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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与义许多抒写日常生活情怀的诗篇中，常常可以看到既新颖精巧、又显得自然清丽的特点，如“墙头语鹊衣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雨晴》）写雨后初晴时的变化，“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怀天经智老因访之》）写客居他乡的心理，都是如此。《雨》“燕子经年梦，梧桐昨暮非”，前句说燕子在秋日即将南去，感觉前迹虚渺如梦，后句说梧桐在雨中凋零，已非昨日之态，都是跳开一层，从景物写出自己的心情，用意是深刻的，语言却很清俊。这些都吸收了江西派之长，而避免其短处。至于下面两首诗，同一般江西诗派风格的区别更显著些：
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榆堤半日风。卧着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襄邑道中》）
山空樵斧响，隔岭有人家。日落潭照树，川明风动花。（《出山二首》之二）
在陈与义诗中，另一类感怀世变、苍凉悲愤的作品更引人注目。他在国破家亡、辗转逃难的经历中，情感上与杜甫有了直接的契合，也更亲切地理解了杜诗的精神内涵。在他逃难时所写的第一首诗《发商水道中》里，就说到“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诗”，而《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中，更痛感“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认为自己过去对杜诗的理解实是浅薄。所以，他南渡以后所写的诗中，都出现了杜甫那种忧患意识和深沉感慨的风格，如《伤春》：
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这是叹息建炎三年临安失守、宋高宗逃亡海上，并赞叹向子諲敢于抗金的诗。此外如《登岳阳楼》“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沧波无限悲”；《除夜》“多事鬓毛随节换，尽情灯火向人明。比量旧岁聊堪喜，流转殊方又可惊”，都是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错综在一起，写得慷慨悲凉。特别是七绝《牡丹》：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以十分鲜明的形象写出深深的家国之念。牡丹是陈与义故乡洛阳的名花，离乡十年，人已老去，故乡犹收复无期，所以当他凝视着异乡的牡丹时，心中的痛苦难以言说。
北宋自王安石以后，学杜诗渐渐成为风气，而随着黄庭坚的崛起，这种风气也更加兴盛。而在同时代人物中，陈与义最能得杜诗的精髓。不过也应该说，杜诗中属于唐人特有的雄壮浑厚，仍然是陈与义很难企及的。另外，由于元代方回把陈与义列为江西诗派的“三宗”之一，习惯上多把他划入这一诗派，但我们必须注意到陈与义和江西诗派之间的差异。
在两宋之交，以一种悲愤的心情感慨时事、指斥权臣误国的诗作很多。较著名的，像王庭珪有《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二首》，赞颂胡铨敢于上疏要求诛秦桧的男儿气概；理学家刘子翬（朱熹之师）有《汴京纪事》二十首，悲叹北宋的沦亡；朱弁在出使金国被扣押的十余年中，写了《客怀》、《炕寝三十韵》、《送春》等许多诗篇，抒发对故国的怀念；曹勋在出使金国的往返途中，有《入塞》、《出塞》等诗记述在金人统治下的汉族民众的痛苦处境和期望南宋王朝收复失地的心情，这些都反映着那个时代的面貌。包括以词著称的张元幹、张孝祥，也都写有类似的诗作，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二节 南宋初期的词
词经过长期的发展、题材不断拓宽，技巧日益成熟，地位也得到提高。南宋初期，它与诗歌、散文一样，已经成为文人惯用的文学体裁。而由于靖康之变的巨大冲击，文人的悲愤心态也同样反映到词的创作中来。而且，由于词的形式上的特点，它比诗更适宜于表达那种激奋的、跳荡的和变化不定的情绪。有很多记载表明，一些反映出当时社会共同心态和期望的词作，一旦问世，便广为传诵，脍炙人口。它们的社会影响要比同类的诗歌更大。这样，以感怀时事、抒写抗敌壮志为中心，词的题材和风格在南宋初期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重大变化。
张元幹（1091—1160以后）字仲宗，号芦川居士，长乐（今福建闽侯）人，北宋末为太学生，曾被抗金名将李纲辟为属官，不久随李纲免职而被贬斥。南宋初，因“避谗”而辞官。有《芦川词》。绍兴年间，胡铨上书请斩秦桧，遭到流放，当时士大夫大都畏祸钳口，只有张元幹等几个人敢于写诗词为他送行并抒发不平之慨。这首《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是张元幹词中最著名的一篇：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这首词打破历来送别词的旧格调，把个人之间的友情放在了民族危亡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来咏哦，因此写来境界壮阔，气势开张；既有深沉的家国之感，又有真切的朋友之情；既有悲伤的遥想，又有昂扬的劝勉。这些情绪纠结在一起，形成了悲壮激昂的情调，在通常尔汝呢喃的送别词中确实不同寻常。因此，尽管词中用了不少典故和前人诗句，布局简率，也有些俗套子语，但饱满的感情和流贯的气势所造成的强烈的感染力，把这些都冲淡了。这首词在当时曾广为流传，并激怒了秦桧，张元幹因此而被除名。
