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引起他与杨贵妃的感情冲突，从而使得他们的爱情故事多生曲折。而最为突出、与前代写同一故事的文学作品显得明显不同的地方，为以下两点：
其一，剧中对“情”这一全剧的核心作了充分的描写和反复的渲染，并把故事的结局，写成一方虽死，犹抱痴情，一方虽生，而痛不欲生，共守前盟，因此感动天地鬼神，得以共升仙宫，永久团圆。虽然“情”本是杨、李故事的中心，但《长生殿》的写法，却有把“情”从故事中抽象出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和超越生死的力量来歌颂的用意。剧本开场曲写道：“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即点明这一主旨。在《例言》中，作者又对有人称此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的说法表示赞同，这表明《长生殿》对情的赞美是受到《牡丹亭》很大影响并且与之相似的。但《长生殿》所写皇帝与妃子的情，在当时的道德观中是无可非议的，这和《牡丹亭》所写根本违逆礼教精神的情，性质完全不同；作为历史题材，《长生殿》又以一种距离感避免了对人心的强烈刺激。这样，《长生殿》既在一定程度上沿承了晚明文学的特色，又退缩到一个比较文雅和安全的范围之内。
其二，在写“情”的同时，《长生殿》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几乎与描写爱情的部分相等）写安史之乱及有关的社会政治情况，这使得此剧显得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情节富于波澜曲折（此所谓“闹热”），既是一部浪漫的爱情剧，又具有历史剧的特色。这一双线平行交织、互相映衬的结构，把杨、李的爱情故事具体地结合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广阔的社会背景来描写，除了通过对唐明皇失政的批评，寄寓了“乐极哀来，垂戒来世”（《自序》）的教训意义外，还通过描写爱情在历史变乱中的丧失和由此引起的痛苦，渲染了个人命运为巨大的历史力量所摆布的哀伤，而这一点在当时尤其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特别像《弹词》一出，写皇家乐工李龟年于安史乱军破长安后流落江南，对人弹唱宫中旧事与马嵬惨象，所谓“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令人生不堪回首之感。
而李龟年自述流离的一曲《一枝花》，则又抒发了普通人在历史变乱中的悲怆：
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逼拶得歧路遭穷败。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衰残霜雪鬓须白。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揣羞脸上长街又过短街，那里是高渐离击筑悲歌，倒做了伍子胥吹箫也，那乞丐。
此曲与李玉《千钟禄》中《惨睹》一出的《倾杯玉芙蓉》曲一时流布甚广，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俗谚，其原因是容易理解的。
总之，《长生殿》是一部以写“情”为主、兼寓政治教训与历史伤感的作品，但这和反清意识没有什么关系。《骂贼》一出，写乐工雷海青责骂安禄山和投降的官员，也主要表现正统的“忠义”思想，将此解释为对清人及降清官员的讽刺，实属穿凿。洪昇的父亲、外祖父都是清初就出仕的，他本人也有意于仕途，不可能把清朝统治者斥之为“贼”。如果有所指，也只可能指李自成，这倒是符合当时一般文人的态度的。
《长生殿》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实不及《桃花扇》。这可能有写作难度上的问题。剧中的唐明皇，既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又是一个传说人物，分寸不易把握。为了突出“情”的主题，作者写他在马嵬坡兵变中“宁可国破家亡”，宁可弃舍“九重之尊，四海之富”（《埋玉》），也不愿弃舍杨贵妃，这和“皇帝”的身份难以相符。在其他各出中，唐明皇的性格也大抵集中在痴于“情”这一点上，显得比较简单。杨贵妃的形象，在前半部分写她恃宠骄纵，为独占唐明皇的欢心而机变百出，又因害怕失宠而忧心忡忡，性格较为丰富，也切近一个宠妃的身份。其他人物，如作为忠臣义士的郭子仪、雷海青等，都显得简单化。
《长生殿》艺术上的长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在结构方面，全剧长达五十出，场面壮丽，情节曲折，而组织相当严密。李、杨爱情是戏的主线，这条主线又以一组道具——一对金钗、一只钿盒贯穿始终，随情节变化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属于交代性的第一出《传概》不算，剧本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他们二人以金钗钿盒为定情信物，而后经过一番波折，至七夕长生殿盟誓，形成一个高潮；紧接着安史乱起，马嵬坡兵变，杨贵妃惨死，李、杨的爱情转化为悲剧，而作为信物的金钗钿盒成为随葬品；其后再描写他们“那论生和死”（《传概》）的深情，已成蓬莱仙子的杨贵妃拆金钗一股、钿盒一扇托道士转交唐明皇，又坚前盟；最终二人在天宫团圆，金钗再成双、钿盒又重合。对“钗盒情缘”的刻意描写，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同时，剧中又巧妙地把宫廷内外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情景与李、杨爱情的线索组合成一体，写了安禄山、杨国忠、高力士、李龟年、雷海青等各式人物乃至村妇小民的活动，使剧情显得很丰富，又层次分明地展开。除了后半部分稍略拖沓而外，全剧显示了作者杰出的构造能力。
