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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作者勉强作出的评述，常显得迂腐可笑。如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为诱敌深入，助长敌方的骄傲懈惰之气，故意“退避三舍”，这本是一项巧计；书中却指责楚军统帅子玉步步进逼作为国君的晋文公，是“君退臣犯，曲在彼矣”，故不能不失败。这不但毫无道理，亦不能适用于其他类似的情况。
《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应该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为后人称道。写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春秋时代著名的五大战役。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
《左传》所记外文辞令也很精彩。这一类文字照理应该有原始的官方记录作为依据，但必然也经过作者的重新处理，才能显得如此精炼、严密而有力。与《尚书》乃至《国语》所记言辞相比，差别是很明显的。最突出的例子，要数“烛之武退秦师”一节。整篇说辞不到二百字，却抓住秦国企图向东发展而受到晋国阻遏的处境，剖析在秦、晋、郑三国关系中，秦唯有保全郑国作为在中原的基地，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于是轻而易举地瓦解了秦晋两大国的联盟，挽救了已经必亡无疑的郑国，至今读来，仍是无懈可击。这是世界外交史上运用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很早的杰出范例。
从文学上看，《左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考虑，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这些都是显著的文学因素。
一般说来，史籍记载中，愈是细致生动的情节，其可信程度愈低。因为这一类细节，作为历史材料的价值不大，在发生的当时或稍后，也不大可能被如实地记载下来。尤其所谓“床笫之私”、“密室之谋”，更不可能是实录。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左传》作者所依据的材料，虽主要出于史官记录，但也有不少原来就是社会上以各种方式流传着的历史故事，其中已经包含了若干虚拟的成分；在完成这部著作的过程中，作者又根据自己对历史的悬想、揣摩，添加了不少内容。当然，这种虚拟和揣摩，不同于小说、戏剧的虚构，它是完全依附于历史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历史，并表现作者的历史观念。但不能够说，这里就没有追求一种“故事趣味”以满足作者自身和读者的搜奇心理的潜在意识。
举例来说，在《秦晋郩之战》中，作者选择了蹇叔哭师、弦高犒师、文嬴释囚、秦伯悔过几个小故事，把这一历史事件的曲折经过，有声有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晋公子重耳之亡》所选择的故事，尤其富于戏剧性：过卫乞食于野人，在齐贪恋安乐而被姜氏与随从灌醉强行带走，过曹时曹共公窥其裸浴，至楚与楚王论晋楚未来关系，在秦得罪怀嬴而自囚请罪……，把重耳十几年流亡过程写得跌宕起伏，饶有趣味。重耳之亡，大概原来就是很有名的故事，所以流传过程中，留下不少有趣的内容，而作者的取舍，又偏向于这一方面。在这些故事情节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重耳的性格，既有贪图安乐、高傲任性的一面，也有胸怀远大、善于自我克制的一面。而且在流亡过程中，他作为政治家的气质也逐渐成熟。有些细节，是写得颇为传神的，如：
秦伯纳妾五人，怀嬴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
怀赢是秦穆公之女，先嫁给晋怀公（重耳之侄），此时又改嫁重耳。她捧着匜（盛水器）浇水让重耳洗手，重耳洗完以湿手挥她，这原是贵公子任性的派头，怀嬴认为这是卑视自己，因而发怒。重耳此时正恳求秦国帮他回到晋国夺取政权，岂敢得罪怀嬴？只得以隆重的礼节赔罪。这一节文字虽短，却写出了二人在特定处境中的特定心理。
人们对故事的兴趣，是产生文学的基本动力之一；故事情节、人物描写，也是小说和戏剧的基本要素。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与戏剧的产生相当迟，但与此有关的文学因素，却不可能很迟才出现。只不过它借了历史著作的母胎孕育了很久才分离出来。而《左传》正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的这一类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这种传统既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写作提供了经验，又为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第三节 《国语》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记事年代起自周穆王，止于鲁悼公（约前１０００—前４４０），内容涉及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以记载言论为主，但也有不少记事的成分。这部书不是系统完整的历史著作，除《周语》略为连贯外，其余各国只是重点记载了个别事件。可能作者所掌握的原始材料就是零散的，他只是将这些材料汇编起来，所以各国史事的详略多寡也不一样。其中《晋语》九卷，占全书近半；《周语》三卷；《鲁语》、《楚语》、《越语》各二卷；《齐语》、《郑语》、《吴语》各一卷。
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认为《国语》是写《左传》的左丘明所写，后人多有异议。现在一般认为产生于战国初年，作者不详。
《国语》也包含了许多政治经验的总结，其思想倾向略近于《左传》，只是不像《左传》那样鲜明突出。《周语·召公谏弭谤》一篇，记周厉王以肆意残杀为消弭不满言论的佳方，使“国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结果被民众驱逐而流亡。文中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相当深刻。
总体上说，《国语》的文字质朴，远不如《左传》有文采。但其中也有比较精彩的部分。如《晋语》中记“骊姬之难”前故事，较《左传》记载更详尽曲折。有一节写优施和骊姬合谋陷害太子申生，威逼大臣里克勿加干涉，很好地描摹出人物情态。优施请里克饮酒，半中间起舞而歌《暇豫歌》，暗示里克变故在即，要善于自保，尔后又写道：
优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寝。夜半，召优施，曰：“曩而（尔）言戏乎？抑有所闻之乎？”曰：“然。君既许骊姬杀太子而立奚齐，谋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杀太子，吾不忍。通复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优施曰：“免”。
里克胆小怕事，为了保全性命抛弃了故交太子申生，保持中立，优施和骊姬便为所欲为。另如“齐姜醉遣重耳”等，也比《左传》中有关部分具体生动。
《吴语》和《越语》在全书中风格较为特殊。它以吴越争霸和勾践报仇雪耻之事为中心，写得波澜起伏，很有气势。其中写到吴王夫差发兵北征，与晋人争霸中原，事情尚未成功，后院起火，传来了越王勾践袭击吴都姑苏的消息。夫差急召大臣合谋，采用王孙雒的建议，连夜布成三个万人方阵，中军白旗白甲，左军红旗红甲，右军黑旗黑甲，望去“如荼”、“如火”、“如墨”。晋军“大骇不出”，吴王乘势要求晋君让他当盟主，然后连忙撤兵，班师回吴。这一段写得有声有色，宛如后世小说笔法。
第四节 《战国策》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素。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则必亡，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秦策》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
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特色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