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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文学集团的活跃。既然文学受到普遍的重视，成为上层人士必备的素养，那么文学自然要进入他们的社交生活，成为相互交往、沟通感情的媒介，并常常被当作一种高雅的娱乐。这样，就在某一群文人之间，并且常以某个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为中心，形成一定的文学集团。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此后，文学集团的活动越来越多，难以尽数。举其要而言之，魏末有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西晋时有围绕权臣贾谧的包括陆机、左思等在内的“二十四友”，东晋前期，在会稽一带有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宋代临川王刘义庆门下招纳了鲍照等众多文士，齐竟陵王萧子良周围有著名的“竟陵八友”，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各自组成了自己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北朝文学虽不如南方之盛，但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种文学集团中人物身份虽有高下，但仅以文学活动而言，原则上是平等的，不同于过去帝王、诸侯蓄养文士、“倡优视之”的情况，因而是真正的文学集团。
这些文学集团的活动，对当时文学的发展演变，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它和文学创作的兴盛互为因果。因为有文学的兴盛才导致文学集团的活跃；而文学集团的活跃，又进一步刺激了文学的兴盛。
其次，在集团性的文学活动中，通过相互影响、相互切磋研讨，容易出现一些新的文学现象。而新的现象出现以后，因为有一群作家共同倡导和推进，容易影响整个文坛，造成文学风气的改变。相反，个别作家的创新，要一下子造成大的影响和改变，无疑困难得多。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大演革，几乎都与文学集团的活动有关。
再有，在同一个文学集团中，比较容易形成相同或相近的文学思想，进而使这种文学思想趋于明确、完整，并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如《文心雕龙》和《文选》这两部书，性质虽不同，但对文学的看法、所重视的作家，却很相似，这与刘勰曾参与萧统的文学集团并受到重视，恐怕有相当关系。反过来说，不同的文学集团之间，又往往追求不同的文学风格，标榜不同的文学观念，这就容易造成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刺激文学理论的发展。萧统和萧纲的两个文学集团，就有明显的差别。前者从《文选序》的论述和此书选录作品的倾向来看，显然比较重视文人化的华美典雅的风格；而后者，从萧纲的文论以及《玉台新咏》的选录标准来看，则比较重视浅俗、艳丽而流荡的风格。
文学集团化的现象，也带来一些明显的弊病。因为在集团性的文学活动中，相当一部分作品之写出，不是缘于作者的内心冲动，而是出于社交和娱乐的需要。在宴饮游乐的场合，往往只能选一些与轻松愉悦的气氛相适应而且人人都能表现的题材。因此，从建安时期起，记述宴游及咏物之类的作品就越来越多了。这种作品有的比较成功，但也有很多只是在辞采和构思上逞强竞巧，缺乏文学所必需的感染力。
第三，追求美的创造。当文学不再被看作是政教的工具，而注重表现作者个人心灵的感受与向往以后，美的创造就成了它的首要任务。这个问题可以和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种普遍风气——追求“新变”的风气联系起来看。在魏晋南北朝的文论中，普遍把“新变”作为文学理应追求的目标、衡量作品优劣的准绳。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也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后代史书及文学批评谈到魏晋南北朝作家，也常常使用“新变”这个评语。追求“新变”，就是不愿一味沿袭旧的形式、题材、风格，而力求创造具有新鲜特点和个性特征的美。
在题材方面，当时作家有许多重要的开拓。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都是表现自然美的。喜爱描绘自然风物，并把它与作者的主观情绪结合起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对后代文学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开始出现了“宫体诗”，主要是表现女性的美。这种诗在后世受到严厉的批评，但就其主导意识来说，还是为了追求新的美的创造。有意识地把边塞生活作为诗歌的一种重要题材，也是始于南朝。通过这种题材，诗人试图追求一种悲壮的美，使诗歌呈现出激动人心的力量。尽管由于南朝作家缺乏实际生活体验，这方面的努力不能说很成功，但这种尝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对唐代边塞诗的兴盛，也起了启迪作用。
对题材的选择，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注重强烈的抒情性。换言之，强烈的抒情性被认为是文学的美的最重要标志。钟嵘《诗品序》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月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
在萧纲的《答张缵谢示集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这些论述都强调能够“感荡心灵”的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是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可以注意，这两篇文字都突出地提到了边塞题材。）前面引到萧绎《金楼子·立言》把“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视为文学的本质属性，这正是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的必然结果。
