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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1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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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强(同上)。元末农民义军韩山童部就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极端不均作为宣传口号(见叶子奇《草木子》),实即表达了南人对于民族掠夺的愤恨之情。正是由于民族压迫的基本国策及文化差异诸原因,元统治者最终未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完备的法律制度。随着民族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加上广泛而严重的自然灾害所引起的剧烈的社会动荡,终于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葬送了元王朝的统治。
但元代社会很有些特殊之处值得注意。近来,元史研究者普遍认为,过去过于夸大了元朝落后、黑暗的一面,是不适当的。尽管元朝的政治、经济存在着若干倒退的现象,但也有一些前代所没有的积极因素,这既表现为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也表现为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以及蒙古统治者某些为自身利益考虑的政策,从反面造成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效果,从而,在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了一些引人瞩目的特点。
统一结束了数百年间各民族相互纷争战乱的局面,出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空前的融合,带来卓绝的文化成果。据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外国人或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而有成就者达三百余人。其中如贯云石、萨都剌、迺贤等人为中国文学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大量西域人移居于中原地区,他们的天文、医药等成就,被介绍到中国。
元代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中国同欧洲、中亚、东南亚的交通极其便利,中外交往非常活跃。中国的印刷术、火药、造纸术、指南针,都是在元代传入欧洲的。而遍布全国的驿站,东南沿海航道的开辟,都促进了地区之间物资与文化的交流。著名的黄道婆把海南的植棉和棉纺技术引进松江,即与便利的海道有关。
元统治者重视商业,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一边作战,一边派人保护商人贸易。所谓“元以功利诱天下”(方孝孺《赠卢信道序》),即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崇义黜利”的治国方针不同。终元之世,商人异常活跃,张之翰《议盗》云:
“观南方归附以来,负贩之商,游手之辈,朝无担石之储,暮获千金之利。”手工业的发展亦达到最佳历史水准,据徐一夔《织工对》一文所载,在元末杭州,已出现一定规模的纺织作坊,佣工可自由来去。
工商业的发展使一些原有的和新兴的重要城市呈现空前的繁荣。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马可波罗行纪》对元大都的繁华留下了充满羡慕的描绘。此外,北方中原地区的涿州、真定、大同、汴梁、济南、太原、平阳和南方的扬州、镇江、建康、平江、杭州等城市经济都十分活跃。而东南沿海的上海、澉浦、庆元、温州、福州、泉州、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在元代,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如昆山的刘家港有“万国码头”之称,马玉麟《海舶行送赵克和任市舶提举》一诗极其生动的描绘了“蕃人泊舟”时码头上欢乐和繁忙的情景。
与这种经济形态中的新成分的增长相一致,社会思想也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方孝孺在《赠卢信道序》一文中指斥元代士风“习于浮夸”、“以豪放为通尚”、“骄佚自纵”,且不论其批评的基点是否正确,他把这种士风归因于元朝统治者崇尚“功利”,则有助于认识历史的真实。因为崇尚功利,社会中传统的轻商观念便有所转变。遂产生了像秦简夫《东堂老》那样以赞赏的态度刻画富商的人生理想的作品,而王义山的《金少翁传》用拟人化手法刻画金钱形象,也绝少传统道德的愤激情绪,倒流露出几分羡慕的心理。另外,在元代,还有个别士大夫为商人写传记或碑铭。这些都是城市经济发展、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的表现。
在元代,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力量比较前代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造成思想界相对松动和活跃的局面。
从表面上看,正统儒学仍在发展,程朱理学在南北地区不断扩展其影响力;甚至在仁宗恢复科举时,规定以朱熹、程颐等人的传注为经学考试的依据,使程朱理学首次成为官学。
但蒙古民族原有的粗犷豪放的性格,重视实利的习惯,并不是很快能够在这种抑制性的思想学说中得到改造;因此,他们推行这种思想学说的态度也并不十分积极。而且,元代仕出多途,科举在选拔官员方面的作用远不如宋代重要,儒士即使是进士出身,也是官职卑微,因此这种“官学”于社会思想所起的作用颇为有限,这与明清时尊奉程朱理学的后果是有区别的。同时,官方虽然利用儒学,但对其他宗教思想也取宽容态度,从整个元代的情况来看,统治者崇信佛、道,更有甚于儒教。所以汪元量《自笑》诗云:“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即道出当时儒士的窘境。
另一方面,儒学也受到来自其内部的抨击,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功利”的社会形态的影响,而分化出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思想倾向。如谢枋得《程汉翁诗序》云:“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无辞以自解矣。”乃痛感那帮道学先生高谈性命,无益于国是。又如许衡提出儒者当以“治生”为“先务”(见《许鲁斋先生年谱》),即主张经营产业,与传统儒学“重本轻财”的思想已有不同。浙东儒学的代表者王祎综合宋儒各家学说,认为“江西有易简之学,永嘉有经济之学,永康有事功之学”,都可列为“圣贤之学”(《知学斋记》),同样表明了正统儒学内在的变革因素。