张元幹在北宋末年即以词著称，其题材和风格，都是属于旧有传统的。南渡以后，虽然仍有这样的作品，但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除了上引《贺新郎》外，如《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水调歌头·同徐师川泛太湖舟中作》等，都往往把对民族危亡的关注与对个人身世的感伤融合起来，写来慷慨悲凉，波澜起伏，境界阔大。
这类词在艺术上明显受苏轼的影响。张元幹很善于采摭历史典故和前人诗意，把它们与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眼前的景物风光相间交错，构成一种纵横的空间感与历史感；又很善于把心中低沉悲伤的情绪与激昂高亢的热情错综交织，形成情感脉络的起伏流动。如《水调歌头·同徐师川泛太湖舟中作》头两句“落景下青嶂，高浪卷沧州”，一是眼前实景，一是心中想象的虚景，一落一起；接着“平生颇惯江海，掀舞木兰舟。百二山河空壮，底事中原尘涨，丧乱几时休”，又是一起一落，一虚一实，把境界拓得很宽阔；下面再收回来，“泽畔行吟处，天地一沙鸥”，用屈原的典故和杜甫的诗句，写自己满腹的悲怆。下阕则承接上阕，“想元龙，犹高卧……”，用了一个典故，从高昂转入消沉，末句“莫道三伏热，便是五湖秋”，则扫尽前面的情绪，以旷然豁达、似乎不相干的话语，表现了壮怀激烈、痛苦悲怆之后的无奈心境。又如《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也同样如此，从登高眺远，海阔天空，到眼前“宿雁落寒芦深处”，再由“怅望关河空吊影”和“正人间、鼻息鸣鼍鼓”的对映，引出深深的孤独：“谁伴我，醉中舞。”下阕更时而伤心，时而激昂；时而“唤取谪仙平章看”，壮心未已，遥想古代文人飞扬的风采，时而“过苕溪、尚许垂纶否”，想高隐远遁，追随古代高士旷逸的踪迹；最后以一句“风浩荡，欲飞举”收结得飘逸超尘。在张元幹的词中，这种情绪起伏变化、视境变幻流动的作品屡见不鲜，读者由此可以深切地体验作者在当时处境下复杂的心情。
南宋初期另一位以豪放风格著称的词人是张孝祥（1132—1170），字安国，号于湖居士，乌江（今安徽和县）人。
他出生时北宋已灭亡，由于受家庭的影响，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后，即投入力主抗金的官员的阵营，屡屡上书言事，从为岳飞辩诬到献策抗金，从改革政治到整顿经济，几乎涉及当时所有最敏感的问题。因此，虽然他年纪很轻，影响却很大。有《于湖词》。
张孝祥的词作很多，其中大部分是应酬性的和咏物纪事之类的，艺术上比较一般。但他的一部分感怀时事及吟咏人生情怀的作品却很出色。前一类有《水调歌头·和庞祐父》及《六州歌头》等，以《六州歌头》最为著名：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
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
冠盖使，纷驰鹜，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张孝祥的这一类词，论情感的深沉和艺术表现的波折变化，都不如张元幹，词意比较直露，理念的成分和议论也比较多，因为他毕竟年轻，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风霜变故；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词中的情绪更显得激烈，充溢着一种猛锐的阳刚之气，所以更能给人带来振奋。
在吟咏人生情怀的词作中，以《念奴娇·过洞庭》最为出色：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
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泛舟在一片晶莹澄澈、浩渺无垠而近乎于无迹无相的世界中，词人的心灵与宇宙的永恒本质似乎达成一种默契，于是心中飘过“难与君说”的微妙感受。从词中可以明显看到苏轼前后《赤壁赋》与《水调歌头》词的痕迹，只是张孝祥写得更单纯些。
在南宋初期，张孝祥的词最接近苏轼的风格。无论是它的观照方式、宏大境界，还是流动的布局结构，都显示出他对苏词的有意效仿。不过，他常常写得过于草率粗糙，优秀之作为数不多。
南宋初期还有不少词人写出了反映时代巨变的作品，其中有些是当日的抗金名将①，如李纲有《水龙吟·光武战昆阳》等一组借咏史感怀时事的词作及《苏武令》（“塞上风高”）等，赵鼎有《满江红·丁未九月南渡，泊舟仪真江口作》、《花心动·偶居杭州七宝山国清寺冬夜作》等；有些是在北宋就有词名的文人，如朱敦儒有《芰荷香·金陵》、《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等，叶梦得有《水调歌头》（“秋色渐将晚”）、《八声甘州·寿阳楼八公山作》等，向子諲有《秦楼月》（“芳菲歇”）等。这些词或壮烈慷慨，或哀伤凄楚，但它们共同构成了南宋初词坛上以悲愤为情感基调的主旋律，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时代既改变了词人的艺术风格，也改变了一般读者的审美趣味，宋词中追求壮大雄阔之美的趋向开始变得强烈起来。正像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所显示的，即使与时事并不直接相关的作品，也开始向苏轼所开