追求美和新变，也引起了文学形式的不断演革变化。拿诗来说，五言古体在汉代逐渐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尤其是曹植）和阮籍等人的创作，又有新的发展，表现手段更加丰富多样了。七言古诗在汉代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高，到了曹丕的《燕歌行》，可以看到显著的进步。以后又从中演化出两大分支。一种以七言句为主，而参以其他句式，长短不齐，富于变化，适宜表现激烈动荡的感情，这出于宋代著名诗人鲍照的创造；另一种是齐言的，即每句都是七字，篇幅较长，按一定规律换韵（大都四句一转），具有流荡的音乐感，适宜于铺写，这主要是在梁代形成的。与此同时，律体也开始形成。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提出“四声八病”说（即调谐平、上、去、入四声，防止声律方面的八种毛病），产生了“永明体”，它是我国律诗的开端。到了南北朝后期，五律已大体成型。在南北朝民歌中广泛运用的五言短诗，经过文人的改造，又演变为五言绝句体。七律和七绝在魏晋南北朝也有了雏形。可以说，在中国古代诗歌几种基本形式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时期。
追求修辞的华美，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普遍风气。这始于曹丕、曹植、王粲等人，以后就愈来愈甚。藻饰、骈偶、声律、用典，逐渐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这种努力虽然也带来某些弊病，但总的说来，它增强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使语言更富于表现力。
但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导权掌握在宫廷和贵族手中，作家的社会地位一般都比较高，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相脱离，其美学趣味也带有明显的偏狭性。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诗歌，还是较多地反映了当时动乱的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困苦，表现了作者期望建功立业的雄心，辞气慷慨，具有刚健清新的艺术风格。其后阮籍、嵇康、左思等，也从不同的方面继承了建安诗的传统。但总的说来，建安以后的文学，尽管题材越来越丰富，但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及思想感情却缺乏联系。在修辞风格上，追求华美本来无可厚非，但南朝文学，却过于单一地倾向于华美。虽然，这里面也有清绮与秾艳之分，奥博与轻浅之分，典雅与近俗之分，但像古直、平淡、粗犷之类的风格，一般是得不到承认的。这当然不利于文学风貌的多样化。
第四，文学与哲理的结合。这是魏晋南北朝前期文学中一种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哲学思考蔚为风气，不过从根本上说，还是作家自我意识加强、重视个体价值的结果。阮籍的《咏怀诗》是把文学与哲理结合起来的最早的典型。诗中作者完全否定了传统道德对于个人人生的意义，排斥了将个体融化在统治阶级群体的事业中的可能，由此产生了生命的孤独感与虚无感，从而对个体的价值、它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解脱的可能与途径，从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思考。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也是富于哲理的内涵的。他们的诗有一个相同的出发点，即认为个体生命不仅在社会中存在，而且，从更高的意义上说，也是面对整个宇宙存在的；从自然的永恒、圆满、自足、自由来看待社会的动乱、虚伪、束缚，世俗的成功就不足道了。因此，他们的诗歌颂了在个体生命与自然的和谐中追求解脱、追求“适己”、“快意”的生活。
这一种文学与哲理的结合，给中国古代文学的面貌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这使文学（主要是诗歌）摆脱了简单地、就事论事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现象的传统，表现了作者更为深邃的心理活动，并把读者引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思考。诗歌的内涵，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深沉了。魏晋南北朝的诗，以阮籍、陶渊明两家最为耐人寻味，通常又认为陶渊明是本时期成就最高的作家，这都和他们的作品富于哲理性有关。齐梁以后的文学，哲理成分有所减退，但这一传统并没有断绝。
以上从整体上简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这一时期中，诗歌的地位最为重要，所以前面较多地以诗歌为具体例证，对它作为一种单独的文学样式的情况，除南北朝民歌外，也就顺带作了介绍。下面，再对民歌和其他几种文学样式作一些说明。
南北朝民歌主要是由南方的乐府机构收集保存下来，现存五百多首。由于南北分裂，民俗迥异，两地民歌的艺术风格也有很大差别。大抵北方民歌朴直刚劲，南方民歌婉曲华丽。但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继承了《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感情和爱憎。民歌一般都具有生动活泼、浅显流畅的特色，也受到文人的喜爱，对文人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齐梁时代的诗人，反对诗歌语言过分追求书面化的典雅，主张雅俗结合，要求口吻调利，具有音乐感，这和民歌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南朝民歌色彩富丽，以反映男女之情为主要内容，直接影响了宫体诗的产生。在诗体方面，南北朝民歌开创了五、七言绝句体，经过文人创作加以提高，后来成为唐诗的主要形式之一。
魏晋南北朝的文章较以史传、政论为主的两汉散文，更为丰富多样。檄、碑、诔、序、记、书信等各体文章，普遍都注意辞采，追求艺术性的美。特别是书信，出现了不少富有抒情色彩、语言精美的作品。产生于北方的《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前者是地理著作，而多风景描述，富于文采；
后者记述洛阳寺庙的兴废，而兼及各方面，文字也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