其二，《长生殿》的曲词优美，尤为人们称道。从文字上说，它具有清丽流畅、刻画细致、抒情色彩浓郁的特点。前面说剧中唐明皇的形象比较简单，但在写他痴于“情”这一点上，还是很深入的。如《闻铃》一出，继承《长恨歌》、《梧桐雨》的笔法，借风声雨声，衬托唐明皇心中的缠绵悱恻之情：
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崚嶒，似我回肠恨怎平！（《武陵花前腔》）
这可以说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而随着人物身份的不同，《长生殿》曲辞的风格也多有变化，如前面抄录李龟年流落江南时所唱的一支曲子，别有一种苍凉的感觉；剧中有几支民间百姓的唱词，则大多偏向于通俗风趣。在音律上，不但洪昇本人精于此，而且还得到曾作《九宫新谱》的专家徐麟的帮助，所以“句精字研，罔不谐叶”（吴仪一序），即使从书面诵读，也能感受到那富于音乐性的美感。由于《长生殿》具有很好的舞台效果，当时传演极盛：“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以是传闻益远。畜家乐者，攒笔竞写，转相教习。优伶能是，升价什佰。”（同上）至今，《长生殿》的若干出还常常在昆剧舞台上演出。
第五节 孔尚任与《桃花扇》
《长生殿》问世十年之后，康熙三十八年（1699），继有孔尚任的《桃花扇》问世。二剧有许多相近之处，但《桃花扇》取材于数十年前的明末历史，具有更鲜明的时代感。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别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在康熙帝一次南巡返经曲阜时（1684），孔尚任被荐在御前讲经，受到常识，由国子临生的身份破格被任为国子监博士。他为此作《出山异数记》，表达感激的心情。后迁至户部员外郎，因故罢官①。
①孔氏罢官原因不详。或以为与《桃花扇》的写成有关，此说不可靠。按作者于《桃花扇本末》中记宫中索剧本一事，是带炫耀的；又记他解官之后京中大僚犹群聚观赏此剧，更说明他并非由《桃花扇》得祸。
其间他曾因参与疏浚黄河入海口的工程，在淮扬一带生活了三年，结识了冒襄，黄云、宗元鼎、杜濬等明末遗老及其他一些著名文人，还在扬州、南京诸地凭吊明朝的遗迹，广泛了解到南明政权兴亡的史料，这为他后来创作《桃花扇》提供了素材。
孔尚任兴趣广泛，知识淹博，尤其爱好书画古玩，有《享金簿》一书，记载其收藏。他也擅长诗文，有《湖海集》、《岸堂稿》等传世。他的诗抒情意味较浓，有些怀古之作，写得很不错，如《过明太祖故宫》：
匆忙又散一盘棋，骑马来看旧殿基。夕阳偏逢鸦点点，秋风只少黍离离。门道大内红墙短，桥对中街玉柱欹。最是居民无感慨，蜗庐僭用瓦琉璃。
一个曾经煊煊赫赫的朝代过去了，只留下破旧的残迹。虽然还有少数以遗民自居的文人依然在怀旧中生活，然而普通百姓早已淡然，明宫的琉璃瓦也被他们拿来盖在自家的“蜗庐”上。这一种对历史变迁的伤感和怅惘，和《桃花扇》有相通之处。
《桃花扇》剧本的创作，作者自谓始于未出仕时，经十余年苦心经营，三易其稿始成（见《桃花扇本末》）。它以复社（东林党后身）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绘了南明弘光王朝由建立到覆灭的动荡而短暂的历史，从而也就写出了明王朝最后的崩溃。剧本的宗旨，作者说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先声》），同时要通过说明“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为后人提供历史借鉴，“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桃花扇小引》）。总结历史教训和抒发兴亡之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各有偏重的方面，作者在这两方面达到的深度有所不同。
南明的覆亡，正如夏完淳所言，是由于“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续幸存录》），在危急的形势中，统治集团中的各个派系无法以相互忍让的态度达成对外一致，使得有限的力量消耗在内部的争斗中。这里不仅有弘光帝、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私君，私臣，私恩，私仇”（《桃花扇·拜坛》眉批）的问题，另一方面，复社文人的以“清流”自居、意气用事，史可法的才能短绌、缺乏果断，左良玉在清人大兵压境之际为了内部矛盾而起兵“清君侧”，导致马士英抽调江北三镇与之对抗，都是导致南明覆灭的重要原因——左良玉用兵甚至是关键因素。孔尚任写《桃花扇》，曾对南明基本史实作过深入的调查与考证，在反映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乃至细节方面相当严谨（侯、李爱情故事则有较多虚构），使得这一剧作具有较严格的历史剧性质，这是《长生殿》等写历史故事的作品无法相比的。它也确实揭示了南明小朝廷的混乱局面和激烈的内部矛盾。但同时也要注意到，作者把罪责几乎完全归于马、阮一方，不仅热烈赞颂了史可法，对复社文人及左良玉也多有美辞，经过这样的处理，剧本所反映的史实已经不可能是全面的，它已经成为一种对历史的观念化的解释。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仍旧采用“正”、“邪”对立的陈套来描述政治斗争；而孰“正”孰“邪”的分判，则是使用了官方的标准。史可法在扬州城破后自杀身亡，仅隔一月，清军统帅、豫王多铎即下令为之建祠（见计六奇《明季南略》），此后清朝统治者一再对他加以褒扬，以达到笼络人心和彰扬忠节的双重目的。而马士英、阮大铖则是从《明史稿》起就被列为“奸臣”的（《明史稿》开始修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