兴废，揭露统治者沉湎于宗教狂热而大肆浪费民力的实况，并由此反映北魏政治的兴衰，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开卷第一条即写由实际掌权的胡太后所建、规模为群寺之冠的永宁寺。文中有一大段以冷峻的笔调不厌其烦地记述永宁寺塔通体饰金的详细情况，归之于“不可思议”、“骇人心目”的评语；最后记永宁寺被焚毁，大火三月不灭，“悲哀之声，振动京邑”，寓意悲痛而深沉。
那些耗尽人力物力所建成的寺庙，又是令人赞叹的艺术品。书中多有写景之笔，不作精雕细琢，而于简略中得朗润高妙之趣。如写永宁寺塔：“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表现了庄严肃穆的气氛。写景林寺，又是另一番景象：“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
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祇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比。加以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静行之僧，绳坐其内，飧风服道，结跏数息。”又写出寺园中幽静脱俗的情趣。
书中记载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写到日常的人物活动。其中精彩的部分，能够反映出不同的人物性格。如卷四《法云寺》条如下一节：
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及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融（章武王元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太后即不与之，令其空出。时人笑焉。传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问：“侍中何少？”对曰：“臣有两手，唯堪两匹，所获多矣。”朝贵服其清廉。
用不同人物自身的富有特征的言语行动两相对照，文笔简洁隽永，幽默多趣，很像《世说新语》的格调。
有些人物故事，又往往写得富有传奇色彩，十分动人。如《法云寺》条中的另一节写河间王元琛的歌女朝云：
有婢朝云，善吹梗芪锻派雀琛贰ⅰ堵⑸仙贰ｈ∥刂荽淌罚钋纪馀眩盘种唤怠ｈ×畛萍傥跺倒｝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梗！�
这故事属于民间传说一类，真实性可能有问题。但他写朝云的梗褂腥绱说母卸Γ媸橇钊松裢Ｍ睦樱褂泻佣醢锥樗鹁埔咭蛔砭虏恍眩猎艚倏投峋疲矶磺艿墓适隆�
《洛阳伽蓝记》中，还记载了一些类似志怪小说性质的民间异闻。卷三《大统寺》条，有一则樊元室为洛水神之子传书至洛神宫中的故事，同唐代传奇《柳毅书》故事的形成可能有些关系。又卷四有一则狐魅故事：
有挽歌孙岩，娶妻三年，不脱衣而卧。岩私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尾长三尺，似野狐尾。岩惧而出之。妻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为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余人。初变妇人，衣服靓妆，行路人见而悦近之，皆被截发。
当时有妇人着彩衣者，人皆指为狐魅。
狐精化为美女惑人的故事，在我国流传很多，这是较早的一则。这个狐魅并不害人，被揭穿后也只是迁怒众人，整日恶作剧地割人头发，似乎旧情难忘，显得很有趣。
总之，《洛阳伽蓝记》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散文、传记、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的发展中，都有一定的价值。
三、庾信、王褒
庾信、王褒，都是从南方到北方的文人。
庾信（５１３—５８１）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自幼随父亲庾肩吾出入于萧纲的宫廷，后来又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成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文学风格，也被称为“徐庾体”。侯景叛乱时，庾信逃往江陵，辅佐梁元帝。后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北朝君臣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久负盛名，因而他既是被强迫，又是很受器重地留在了北方，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时陈朝与北周通好，流寓人士，并许归还故国，唯有庾信与王褒不得回南方。所以，庾信一方面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与诸王结布衣之交，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愤。如此至老，死于隋文帝开皇元年。有《庾子山集》。
大体说来，庾信的文学创作，以他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在梁，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羁留北朝后，诗赋大量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风格也转变为苍劲、悲凉。所以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
庾信在梁时所作大多毁于战乱，留存很少，且基本上都是唱和之作。其中《奉和泛江》、《奉和山池》等，多写景之句。后一首中“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观察、描绘都很细致，与萧纲的诗十分相近。具有宫体气息的六言诗《舞媚娘》大概也作于南朝：
朝来户前照镜，含笑盈盈自看。眉心浓黛直点，额角轻黄细安。只疑落花谩去，复道春风不还。少年唯有欢乐，饮酒那得留残！
诗中写爱美的少女对青春的怜惜，虽包涵着伤感的情绪，却还是活泼而有生气的。
庾信早期的赋，现存有《春赋》、《对烛赋》、《荡子赋》等七篇，有些已残缺。这些赋均属宫体文学范畴，内容不外是女子的美貌或相思别离，篇幅短小，语言华艳，注重音节之美。其中《春赋》最具体表性。此篇写春光之美及妇女游春景象，色泽极为艳丽。赋的开头和结尾多用七言诗句，有较强的音乐效果。如结尾一段：
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渡水人。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百丈山头日欲斜，三晡未醉莫还家。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
和《舞媚娘》一样，也是歌咏对人生中短暂的欢乐时光的留恋。这种诗赋结合乃至诗赋难分的倾向也为后人所继承，如初唐王勃、骆宾王及稍后的刘希夷等都有类似的作品。总的说来，庾信早年的诗赋，在语言技巧上已有相当的成就，但反映的生活面过于狭窄，缺乏壮阔的激情。
庾信后期的创作，虽谓“老成”，但早年那一种风格，并没有抛弃。他同北朝显贵唱和的诗，依然是雍容华贵，且多艳情成分。另有《题画屏风》二十五首，也以精巧见长。题画诗在此之前极为少见，故这一组诗在题材的开拓上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诗的特点，是善于运用山水诗的手法，把画面的内容同想象结合，既不脱离画面，又富于自然的生趣。这启发了后代常在画上配诗以扩充欣赏内涵的风气。
不过，在庾信后期创作中，最受重视的，是与前一种风格很不相同的自抒胸怀与怀念故国之作。庾信的性格，既非果敢决毅，又不善于自我解脱，亡国之哀、羁旅之愁、道德上的自责，时刻纠绕于心，却又不能找到任何出路，往往只是在无可慰解中强自慰解，结果却是愈陷愈深。所谓“情纠纷而繁会，意杂集以无端”（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使得诗中的情绪显得沉重无比。《拟咏怀》二十七首，就是这一类诗的代表。
俎豆非所习，帷幄复无谋。不言班定远，应为万里侯。燕客思辽水，秦人望陇头。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自怜才智尽，空伤年鬓秋。（《拟咏怀》之三）
庾信只是一位有才华的文学家，却被命运放在了错误的位置上，并且必须承担这种“错位”带来的痛苦。这就是此诗的内涵。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湖水竹，哭坏杞梁城。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拟咏怀》之十一）
这一首悲悼梁的覆灭，万分痛苦而又无可奈何，只能把一切归诸“天意。”
寻思万户侯，中夜忽然愁。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虽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露泣连珠下，萤飘碎火流。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拟咏怀》之十八）
这一首感慨自己虽有才学，却于国无益，想学庄子的旷达，又不能做到，所以忧愁无止。“残月”、“新秋”二句，写出日复一日的无聊与绝望，看似简单，其实精警非凡。“露泣”一联写景抒情，也是精美异常。
《拟咏怀》二十七首，大多是感情真实而深沉，语言精炼而富有表现力的作品。南朝文学的修辞技巧，尤其是声律、用典、骈偶等手段，在这里被广泛使用，并得到新的提高。庾信后期诗中，还有不少五言绝句，无论数量和造诣，都明显高于同时代诗人。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
石影横临水，山云半绕峰。遥想山中店，悬知春酒浓。（《山斋》）
南朝文人从民歌中化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