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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1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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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复辙,实为可悲。诗中寓含了封建时代的“功业”不足以作为人生选择的意味。
与汤显祖年岁相仿的屠隆(1542—1605),字长卿,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万历初进士,曾任礼部郎中,因生活放纵而罢免。他是后七子诗派中“末五子”之一,但对诗歌的看法,却反对一味摹拟古人,主张“各极才品,各写性灵”(《论诗文》)。屠隆对“性灵”的解释虽不像袁宏道那样明确而透彻,但他对此曾一再强调,对于公安派的理论有一定的先导作用,所以他实际是沟通复古派与公安派的人物。屠隆的诗作也多讴歌及时享乐,用笔舒放,与公安派有相近之处。
如《杂感》之六写一风采翩翩的“轻薄子”纵情酒色,宣称“行乐度年光,诗书不足观”,反映了晚明时代尊侠轻儒的风气。
公安派、竟陵派相继兴起以后,前后七子的复古文学系统遭到打击,一度显得冷落。但公安、竟陵派的诗不但在艺术上存在严重缺陷,而且他们注重个性的精神在当时社会中既得不到健康的发展,又不足应付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因此到了明朝末年,以东南地区复社、几社为中心的文人,重又申张七子的文学宗旨,在古典传统中寻求强有力的抒情表现,其中最著名的,是陈子龙与夏完淳。不过他们的诗作——
尤其是国变之际的诗作,伤时感事,慷慨悲凉,在复古倾向中已无暇斤斤计较于古人诗法,这和前后七子仍然是有所不同的。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号大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曾与夏允彝等结几社,与复社相呼应,为一时名士。清兵入关后,仕于南明弘光朝,任兵科给事中,后辞职回乡。南京被攻破后,因从事抗清军事活动被捕,乘隙投水而死。有《陈忠裕公全集》。
陈子龙早年性格豪放,不拘细节,心怀大志,其诗作或绮丽婉转,如《秋夕沈雨偕燕友让木集杨姬馆中……》二首,写他与名妓柳如是的亲密交往,“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写出一种伤感的艳情;或质朴深沉,如《小车行》用汉乐府民歌的风格,描绘了百姓流离失所的惨景。明朝覆灭之后,他的诗尤其七律之作更向悲壮沉雄一路发展,把忧国伤时、英雄失路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秋日杂感》:
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
吴伟业以“高华雄浑,睥睨一世”(《梅村诗话》)的评语,指出陈子龙诗既具有感情强度又注重辞采、声调的特点。
夏完淳(1631—1647)字存古,华亭人。父夏允彝、师陈子龙,都是明末讲究文章气节的名士。他自幼聪颖过人,十二岁便已“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王弘撰《夏孝子传》),具有天赋才华。因受父辈影响,喜谈军国事。
清兵下江南,他积极参与抗清斗争,事败被捕,慷慨赴死,年仅十七。有今人所编《夏完淳集》。
夏完淳的文学观点受陈子龙影响,主张复古。其诗作多反映明亡之际的史实和沉痛心情,于悲凉中发出激昂之气。出于少年人活跃的情感,他的诗往往写得很华美,如《鱼服》诗中以“莲花剑淬胡霜重,柳叶衣轻汉月秋”写出在艰苦处境中坚持抗清的决心,用语相当精致;而像伤悼陈子龙的《细林夜歌》和感时自伤的《长歌》等歌行体诗篇,尤其显得意态激越飞扬,辞采鲜丽。当然,他有时也用简劲老成的笔法来表达沉重的心情,如《毘陵遇辕文》:
宋生裘马客,慷慨故人心。有憾留天地,为君问古今。风尘非昔友,湖海变知音。洒尽穷途泪,关河雨雪深。
夏完淳亦能文,《大哀赋》、《狱中上母书》尤为著名。作为一个少年才士和少年英雄,他的作品具有特殊的感染力。
晚明诗苑一种新奇现象,是出现了不少富有个性和才华的女作家,在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尤为集中。其中有名门淑女,也有青楼名妓。《列朝诗集小传·闺集》收有一批女诗人的传记,如《朱无瑕传》说:“万历己酉,秦淮有社,会集天下名士。泰玉(无瑕的字)诗出,人皆自废。”又《范允临妻徐氏传》说:“徐媛……与寒山陆卿于唱和,吴中士大夫望风附影,交口而誉之。流传海内,称吴门二大家。”朱无瑕是妓女,徐媛和陆卿子是名门淑女,她们的诗都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欣赏,并刊刻成书,广为流传。这种现象,表明了晚明时期在旧礼教的合理性遭到普遍怀疑的趋势下,女子的个性与才华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重视。那些女诗人的创作,并不完全依附于男性所主导的文学潮流,往往能够表现出个人特殊境遇中的特有感受。如名妓柳如是的一首《金明池·寒柳》词:
有恨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迷离,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舫,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前、一点春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
