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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2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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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中除后三人为安徽歙县人外,其余都是常州(武进、阳湖)人,因此他们被称为“常州词派”,但这些人中,黄景仁、钱季重早逝,恽敬、李兆洛、陆继辂等为阳湖派古文家,并不以词名,堪称张氏羽翼的是后三人,他们都是张氏的门生。但他们在当时并没有多大影响,真正进一步推衍常州派理论而有重大影响的,是稍后的周济。
周济(1781—1839)字保绪,一字介存,晚号止庵,江苏荆溪(今宜兴)人。嘉庆进士,官淮安府学教授。有《味隽斋词》、《词辨》、《介存斋论词杂著》,并选有《宋四家词选》。
周济早年曾随张惠言的外甥董士锡学词,但他与继承张氏衣钵的董氏之说“或合或否”(《味隽斋词自序》),对张氏的词论也提出了不少修正的意见。其一,张惠言提出词体与“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词选序》)相近,因此词与诗赋有同样的价值,这掀起了词史上所谓“尊体运动”。
周济更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进一步强调了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其二,张惠言重比兴寄托,但如以他在《词选序》中的“指发幽隐”之说为准的话,实在是很容易把词写成谜语。周济也强调寄托,但在讲“非寄托不入”时又讲“专寄托不出”(见《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要求超然于事象之上,使“灵气往来”(《介存斋论词杂著》),这就避免了把词中的意象、文辞变成一种隐晦的“代码”。其三,张惠言《词选》虽贯穿其理论主张,但范围稍广,兼有精选读本的性质,周济《宋四家词选》只取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而以其他词家分属这四家之下,并明确提出学词的途径是“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则完全成为学词的范本,且更为简明。他推重张氏所不取的吴文英,又以周邦彦为最高典范,均与《词选》的标准有所不同。
常州派的理论经过周济的发挥,更为系统化,也更为简明实用,所以影响也更为广泛深远,笼罩了清后期的词坛。
在浙派、常州派先后成为词坛主要势力时,也有些词人不依傍这两家,其中项廷纪(1798—1835)较有成就。他原名鸿祚,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道光举人,应进士试不第,漂泊谋食,早卒。有《忆云词》。前人多将他列入浙派,然项氏既对当时浙派中人有所指责,且明言其《忆云词丁稿》“惟仿花间小令”(《忆云词》自序),则显然有自别于浙派之意。
他的词多写身世凄凉之感。有一首《满江红》,有小序云:
“九月十四晚乘月过虎跑,憩小池上,见寺门未阖,闲步见客室,有皂衣高冠者呵禁甚厉。问老僧,知当轴诸贵人宴两试官于此,始忆城中放榜又三日矣。一笑纪此。”
独有常娥,不笑我、青衫依旧。正相伴、寺门乞茗,野桥沽酒。小隐竟成丁令鹤,学仙羞逐淮王狗。趁夜凉、来叩远公房,惊而走。莲座倨,蛮狮吼。松径僻,骄骢骤。只维摩病瘠,见人摇首。身贱自遭奴隶薄,心闲好与溪山友。怪秋坟、鬼听忽揶揄,颜之厚。
项词大多重藻丽,这一首则以质朴的文辞,写出遭受凌辱的痛苦,有真切的人生感受。
清中期的词和诗的进展有显著差距,比较清初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三家鼎立的局面,也显得寂寥。但应该说厉鹗的词还是很有特色的,张惠言的词在语言形式方面也有其长处。


第三节 清中期的骈文与散文

清中期的文,情况较为繁复。既有骈体与散体的对立,散体之中,也有正统的“古文”与这以外的散体文的区别,而正统的“古文”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和诗歌一样,清中期包括骈文在内的广义的散文,在脱离为封建政教服务而恢复自由抒情和个性表现的功能上,有较显著的发展。

