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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2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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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肌理,兼指诗中的义理和作诗的条理。他认为学问是作诗的根本,“宜博精经史考订,而后其诗大醇”(《粤东三子诗序》),同时认为宋诗的理路细腻为唐诗所不及,所以主张宗法宋诗。在提倡诗风的“醇正”方面,他其实与沈德潜相合,其诗作质实而少情趣。
乾隆时,在诗论主张上,既对王士禛表示不满,又先后与沈德潜、翁方纲针锋相对的诗人是袁枚。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主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入翰林院,因不娴满文,出为地方官,在江南一带做过六年知县。后辞官,居于江宁(今南京)小仓山下的随园。后半生四十多年中,度着诗酒优游的名士生涯,广交四方文士,负一时重望。生活放浪,颇为礼法之士所讥。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及笔记小说《子不语》。
袁枚值得注意的地方,不仅是他的诗歌主张,他实际从许多方面重申了晚明的反传统思想,代表了晚明思潮在经历清前期的衰退之后的重新抬头。他和李贽一样,肯定情欲的合理性,认为圣人之治,就是要让“好货好色”的人欲得到满足(见《清说》)。他甚至肯定富有者奢靡的生活,反对一味崇俭,指出:“古之圣贤,求贫民之富;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贫。不知富民者,贫民之母也。”(《与吴令某论罚锾书》)
所谓富民为“贫民之母”,意思指在富民的消费中,使贫者得到了谋生的机会。这当然是站在当时一些豪商的立场上说话(袁与此类人物多有交往),但作为一种经济思想,是有其道理的。特别是保护富民的主张,要比传统的崇俭思想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贫困化的平均主义,更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尊重人欲立场上,袁枚和李贽一样,对矫饰虚伪的假道学加以激烈的抨击。他认为“得千百伪濂洛关闽,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答蕺园论诗书》),并尖锐地指出:
“自有矫清者出,而无故不宿于内,然后可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心不动也;一饼饵可以终日,然后可以浚民之膏、减吏之俸而意不回也;谢绝亲知,僵仆无所避,然后可以固位结主而无所踌躇也。”(《清说》)这是说以禁欲自高的人,不但是意有所图,而且往往残忍而无人道。袁枚对官场中这一类人物,无疑是有亲身体会的。
对于盲目崇拜儒家经典的态度,袁枚也坚决表示反对。在《答定宇第二书》中,他提出六经中除《周易》、《论语》外“多可疑”,六经之言未必“皆当”、“皆醇”,甚至借老庄的话,攻讦“六经皆糟粕”(《偶然作》)。他对当时盛行的汉学考据也表示不满,认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答惠定宇书》)。学者章学诚指斥他“敢于进退六经,非圣无法”(《书坊刻诗话后》),倒是说明了他的思想的自由解放。
袁枚的思想也不纯粹是个人的东西,而实际反映了当时城市工商业者的要求和思想界的变化。甚至像身为馆阁大臣、士林领袖的纪昀,也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对矫情的“假道学”大加讥讽,主张“理”要顺于人情,可见这种思想变化是带有普遍性的。
袁枚的诗歌主张一般称为“性灵说”,这里的“性”即性情、情感,“灵”即灵机、灵趣。具体而言:第一,从诗歌的本质来看,“诗者,由情生者也”(《答蕺园论诗书》),“性情以外本无诗”(《寄怀钱屿沙方伯予告归里》)。也就是说,人的性情乃是诗歌的本源,所以“提笔先须问性情”(《答曾南村论诗》);而“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所以他对沈德潜选诗时不收艳诗和程晋芳要自己删去集内的“缘情之作”大为反感(见《再与沈大宗伯书》、《答蕺园论诗书》)。第二,性情又总是具体个人的性情,所以作诗须讲求自我个性,不可因袭他人,所谓“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答兰垞论诗书》),宗唐、宗宋的争执,在他看来是全无意义的事。第三,从具体创作来说,他强调要有“才”、有“灵机”。“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才为尤先”,“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蒋心余蕺园诗序》),追求凭藉天才发露而造成的“忽正忽奇,忽庄忽俳,忽沉鸷忽纵逸”(《赵云崧瓯北集序》)等超越陈规的变化多端的风格。第四,在以性情、灵机为前提的情况下,也重视学习古人、精心磨炼,主张“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续诗品·著我》),并自述“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遣兴》)。
袁枚的诗论同沈德潜、翁方纲的主张直接对立,和王士禛的“神韵说”则既相排斥又相关联。他并不反对“神韵”的提法,《再答李少鹤》说:“仆意神韵二字,尤为要紧。……
神韵是先天真性情,不可强而至。”确实,“神韵”本来也是重性情的一种说法,但在袁枚看来,王士禛所追求的“神韵”因偏于朦胧,缺乏活跃的生机,所以指责他“不主性情”(《随园诗话》)。袁枚主要是继承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诸论,又汲取南宋杨万里的意见,而构筑成自己系统的理论。在追求诗的“工妙”上,他比公安派来得讲究。