更值得重视的是儒学内部叛裂出来的“异端”思想家。元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宣称自己独立于儒教之外,且著文严斥君权,对封建政治的专制本质作了大胆思考,很有进步意义。另一位“异端”思想家是元末的杨维桢,他的思想和处世方式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功利”特征有更密切、直接的关系,被“礼法士”斥为“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王彝《文妖》)。
元代社会一个重要的、与文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现象,是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而即使是曾经步入仕途的文人,其中不少人也存在与统治集团离异的心理,并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情趣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对于元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
元代的历史并不长,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文学却呈现出异常活跃而繁荣的面貌,它对于认识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向有重要意义。由于社会内部经济、文化诸条件的变动,促使文学同大众传播媒介结合,戏曲、小说成为新兴的文学样式,走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前沿。戏曲与小说,无论在题材、内容或美学形式方面,都直接受到它们的读者或观众——主要是市民——的制约,表现出世俗生活的众生相及其美学情趣,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东西,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原创活力。而传统的文学样式——诗、词、文,仍与知识阶层的生活与心理有密切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通俗文学的冲击和影响,呈现某些新的特点。元代文学的这些特征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
在元代文学中,首先异军突起的是杂剧,它标志了中国戏剧的成熟。前人又把元杂剧与元散曲合称为“元曲”,与唐诗、宋词并举,各作为一代文学中最具有特色的代表。像其他民族的文学一样,中国在其文明的早期已存在构成戏剧的诸要素——歌舞、表演及叙事形式等。然而中国戏剧在经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之后,迟至元代乃获得成熟与繁盛,则是特殊历史条件刺激所致。城市经济生活的繁荣、市民的娱乐要求的增长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外来各民族带来的文化“异质”的渗入,也有助于冲破中国固有文学观念的局限,增进对市井文艺样式的重视,杰出作家的富有创造性的参与,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当蒙古王朝统治北方以后,许多文人士大夫失去了固有的地位,生活方式出现多样化,不少“名公才人”加入了市井伎艺的团体。如“玉京书会”就是元前期活跃于大都的一个写作剧本和唱本的团体,关汉卿是其中的成员。王实甫、马致远也都可以说是专业的剧作家。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杰出作家,在宋金以来的杂剧、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发展出元杂剧这一成熟的戏剧形式。
元代的杂剧创作和演出十分繁盛。但由于古代对戏剧的轻视,这方面的资料既少而又凌乱,很难统计出作家作品的数字。从个别资料来看,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和元明之际贾仲明(或谓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等书记载,元代(包括元明之际一段时间)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一百多人,剧目七百多种。现存的元杂剧的数量,仅以臧懋循《元曲选》和隋树森《元曲选外编》所收相加就有一百六十二种。元杂剧广泛涉及元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折射出那一时代文人的精神世界,题材极为丰富。明人朱权曾把杂剧分为十二种(见《太和正音谱》),近代学者则主要把它分为爱情婚姻剧、社会剧、历史剧、公案剧、神仙道化剧等几大种类。这些分类存在相互重叠的现象,也未必精确,不过大致可以看出元杂剧的基本内容。
元杂剧一般以大德年间(1297—1307)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元杂剧高度繁盛的时期,作家、作品的数量相当可观。当时演剧活动最集中的城市是京城大都,此外在真定、汴梁、平阳、东平等经济繁荣的城市以及这些城市周围的乡村地区演出也较盛。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是元杂剧前期最重要的作家。后期杂剧作家大都集中东南沿海城市。南北统一以后,东南沿海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北方城市的地位明显降低,所以引起北方杂剧作家纷纷南下。在作家阵容、作品数量方面,后期明显不如前期,但有些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具有时代与地域的特色,如秦简夫的《东堂老》就是一例。其他重要作家有郑光祖、乔吉等。
元杂剧是用北方的曲调演唱的。在南方地区,自南宋以来还流传着一种用南方曲调演唱的戏剧,称为“戏文”或“南戏”,其体制、声腔、乐器、风格与杂剧均有不同。元代南戏仍旧只流行于东南沿海地区,繁兴程度远不如杂剧,留存的作品也很少。其中较重要的有《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它们的作者大多很难确定,题材主要依据长期流传民间的故事。其伦理意识及生活情趣更具世俗性。至元代末年,高明写出了《琵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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