一、骈文的兴盛

自唐宋古文运动以后,骈文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但作为官方文书的应用文体,仍为一般读书人所熟悉。而唐宋古文的传统因受理学牵制,在元明显得无法顺应时代的变化,骈文又有了重兴的机会。晚明时期,一方面是小品文在近俗的方向上打破了唐宋古文的传统,另一方面,复社诸子提倡骈文,则是在古雅的方向上起到同样的作用。入清以后,文化风气总体上的趋雅,使骈文更容易得到肯定。清初的骈文名家陈维崧、毛奇龄诸人,实际是把晚明风气带入清代的作家,稍后则有章藻功。至雍正、乾隆之际,胡天游成为承上启下的人物,时人称其“骈体文直掩徐、庚”(齐召南《石笥山房集序》)。至乾隆、嘉庆之际,骈文大盛。这一过程,大致如《清史稿·胡天游传》所说:
俪体文自三唐而下,日趋颓靡。清初陈维崧、毛奇龄稍振起之,至天游奥衍入古,遂臻极盛。而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辈继起,才力所至,皆足名家。
乾、嘉骈文之盛,又带有与桐城派古文相抗衡的意味。方苞“义法”中程朱理学的内核,实较唐宋古文的“道统”更为迂腐固执,其文章不近人情之处,也远甚于唐宋古文家。在社会已经历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它遭到反对是必然的。乾隆时代及稍后的著名学者文士,如钱大昕、袁枚、章学诚、阮元,均在各自不同的立足点上攻击桐城派。重汉学而轻宋学的学者,多讥方氏空疏浮薄而徒为大言,如钱大昕乃说:“盖方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与友人书》)思想较激进的袁枚则肆意嘲笑古文家之自称“明道”,说这不过是“文人学士必有所挟持以占地步”(《答友人论文第二书》),即拉大旗作虎皮伎俩。阮元又据六朝文笔说立论,赞同萧统以“沉思翰藻”之作为文,而经、史、子著作均非文的观点,视骈文为文章的正统(见《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在这样的风气中,骈文作者林立,选集并出。如吴鼒编有《国朝八家四六文钞》,收录袁枚、邵齐焘、刘星炜、吴锡麒、孙星衍、洪亮吉、曾燠、孔广森八人之作,号称“骈文八大家”(吴鼒本人也是骈文作家);曾燠编有《国朝骈体正宗》,收录毛奇龄以下数十人之作;李兆洛又编有大规模的《骈体文钞》,收录秦至隋的文章七百余篇,而实际包括许多散体文,其用意是“欲合骈散为一,病当世治古文者知宗唐宋不知宗两汉”(《清史稿》本传),并与姚鼐所编的《古文辞类纂》争一短长。而创作成就最为突出的,应数汪中。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人。三十四岁为贡生,后绝意仕进,钻研经史,以博学称。有《述学》等。汪中的生平,与他的朋友黄景仁有些相似,“少苦孤露,长苦奔走,晚苦疾疚”,而“未尝有生人之乐”(汪喜孙《汪容甫先生年谱》),却禀性孤直,恃才傲物,被目为狂人,“众畏其口,誓欲杀之”(卢文弨《公祭汪容甫文》)。他不喜宋儒之学,对封建礼教和传统思想每加驳斥,文章也自具思想光彩。如《列子·说符篇》记“狐父之盗”路遇“爰旌目”将饿死于道,遂以食物救活了他,而爰旌目醒后义不食盗者之食,终于饿死。汪中取前半部分作《狐父之盗颂》,热烈赞美狐父之盗救人的美德。作者认为,盗者之食是冒犯死刑而得,而施之不望有报,纯为“悲心内激”,所以是格外可贵的,叹为“吁嗟子盗,孰如其仁!”江藩称汪中著此文“以写怀自伤”(《汉学师承记》),未必全面。它不仅有意与“义不食盗者之食”的正统道德观相背,把苦难者求生的权力放在传统道义观之上,而且强调人与人休戚相关的感情才具真正的道德价值,都表现了作者对人性和伦理问题的深刻思考。
另有《广陵对》、《哀盐船文》、《自序》,均为人所称道,而《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序》,更是文采优美,感情动人:
岁在单阏,客居江宁城南。出入经回光寺,其左有废圃焉。寒流清泚,秋菘满田,室庐皆尽,惟古柏半生,风烟掩抑,怪石数峰,支离草际,明南苑妓马守真故居也。秦淮水逝,迹往名留,其色艺风情,故老遗闻,多能道者。余尝览其画迹,丛兰修竹,文弱不胜,秀气灵襟,纷披楮墨之外,未尝不爱赏其才,怅吾生之不及见也。
夫托身乐籍,少长风尘,人生实难,岂可责之以死!
婉娈倚门之笑,绸缪鼓瑟之娱,谅非得已。在昔婕妤悼伤,文姬悲愤,矧兹薄命,抑又下焉。嗟夫,天生此才,在于女子,百年千里,犹不可期,奈何钟美如斯,而摧辱之至于斯极哉!
余单家孤子,寸田尺宅,无以治生,老弱之命,悬于十指。一从操翰,数更府主,俯仰异趣,哀乐由人,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静言身世,与斯人何异?只以荣期二乐,幸而为男,差无床箦之辱耳。江上之歌,怜以同病;秋风鸣鸟,闻者生哀。事有伤心,不嫌非偶。
贫贱者难以维持人格的尊严,徒有才情灵性,不免为世所摧辱,故“人生实难”——这种切身感受,是作者将被视作卑贱的妓女马守真引为同调、伤悼她同时也是伤悼自己的基础。
这里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人道精神,与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是有时代差异的。文章骈散兼行,安雅而委曲,确是难得的美文。
但骈体文固有的缺陷,使它不可能取代散体文的优势地位。写作上的困难,使它无法为大量学养有限的文人所掌握;
而在运用范围上,它也有局限。即以汪中作品而论,他的名篇《哀盐船文》描写仪征江面盐船连片失火、死伤无数的情状,著名学者杭世骏在为此文所作的序文中赞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但以这种修辞性极强的文体描述极悲惨之事,实在不很相宜。又清中期骈文家多是名学者,学问气过重,又从另一面妨害了骈体文的成就。

二、桐城派古文的流变

桐城派古文虽受到多方面的攻击,但并未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同时,它也顺应时势作出了一定的反应。对桐城派理论作出新的总结和发挥,使之影响更为扩大的,是姚鼐。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世人以其书室名称惜抱先生。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任四库馆修纂。后辞官,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凡四十年。著有《惜抱轩诗文集》,又编有《古文辞类纂》,流布极广。
姚氏古文理论,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他的长处是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作总结性、具体化的工作。
第一,他提出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方面,“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复秦小岘书》)。在古文理论中加入考证,这是对当时气势正盛的汉学的让步。姚氏本人也做考证研究,有《郡县考》等,但根底不深。他所说的“考证”涵义较广,主要是指做文章所需要的一种学养和辨明事实的功夫,而不专指作为学术研究的考证。
第二,他提出“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前四者是“文之精”,后四者是“文之粗”,抽象的前四者要通过具体的后四者来体现和把握,并要在领悟前四者之后,摆脱后四者的束缚,而进入“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序目》)的境界。这基本上是归有光、方苞、刘大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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