在当日的诗坛,这种理论对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和个性表现,有很重要的意义。
袁枚的诗歌创作有其显著特色,但难称大家。这与他的生活态度有关。他虽然思想敏锐,却也能与世沉浮,能够在风流生涯中自得其乐。像《自嘲》所写的“有官不仕偏寻乐,无子为名又买春。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令人感到他的痛苦已经自我消解得淡薄了。所以他的诗虽体式多样,但不以厚重壮大、激情奔放为特色,而以新颖灵巧见长。
如《春日杂诗》:
清明连日雨潇潇,看送春痕上鹊巢。明月有情还约我,夜来相见杏花梢。
前两句写雨中春色初发,后两句想象月华融漾在杏花梢的幽艳,而以明月有情、相约观赏勾连前后,极为巧丽活脱。这种诗看似轻灵,但绝非草率写成的。另外如“半天凉月色,一笛酒人心”(《夜过借园见主人坐月下吹笛》);“十里烟笼村店小,一枝风压酒旗偏”(《春桥》);“人家门户多临水,儿女生涯总是桑”(《雨过湖州》)等等,都是这样的名句。
袁枚也有些诗是关涉社会问题的。如《捕蝗曲》、《征漕叹》等都表现了士大夫传统的责任感;而有些讽刺之作,尤能看出他的尖锐的个性:
晴太温和雨太凉,江南春事费商量。杨花不倚东风势,怎好漫天独自狂?(《偶作》)
这首和《纸鸢》、《憎蝇》等诗,均以憎厌的语气描绘一类人物的丑态:他们全无独立人格,趋时附势,却洋洋自得,甚且不可一世。这种感受在乾嘉时期的文学中有特出的表现,这是值得注意的。
袁枚的性灵说在当时诗坛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反对者所在多有,同调者亦复不少。乾隆时代与袁枚并称“江右三大家”的蒋士铨、赵翼以及郑燮等人都与袁枚有交往并多少受到他的影响①。
①《清史列传·郑燮传》称郑“与袁枚未识面”,误。袁有诗叙两人晚年交往事。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乾隆中期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晚岁辞官,专心著述,尤深于史学,《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为世所重;
文学方面有《瓯北诗钞》和《瓯北诗话》。赵翼论诗与袁枚相近之处,是以创新为最高标准,绝不甘落人后,更不用说模拟。有《论诗》绝句: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不要说见解卓异,即从此诗看作者的精神气质,亦是傲然不群。
赵翼为诗不主一格,无所不入,个性分明、才情豪放是其长。如《野步》:
峭寒催换木棉裘,倚杖郊原作近游。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
虽也有伤秋之意,却不愿写成悲叹之辞,在鲜明的色彩中表现出健朗的意气。
他的另一部分诗好发议论,思想机智而敏锐。如《后园居诗》之三从自己的谀墓之作联想到史籍的可疑,《闲居读书》之六从看戏者因所处位置不同而所见各异譬喻读书的道理,都有能启发人思考的见解。咏史而感时的《读史二十一首》更集中表现了这一特点。如第八首论“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故事,与袁枚早年所作《郭巨论》一样,对封建道德中反人性的东西的加以抨击,开头“衰世尚名义,作事多矫激”二句,指出貌善而实恶之事,每因求名而起,下笔峻切。又如第七首:
康成居北海,黄巾拜其门。远公居庐山,问答到卢循。固由素行高,能使剧盗驯。亦见当时风,法网漏纤鳞。弗以形迹疑,共推德服人。使其遇黠吏,早以通贼论。管汝儒与释,且试吏威伸。
郑玄和慧远先后为“剧盗”所敬重,是史家美谈,一般人所想到的是他们能以德服人,如顾炎武《不其山》“为问黄巾满天下,可能容得郑康成?”亦取此意并以郑玄自喻。但赵翼诗中,却说当法网苛严之时,这种事情决不能逃脱“通贼”的罪名,从而对现实加以尖锐的讽刺。这种作品以诗的艺术性来要求自然有所不足,却颇具思想力量,也表现了作者的个性。
蒋士铨对于诗的见解也与袁枚相近。但他为人拘谨,思想颇为陈腐,虽说作诗技巧较高,却缺乏赵翼那种洋溢的神采。擅长七言,有一首《看书》生动地描摹出书法的美感,较有特色:
老眼观书如读画,峰峦溪壑太分明。成文波绉循行出,著纸烟云逐字生。窈窕态宜横侧看,飞凌心许破空行。百回愈见轩昂甚,举手扪来觉未平。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初进士,曾为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声。后因为灾民请赈而触忤大吏,被罢官,回扬州卖书画为生,是一位著名的书画家。有《郑板桥全集》。
郑燮出身贫困,得仕进,以做好官为人生志愿,服膺儒家的政治理想,但也很向慕徐渭、袁枚那样的自由放达之士,有愤世之心。大致而言,他是一个稍带狂诞习气,而思想和性格却并不敏锐和强烈的正直人士。就像他的书画,有些“怪”味却并不放纵,其实还是比较秀雅的,内蕴也比较浅。
他的诗一部分集中反映民生疾苦,如《孤儿行》、《逃荒行》、《姑恶》、《私刑恶》、《悍吏》等,都很具体真切而富于同情心,为一般诗人所少有。尤其《姑恶》篇,写一个小媳妇受婆婆残酷折磨的情形,典型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村的一种非人道的现象。只是因为作者立意于劝世,所以重叙述而未能深入人物内心,作为诗歌仍不免有缺憾。此外多山水纪游及题画之作。作者对这一类诗不很重视,曾自我批评说:“古人以文章经世,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后刻诗序》)故所至不远,大抵语言自然浅切,不喜模拟,是一种优点,但缺少特异的感受和别出一格的创造。律诗尤嫌轻滑不着力,绝句较明快,有些表现出他的性格。如下面一首: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
年辈稍晚的诗人中,黄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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