柳如是以“风流文采”著称于明末,是一个不甘心于风尘沦落的奇女子。她先有意交结陈子龙,后嫁给年龄不相称的钱谦益,都有看重他们在士林中地位的用意。清人入关后,她曾与钱氏共谋恢复。这首词写于崇祯年间柳如是与陈子龙等文士交往时,风华犹盛。然而她感觉到的是“春日酿成秋日雨”那一种可以预见的衰凉寂寞的命运,她凄楚地看到自己将会作一场徒然的挣扎。这里既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氛,也有纯属个人的心绪。



第四节 晚明小品散文

晚明诗歌与散文同处于变革的阶段,结果却有所不同,以“小品”为代表的晚明散文,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尽管清朝人对晚明散文攻击甚烈,甚至近现代的人们也往往受传统观念影响,习惯把所谓“唐宋八大家”所代表的“古文”系统视为中国古代散文的正宗,但从文学的意义来说,背离这一系统的晚明小品散文,实际上正体现着古代散文向现代方向的转变。
“小品”原是佛家用语,指大部佛经的略本,明后期才用来指一般文章。明人所谓“小品”,并不专指某一特定的文体,尺牍、游记、传记、日记、序跋等均可包容在内。这一概念的提出,与性灵说有密切关系,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以往人们所看重的关乎国家政典、理学精义之类的“高文大册”,而提倡一种灵便鲜活、真情流露的新格调的散文。前代散文中最为晚明文人推重的,一是《世说新语》,一是苏轼的抒情短文,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兴趣所在。袁中道《答蔡观察元履》文说:
近阅陶周望祭酒集,选者以文家三尺绳之,皆其庄严整栗之撰,而尽去其有风韵者。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托不必传者以传,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马作史,妙得此法。
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
……偶检平倩及中郎诸公小札戏墨,皆极其妙。石篑所作有游山记及尺牍,向时相寄者,今都不在集中,甚可惜。后有别集未可知也。此等慧人,从灵液中流出片言只字,皆具三昧,但恨不多,岂可复加淘汰,使之不复存于世哉!
文中对苏轼两类散文的褒贬,最能显示与传统评价标准的区别。这里虽没有标出“小品”的名目,但袁中道用以与“高文大册”相对立的“小文小说”、“小札戏墨”,以及关于这一类文章的特点的解说,基本上已点明了小品概念的内涵。大致晚明人所说的“小品”,其体制通常比较短小,文字喜好轻灵、隽永,多表现活泼新鲜的生活感受,属于议论的文章,也避免从正面论说严肃的道理,而偏重于思想的机智,讲究情绪、韵致,有不少带有诙谐的特点。还有,袁中道所说“托不必传者以传”——作者并不着意于传世不朽,作品却以其艺术价值得以传世,也从写作态度上说明了小品的特点。
在晚明同时推行的诗文变革中,小品文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诗歌具有特殊的语言表现形式,它要从古典传统中脱离出来必须以形式的变革为前提,而散文在形式上所受束缚较小,旧有的文体也很容易用来作自由的抒写;其二,在以前的文学中,诗歌作为一种抒情艺术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再要有重大突破是不容易的。散文由于更具有实用价值,以往受“载道”文学观的影响也更大,所以当它向“性灵”一面偏转时,容易显现出新鲜的面目。
晚明小品大致以公安派为显著的开端,袁宏道、袁中道都写过很多出色的富于性情的短篇散文。不过在此之前徐渭已经写出一些这一类型的作品,已见前述;另外还有必要特别提及李贽,他的一些短文喜正话反说,冷嘲热讽,不仅思想之尖锐不可多得,文笔也极有特色。如《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圣者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
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不曰“徒诵其言”,而曰“已知其人”;不曰“强不知以为知”,而曰“知之为知之”。至今日,虽有目,无所用矣。
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
思想的盲从、学术的禁锢,导致人格的堕落,也是社会失去生气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我们能读出一个先行者内心难以言说的愤慨与苦闷。
当然,李贽毕竟是历史上特异卓绝的人物,像他这样的文章是别人很难写出来的。但也并不是说晚明小品只是闲逸之情的产物。在袁宏道的名篇《徐文长传》中,就通过徐渭一生坎坷而痛苦的经历,抒发了这一时代敏感的文人对于个性难以舒张的共同苦闷。下面是其中一节: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崩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
文中实际把徐文长描绘成一种新的时代英雄。他与世异调,屡遭不幸,却永不肯俯首向人,而宁愿承担悲剧的命运。这种兀傲的个性,也是作者的精神向往。另外在尺牍《丘长孺》中,袁宏道自述为县令之苦,也主要着眼于在官场中人失去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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